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初探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作者：张雄

空军政治学院学报 1998年08期

　　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被逻辑地表述为历史的规律性和人的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把唯物史观的前提理解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的。（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79、31页。）可是，哲学家们在回答个人历史作用问题上，与历史学家们的不同在于：哲学侧重于探讨个人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而历史学主要回答个人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本文仅就个人作用的历史抽象形式、唯物史观对个人范畴的界定以及普通个人历史作用等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一、个人作用的历史抽象形式

　　确认个人的历史作用可追溯到个人概念的发现。据史料考证，古希腊的“prosobon”这个词，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在词源学上与拉丁语的“persona”一词相近。 最初意指宗教仪式中的面具或演员扮演的角色。后来，在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中“prosobon”这个词才开始兼指个体的社会侧面——他是他人的什么，而后来又兼指他作为个体的整体的自身。事实上，荷马时代的人还没有把“个人”当作一种内在的纯属自己的东西的概念，还不能“自言自语”。可是，在古希腊哲学中个人概念有了多样性的内涵。赫拉克利特把个人理解为“寻找自己”和“认识自己”的抽象理念；德谟克利特强调个人灵魂和道德原则的自主性；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个人内心对话的启示录；柏拉图把个人存在的本性理解为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个人到国家的发展，就是人的本性从不完全到完全的发展过程。个人概念所内含的内容大体是：（1 ）在混沌的自然和社会中个体人是万物交互作用的价值中心；（2 ）提出“认识自我”是理性对感性自我的活动的确认和整理；（3）个人的历史作用具有国家意义，从而具有社会性。

　　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人已不作为自然的生命体和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从宇宙和自然的生命中抽出来，并作为它们的主人，但是由于人犯了原罪，故只能通过上帝的智能来保持自身的超自然地位，上帝是世界一切存在的第一推动者和一切存在的最终原因，它是最完美最高贵的存在；是万物趋于自身的目的的“运动载体”。后来，人文主义的复兴和实证科学的发展，上帝的本质被还原为人的本质，人们发现，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神灵三位一体性与人有三个主要特性——“存在，认识和意志”相联系着，论证上帝创造宇宙和创造历史，本质上帝是人对混沌自然力的否定，和人对自身内在精神力量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正是近代人本主义反思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历史作用的前抽象形式。

