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十人案]周润发在好莱坞的十年

　　1947年，美国好莱坞发动了一场臭名昭著的追捕共产党人的活动作为“好莱坞十人案”的辩护律师之一，巴特利・克鲁姆与白宫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他自杀后，其女渐渐开始了解那影响她父亲一生的斗争包括与FBI(美国联邦调查局)鲜为人知的故事
　　
　　
　　辩护律师神秘自杀
　　
　　父亲自杀的前一天晚上，母亲举办了一次晚宴聚会。当然，这个聚会没有记录在随他死亡的报道畔事实上，父亲服了一整瓶药自杀，用威士忌带下去。那时，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妈妈打电话给报社的某个神秘人物，叫他不要声张。我父亲的法律工作中，他处理过很多案子中国移民案、未婚妈妈案、因拒签忠诚誓言而被不公平解雇的老师案等等，但是这一切都终结于好莱坞十人案。
　　
　　1947年冷战开始时，因恐惧共产主义而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政治迫害，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有六名律师为当时被指控用电影进行反美宣传活动的十位好莱坞编剧和导演进行辩护，我父亲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1947年，我们的麻烦从电话开始了。我们在旧山的家里有好几部电话，有时它们会同时铃声大作，而有时又都一声不响，偶尔只有一个电话响，我去接，没人说话，挂了后又响起，我接了投入应答。我们向电话公司投诉，修理工来了，可电话还是不灵。父亲告诉我，他已经和白宫一个总统助理说了，他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人检查过了，保证我家电话不会坏了。一天早上吃早饭时，父亲对我说他被一个“可疑的人跟踪，他看起来像联邦调查局的，显然他是一个特工。”
　　1947年，美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共浪潮，成千上万像我父亲那样正直的人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和组织而受到迫害。二战时期和苏联结盟的事早已过去，现在俄国早已被看作是“红色敌人”。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发动他的联邦工作人员忠诚和安全计划，上万名联邦工作人员回答了“忠诚”调查问卷并按了手印。在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帮助下，对可疑的调查开始了，一些有嫌疑的组织也被记录在案。
　　我父亲说过，“忠诚计划使美国公众认为那些在政治上分歧的就是罪犯。”同年3月，劳动党秘书刘易斯・B・斯切维勒贝奇提议共产党在美国为不合法组织，父亲立即拟文宣布这个提议不仅是“违反宪法的，而且是完全愚蠢的。”他又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事”，他竭力建议美国共产党人要通过否认被苏联控制来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父亲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律师指导委员会对抗FBI，他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电波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抵抗来自洛杉矶广播台的六个新的分析家和评论者的错误指控，因为他们散布“红色诽谤和宣传”。
　　
　　为了跟上自己狂乱的步伐，父亲用药片和酒精来补充力量，但他从不会看上去像个上瘾者或醉酒者。他和曾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经纪人罗件特，肯尼，他们一起研究非美调查委员会审判结果的对策。
　　
　　好莱坞掀起“反共”浪潮
　　
　　9月份，“非美调查委员会”传了45个人出席在华盛顿的公开审判，并对他们的政治信仰进行验证。第一组由“友好证人”组成，包括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和动画大师沃尔特・迪斯尼。第二组由“自由党人”和左翼编剧、导演、制片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后来被称为“不友好的19人”。他们分别是：制片兼导演赫伯特・比勃曼(《地球之盐》)、导演爱德华・德米特里克(《火力交叉》)、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 (《西线无战事》)、导演欧文，皮切尔 (《红衫泪痕》)、导演罗伯特・罗森 (《当好奸雄》)、制作人兼作家亚当・斯考特、德国剧作家伯托特・布兰奇特、(此人于1933年逃离德国)、演员拉里‘帕克斯(《乔逊的故事》)、剧作家艾尔瓦・贝斯(《你的关怀》)、剧作家莱斯特・克尔(《目标波曼》)、剧作家理查德・克林斯(《苏俄之歌》)、剧作家高登・哈恩、霍华德・克奇(合编《卡萨布兰卡》)、剧作家小瑞恩・拉德尔(《年度女土》)、剧作家约翰・霍华德・劳森(《血雨腥风》)、剧作家阿尔伯特・马兹(《裸露的城市》)、剧作家萨缪尔・奥尼兹(《危机时刻》、剧作家沃尔都・萨特和达登・奇姆伯。
