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的滋味_成长的滋味

　　山西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立秋》从2004年4月27日首演至今，三度晋京，四下“珠三角”、东进“长三角”，演出近240场，观众达18余万人次，票房收入500余万元，创下了近年来中国话剧界演出的奇迹，在各个阶层和不同年龄的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该剧获得了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审美品位，是《立秋》这部作品在当代中国话剧创作群体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引起震撼的，是这部作品中悲剧性的戏剧冲突设置，以及在这种冲突中张扬的那种担当精神。此剧没有选择晋商上升时期的过关斩将、建功立业作为表现题材，而是通过晋商发展至衰亡之时悲剧性的过程描绘，揭示了丰德票号这一特定团体在新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面前不可抗拒的败亡命运。然而，在直面这一史实的冷静中，创作者却没有让观众感到悲观消沉。他们找到了一个不是平面地进入历史，而是站在超越历史的层面上来审视历史的立足点。
　　创作者没有孤立、静止地去把握晋商，而是将其放在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坐标中进行动态和辩证的描写。时代的变迁，时局的动荡，历史的要求，现代银行的崛起，使得称雄天下500年的丰德票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们曾经为之骄傲、自豪的遵祖守制等经营理念，传统商业机制先天性的故步自封，包括他们在管理结构、用人机制、分行跨地区运作方面等的弱相和缺陷，都被醒目地暴露、放大出来，成为加速自身灭亡的砝码。而且，他们越是努力，就越是远离目的地。这种悲剧性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无论是许凌翔捐出自己的票号股份，马洪翰舍弃房产地产，还是老太太出人意料地拿出60万两黄金的窖藏，都无法改变它必然消亡的命运。选取这个角度，就把戏的内涵推向了反思历史文化的层次。它让我们更加冷静地拉开距离来回头看待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看到它在时代面前不得不没落和垮掉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使今天的人面对新的形势，去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
　　值得称道的是：创作者否定丰德票号的落伍，却没有把它所代表的晋商文化中所包含的精神成果一并否定，而是给予了认同和弘扬。作为中国5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晋商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曾经创造的灿烂文化，曾经信奉的敬业精神，都在剧作中得到令人信服的展示，尽管这种展示也是悲剧性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在丰德票号中，经商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财富，而是锻造人格的途径，是人生的一种境界。马洪翰的勤勉治业，严谨持家，马老太太的大义凛然，铁肩道义，以及“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马家祖训，特别是丰德票号的全体成员不惜倾家荡产，也要“纤毫必偿，一诺千金”的那种对于悲剧的担当精神，使得丰德票号所代表的晋商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了我国讲信重义的儒商文化传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内核的一种聚焦和写照。
　　这种立意，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人物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刻画而体现的。其中，最有深度的是二号男主角许凌翔的形象。作为丰德票号的副总经理，他已经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已经知道应该如何选择，但面对这种选择，他却不得不去遵循几百年来晋商文化所赋予他的传统文化积淀而远离它。他必须恪守和完成丰德票号和自身的精神形象，他宁可放弃他的理性选择来完成他所承接的“诚信”二字，来成就票号的声誉。这一形象的作用和魅力，从立意上来说，是辅助马洪翰形象起到了点题的效果；从形象的角度来说，则在于揭示了人的情感形态与其认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揭示了人类情感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同步不同形的呈现状态。先行者的寂寞，新事物从旧泥塘走出时的拖泥带水，晋商精神传统强大的感召力量，都在这一人物形象的清醒、犹豫和选择中得到阐发。
　　戏剧结构处处回护了主题立意的需要。剧目自始至终围绕一个主线发展：人物的精神趋势。剧作涉及到了马家的许多故事，女儿马瑶琴被关在大院绣楼上六年不能下楼，女婿昌仁留洋后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省亲时带回了新的女朋友，儿子马江涛离家出走唱戏，父子相见而不相认……这些故事的辐射面相当宽广：时代发展、环境变迁、社会转型、家庭矛盾、年轻一代与老一辈的冲突，旧时代如何长入新时代，新时代如何摧垮旧时代等等，但是，创作者关注的焦点，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一种历史精神，因而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留下来，还是走出去”的二元对立设计而进行。剧作也没有具体地解析晋商消亡原因，争论银行和票号的先进性，或是对人物进行好坏、对错等纯净化处理，而是确立一个宏阔的现代视野，揭示历史趋势的必然性、深刻性和复杂性，并由此而体现出一种开放的、积极的、进取的时代精神，实现古今普适精神的互相阐释。这种把握，不仅使观众真切听到了历史行进的脚步声，而且感到了创作者进行历史反思和体悟的当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