　　个人历史作用的自我认定在近代思辨哲学的理论抽象中得到生成和认可，这种自我认定暗含着三个主要命题，即：个人历史作用的恒定性何在？个人历史作用的价值判断是什么？个人历史作用的观念形态是什么？笛卡尔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对外部世界产生极大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个体人有着“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即“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注：《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上卷第369—370页。）这种怀疑思想的恒定性决定了人的内在精神的不安分，从而导致每个个体的人向外部世界干预。与笛卡尔不同，康德注重个人历史作用的价值判断。他指出，个人有着双重含义：第一，作为思维主体，它是纯统觉（能反思的“个人”），具有认识的表象意义；第二，作为内部感觉的客体，它本身包括使内部经验成为可能的许多规定。人的良心不仅要求人有经验的“自我”表象，而且还要求有另一个人的形象。这另一个人“可能是现实的人，也可能是理性给自己创造的理想的人”。（注：《康德著作集》6卷本， 莫斯科版第357、356页。）从而，个人的活动就超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范围，而具有价值观的、社会道德的侧面。个体必然要把自身活动的行为和影响同独立于他的绝对道德法律相对照，它的历史作用永远超脱不了社会道德的评价。思辨哲学大师黑格尔用缜密的思辨逻辑论证了个人历史作用的抽象观念形式。他认为，实在的人的“自我”是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体，他的生命就在于能把自己的个体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使自己成为“现象”，（注：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81页。 ）个体性在活动中与共同性相融合，形成“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2页。） 个人的历史作用若不包含个人向他人、个人向社会过渡，它只能是“一种囿于自己和凡人琐事，只会孵育自己的极其贫乏也极其不幸的个人”。（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50页。） 黑格尔通过对自我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来揭示个人历史作用的抽象观念形式：第一阶段，“单个自我意识”，它只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并承认周围世界的无限性和自己的渺小性，结果导致个人与世界不谐调，力求自我实现。这是个人投入创造历史活动的精神发动时期。第二阶段，“承认自我意识”，其前提是人际关系的产生。人意识到自己是为他人的存在，并力求达到相互承认的心理过程，个人的历史活动是社会人际关系的产物。这是个人投入创造历史活动的参与时期。第三阶段，“全体自我意识”，意指相互作用的“自我性”包容着“家庭、乡里、国家以至一切美德——爱情、友谊、勇敢、诚实、荣誉”等共同原则。（注：黑格尔：《哲学全书》莫斯科版第3卷第248页。）它构成了社会“道德实体”。这是个人的历史活动向社会历史活动的转化。黑格尔的考察虽然是唯心主义的思辨的抽象，但其中有一个闪光的思想：个人历史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有规律性、有阶段性的过程。它不仅与个人的生命途程相适应，而且与世界历史的途程要适应。个体发现“自我”不是通过内省，而是通过他人，通过从个别向全体过渡的交往和活动。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科学地阐明个人历史作用的社会本质。正如列宁指出的，“‘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属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早已肯定，而就社会方面来说则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389页。）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历史作用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概念内化，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历史的、实践的产物。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经济关系，决定了不同时代个人历史作用发挥的广度和深度。个人历史作用的社会本质具体体现在三种历史形态中。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这段话表述了三个思想：其一，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社会的血缘关系制约着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历史作用没有独立自主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血缘关系使个人与社会结为一体，个人不是公社的独立成员，而是作为有机整体的一个粒子。这种包容性既是共时的（个人的命运与他有着血亲关系的人群共同体命运分不开），又是历时的（他感觉到自己是历代祖先的一个粒子）。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体，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体，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集体……”。（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这时，个体在任何行动中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主体。其二，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形态下，虽然社会的血亲关系已不再构成对人的发展起直接支配的作用，个体人的存在及其作用已被承认。但是，人的独立性的发展受到物的纠缠，“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注：《马恩全集》第42卷第263页。）人被物所异化，个人历史作用的发挥受到雇佣劳动为中轴的私有制社会的制约。这是因为世界的“私向化”及其对个人本质发展的压抑，使得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社会压制并同化个性，把个性纳入无个性的标准化角色和关系系统（异化）。人的一切社会成功都意味着他作为个人的失败，表面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却是成功的。所以社会与人的异化，最终导致个人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创造历史活动兴趣的丧失。其三，在产品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由于消除了人的异化现象，个人历史作用的发挥随着社会关系的解放达到了“个人全面发展”的高度。这是因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社会为每个成员充分发挥自身才能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条件。那时，每个人的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唯物史观对个人范畴的界定

　　对个人范畴的界定，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的各种重要和持久的心理特征，反映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社会学注意人的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反映一个人稳定的生理、心理素质和社会行为等特征的总和。唯物史观不是研究个人具体的，可感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而是从历史的主体性、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的角度，去阐明个人的历史作用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揭示这一范畴的内涵。

　　个人是历史主体的个体形态。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88页。） 在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人并不是人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数量无限的个人实践力量的总和。离开了个人，“人”不过是空洞的概念抽象。历史只有通过个人的活动才能显示出它是属于人的存在。个人是历史主体表现在个人实践活动中的自身存在，历史的主体必须通过个体形态才能确证自身的现实性和具体性。他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注：《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3页。）个人与历史主体的辩证关系是：一方面，个人代表着历史主体的总体性，每个人都包含着主体的一般性质，另一方面，历史主体又是通过个人的个体形态折射出自身的一般规定性。承认个人是历史主体的个体形态，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一个显著标志。唯心史观在考察个人的历史作用时，割裂历史主体与个人形态的关系，要么否认主体的个体存在形态，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反自然的精神存在物的产物，从而否定由个人聚合成的社会主体的作用。要么否认个人内含历史主体一般性质的特点，把历史看成是单个人行为活动的产物，否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原则。

　　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注：《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2—123页。）个人之所以是社会存在物是因为：第一，个人的存在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制约，自然虽然赋予个人存在的感性前提，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但是，每个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在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联系起来，这样，他们并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存在。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存在。第二，个人是差异性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体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注：《马恩全集》第3 卷第86页。）这就是说社会规定了不同个人有着不同社会关系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并非来自个人的生理素质，而是由于个人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即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分工把社会关系通过不同的个人加以人格化，从而表现了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同时也确证了个人不是孤立的原子，而是整个社会缩影。第三，个人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个人间的交往活动实际上属社会性质的，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以前，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和他们创造历史活动之所以具有自主性，主要是与生产方式或内部的有序性相关联。当生产和交往的社会条件已变成束缚他们自主活动的桎梏，即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时，个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将随着社会革命的到来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所以，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363页。）