　　
　　他们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这些非美调查委员会都知道，因为共产党的好莱坞秘书就是FBI的情报员。除了布兰奇特，19人中两人――爱德华・德米特里克和亚当・斯考特――要求父亲当他们的律师时，父亲当即就答应了。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父亲他们曾经是共产党，但今后不再是了。父亲问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并不违背美国宪法，但是要求公民揭发他们的政党的成员就违法了。
　　德米特里克和斯考特当时刚刚完成一部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美国影片《火力交叉》。他们仅仅和父亲进行了简单的谈话，他们的案子只是父亲正着手处理的很多不同类型案件中的一个。父亲一直忙着处理其它的事情，以致于没以参加9月份在洛杉矶进行的19人的一系列调查会议，但他参加了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家里的一个集会，和其他律师商讨对策，包括律师查理・凯兹、马丁・帕普和本・马格里斯――所有律师协会的重要人物，还有罗伯特・肯尼――当时的律师协会主席。
　　会议气氛激烈，每个人都同意一起合作，分享收益。他们认为自己最终会赢，也许在委员会面前会输，甚至在审判中和初级上诉法院也会输，但在最高法院处一定会胜。他们已经和法官乌戈・布莱克和弗里克斯・弗兰克福特形成了铜墙铁壁，他们到时一定会支持好莱坞19人。
　　
　　选择一个法律对策是很关键的。他们都想指控“非美调查委员会”，用宪法来剥夺它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回答问题达到这一点，但这会妨碍他们向公众展示他们的案子。还有一个同样极端的方法是承认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很多案子都有这种情况，1940年史密斯法案已明确不可再指控共产党鼓动推翻政府。
　　我父亲建议：每个人就实话实说。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完全公开你的信仰和政治历史，别人就没机会诽谤你。他又说，这样的方法一定会引发真正的政治和道德关注。艾尔瓦，贝斯支持这个方案，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服役，支持忠诚主义者。他是个共产党员，并以此为荣。罗伯特・罗森也赞同我父亲的想法，他后来对他妻子说：“我就想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去他妈的!”
　　父亲和两个支持者遭到以本，马格里斯为首的其他律师的反驳。他们认为最聪明的方法是援用“第一法案”――它保证公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而“美国调查委员会”则侵犯了这一权利。在他们最终决定靠“第一法案”辩护后，贾利・帕克斯要求所有决定都不得署名，如果有人间，“你是共产党员吗?”，要求一律拒不回答，除了间接的。大家都同意了帕克斯的要求。
　　真正让父亲担心的是19人中大部分似乎更愿意妥协，他原以为这19人是亲密的相互信任的朋友，但不久他发现即便是他的当事人德米特里克和斯考特也不能在一起呆上一个晚上，尽管他俩已经合作了两部电影。
　　事实上，这19个人是不同性格的不团结的一群人，有夸夸其谈的――约翰・霍华德・劳森――他是共产党好莱坞分部的头，还有性格温顺的非共产党员作家霍华德・克奇，他的一部描写一位大使在俄国经历的影片被“非美调查委员会”定性为“红色宣传”。
　　
　　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
　　
　　1947年整个九月和十月，父亲和其他律师一直在忙于这个案子。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公众的支持，所以他们帮助好莱坞剧作家菲利浦・杜南和奥莱克德・诺克斯建立了“第一法案委员会”，用来反抗“非美国调查委员会”和它的调查。杜南说：“我们想尽可能扩大辩护范围，把中间人和保守人都拉进来。我们不仅要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地位，还要支持他们的宪法权利。它也同样为所有被诽谤的人，无论是不是共产党人。” 　　“第一法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好莱坞如期举行了，它吸引了电影业的许多著名人士，从弗兰克・辛纳特拉到裘蒂，迦伦。虽然信仰不同，但每个人都露面了，这是一场捍卫宪法的正义斗争。有5000人一起为这19人和他们的代理人鼓劲，并：为辩护筹钱。“我们都很乐观，”一位参与者几十年后回忆说，“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的事业将会被毁掉。”
　　审判前一周，这19人登上一列去往华盛顿的火车。在五天的行程里，马格里斯在我父亲和肯尼的帮助下，做了全面的调查。这些律师又检查了给这19人准备的每一个书面陈述，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你们记得，”德米特里克说，“我们的目标是打倒那些王八蛋!”