　　个人按对历史影响作用的大小，被划分为普通个人和杰出人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都会对历史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对历史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

　　三、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

　　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它是唯物史观一条重要的原理。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注：《马恩全集》第21卷第342页。）他所说的“每一个人”、“按不同方向活动”、“各种各样影响”，就是肯定了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它是构成整个历史活动的基本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特别强调这一原理是唯物史观与历史学中新学派的重要区别。他说：“历史学中新学派的拥护者认为，无论有怎样的‘原子’，历史始终只能循着它实际经过的那条路线进展。他们竭立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却把历史人物特点的意义完全忽略过去了。照他们那样说来，历史事变仿佛丝毫也不会因为能力大小不一的人物交替而有所变更。我们一旦认可这样的假定，就必然要承认个人成分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走极端，根本没有为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一部分真理留下余地。”（注：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5页。）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只承认历史自身发展的“一般原因”，而忽视个人成分的作用，历史事变的变更离不开普通个人的作用，这是同恩格斯的观点相一致的。

　　为什么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对于整个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呢？恩格斯解释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综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注：《马恩全集》第37卷第461—462页。）多种单个人的意志内含着普通个人的意志，尽管彼此冲突，但是多样性普通单个意志的融合，构成总的合力，就是历史。每个普通人对历史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他们的意志不等于零。

　　普通个人参与历史活动的意志之所以不等于零，首先是因为普通人的情欲、需要的存在不等于零。这种需要被纳入历史总体发展的需要中去，构成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已往之所以不重视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把普通个人视为低级、卑俗的只追求物质本能需要的动物。对普通个人的情欲和需要的否定，实质上是对人自身本质的否定。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满足个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注：《马恩全集》第42卷第37页。）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看作是人的本性，与人的本质是同一的。他和恩格斯共同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而必须投身于生产；第二个事实是：得到满足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又引起新的需要。因此，普通个人所追求的需要与历史发展的前提是一致的，这是全部历史活动的根据。正是这种需要，推动着普通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普通个人参与历史活动的意志之所以不等于零，还在于普通人所占据的社会分工位置不等于零。分工的多样性给历史发展带来了多种色彩，带来了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多种差异。马克思指出，普通个人与杰出人物的出现，不是分工的原因，而是分工的结果。“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人工掘成的。”（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124页。）尽管不同的社会分工带给人以不同的智力差别，但不能因为注重普通人与杰出人物的智力区别，而否定导致这种区别的社会分工本身存在，这好比强调乐队指挥的作用，而不能否认乐队普通成员的作用一样。马克思十分重视普通个人的社会分工与整个社会总分工的关系。他在《资本论》中，用“协作”的概念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普通个人的劳动通过协作“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注：《资本论》第1 卷（上）第366页。） 虽然普通个人所占据的社会分工有时尽管显得那么单调和微不足道，但它仍然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和链条。

　　普通个人参与历史活动的意志之所以不等于零，还体现在普通人在社会互动关系网络中的作用不等于零。社会学结构与角色理论家们认为，社会是各种不同的相互联系的网络，普通个体在这种网络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占有一个位置。每个个体都按自己的期望而行动，整个社会就是由许多占据不同地位和期望的个体所组成的网络，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著名的社会学家乔纳森把社会普通个人的角色的作用与舞台上的戏剧演员进行类比：每个演员扮演一定的角色，社会中每个行动者则占据着某种位置，戏剧演员得服从导演的命令，社会中的行动者必须听从掌权人物的支配，又如演员应了解观众，社会中的行动者也须扮演观众或“一般他人”（普通个人）的角色，等等。总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扮演着不同角色，具有不同技巧和风格的普通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既然普通个人参与历史活动的意志不等于零，那么，他们的历史作用又突出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普通个人也可以干出伟大事业。普列汉诺夫认为“伟大”概念具有相对性。他说：“不仅仅是那些‘创始人’，不仅仅是那些‘伟大’人物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凡是愿用眼睛来看，愿用耳朵来听，愿拿一颗诚挚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场所。‘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从道义方面说，每一个如圣经上所说愿意‘为朋友舍命’的人都是伟大的。”（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40页。）这就是说伟大事业不仅为那些伟大人物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活动场所，而且还为那些被人们称为“凡夫俗子”的小人物提供对历史作出伟大贡献的广阔空间。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极其深刻的哲理：伟大并非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平凡之中见伟大，普通个人也可以干出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业来。“伟大”是一个价值判断，伟大事业是人的价值在社会关系方面具有较高品格的确认。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价值就越高，从而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伟大的相对性在于，价值判断中质与量可比的相对性，有的事业对于历史发展有着质向转化的作用，它效果明显，活动主体的行为和思想容易被人们承认。有的事业对于历史发展虽然不直接影响质向转化，但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必要的量的积累，活动主体尽管没有外在形式的轰轰烈烈，却以源源不断的默默奉献的精神，为历史发展的长河倾注了一桶桶智慧的汗水，这仍具有伟大的意义。可见，伟大并不在于身居高位，而在于对历史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一个普通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多么平凡，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是伟大的。

　　第二，普通人物为历史输送杰出人物。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由普通个人发展而来的，他们既不是上帝的特别宠儿，也不是特殊生产基因遗传的结果。他们都是有着普通凡人的生活经历，并从普通凡人的队伍中走出来的。普列汉诺夫曾指出：“谁也不会想到十八世纪末法国曾有过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律师、小贩和剑术教师，原来是些可能的军事天才哩。”（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2页。）普通人物能为历史输送杰出人物的主要根据在于：其一，普通人物与杰出人物有着生命发展的延续关系。任何杰出人物，首先是普通个人的存在，尔后发展为普通人物的特殊形式——杰出人物。其二，普通人物活动场所是杰出人物的诞生地。为什么有的普通个人能成为杰出人物，而有的人则不能？关键在于有些普通个人擅长在周围生活环境中自觉地提升和优化自身的素质，对环境的挑战较为敏感，有着战胜自我与环境的自决能力。善于从一般中窥视个别，从普遍中寻求特殊。其三，普通人物的可比性素质为选拔、识别、鉴定杰出人物提供了客观尺度。杰出人物的“杰出”并不在于他有特异功能，而是他在普通个人所具有能力的基础上拥有某种优势的能力。这种能力的鉴别有的是普通个人之间自发的认可过程，有的则是通过科学手段的测试来认定的。弄清杰出人物与普通个人之间的源和流的关系，对自觉造就和输送大批杰出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避免把杰出人物“神化”，而且会使普通个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

　　第三，在信息时代，普通个人对历史发展有着“超常性影响”作用。本世纪八十年代，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引起了世界范围科学家们的思考，几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引起全世界范围生态环境被污染的不良后果，促使人们认识到不能忽视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已往认为普通个人对历史的影响，不能产生当下的轰动效应，不会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当今，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普通个人在某种实践环节中，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手段，通过对实践客体的干预，可以产生整个历史发展的大空间效应，即突发性的普通个人的微观行为效应产生了社会宏观的效应，这就是普通个人的“超常性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越来越使得社会分工的一体化，由于操作过程的电脑化，越来越显示出每个生产环节的不可替代性，一个微小的电脑失误，将会导致整个宏观工程的毁灭。美国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发射的失败，就是个例证。如果说，在人脑中，生产的系统结构有轻、重层次的划分，那么，在电脑的线路中，每个程序和环节都是不可替代和不可缺少的，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整个宏观结构。因而一个极普通的生产环节的微观效应，也可能产生重大的宏观效应。另一方面，从系统观念来看，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即使是某种个别和局部的现象，也可能对某种它在系统的参数产生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其影响最为明显和重大。总之，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科学的细微性和系统性都已放大了，普通个人行为的微观效应，可以产生“超常性影响”作用，愈来愈凸显。承认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唯物史观关于历史主体作用及群众的历史作用的理解。历史的主体要通过它的个体形态得到证实和发展。如不研究个体形态的性质、功能，历史的主体活动就不可能体现出多样性的统一。历史主体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群体的作用，而群体首先是作为普通个人的总体而存在的，忽视对普通个人历史作用的考察，对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解必将陷入空洞的抽象，即无实体的历史主体的抽象。这就极易在实践中被人们主观任意加以歪曲或取消。事实上，普通个人价值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作用发挥的大小，本质地影响着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承认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在实践中尊重普通个人的价值，确认普通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以激发每个社会公民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主人翁感。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每个公民素质的发展，为此，国家应当尽量为每个普通公民提供足够的学习环境和工作条件，尊重他们的价值，发展他们的才智。作为普通个人来说，应当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体的一个成员，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一切没有社会主体感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介绍：张雄 本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