　　在华盛顿，19人和律师们多次开会，“好吃的食物，昂贵的酒饮，一茬接着一茬，”父亲说。大家担心一定会被窃听，为了能商讨策略，他们就打响指以防FBI的设备能窃听到他们的谈话。一次，女演员尤达・海格路过这儿和我父亲打招呼，祝他们好运，她发现拉里・帕克斯、杰克・劳森和霍华德・克奇一个劲打响指，像疯了一样，中了邪。
　　不久，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逊与我父亲、罗伯特・肯尼、查理‘凯兹和本・马格里斯开了个特殊的会议。父亲后来写道：“肯尼是首席顾问，他解释了我们的观点，无论是电影工业，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们必须抵制来自黑名单的压力。如果这19人上了黑名单，上百个其他作家和导演就会有麻烦。”
　　
　　和其他律师一样，父亲相信在最高法院面前他们会赢得宪法诉讼，但这要拖上几年，他们想确保案子诉讼前这19人不会被踢出电影界。在会议结束时，肯尼指出了一个由“非美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消息，说约翰逊已经同意清理自己好莱坞的家――一种自我洗脱。“这篇报道是胡说，”约翰逊气愤地说，“只要我活着，我不会那么做!”我父亲跳了起来，拉起约翰逊的手，大声说，“我知道你被诬陷了。”这19人放松了下来，但还不完全相信。沃尔都・萨特若干年后告诉我：“我们不会那么幼稚，以前已经有过黑名单，但我们还是认为这些制片商会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压迫斗争。”不幸的是，这是可疑的，后来当约翰逊出现在委员会前时，有人反过来揭发他已秘密答应和委员会全面合作了。
　　
　　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1947年10月20日，在老白宫的办公大厦里，白宫“非美调查委员会”对好莱坞的审判开始了，1000多个妇女挤着观看将要前来出庭的电影明星，比如《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罗伯特・泰勒和两届奥斯卡影帝贾利・古柏等。还有好几百人排在大厅里等候开庭。
　　室内换上了特别亮的灯，有大约100名记者，还有摄影记者对着证人席。上午九点五十分的时候，委员会主席小巴尔・托马斯宣布大会开始，三位委员会成员包括理查德・威尔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国会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已经各就各位，其中首席调查委员是罗伯特・E・斯特普林。
　　在证人出庭之前，父亲和肯尼告诉托马斯，他们准备为19人辩护的基点是这场调查是违反宪法的。肯尼说：“这个委员会没有宪法和权力的……”托马斯打断了他：“请问你的姓名?”当肯尼自我介绍后，托马斯告诉他，他的当事人要等到下个星期才审判，他可以那时再细说。我父亲走上前说：“请允许我问一下，我们有权复查吗?”托马斯瞪着他：“目前你不可以再问问题，请坐!”
　　最先出场的是杰克・华纳。他说出了十几个有“非美倾向”的人，包括编剧克里福德・奥德斯和小说家爱尔德・肖，都是美国剧作协会的成员。不过，华纳承认他说出的这些人都是道听途说的。跟在他后面作陈述的是导演山姆，伍德，问他，是否怀疑过约翰・霍华德・劳森是共产党员。他说：“如果是，我一点也不知道。”
　　大部分“友好证人”相信很多作家都是共产党员，尽管他们没有证据。当问及19人中的莱斯特・克尔是否加入共产党时，作家墨里斯・瑞斯基德说：“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我认为甘地就不是印度人。”其他“友好证人”陆陆续续出来作证，包括电影明星乔治・墨菲、贾利・古柏、阿道夫・孟郁和罗伯特・泰勒等。
　　接下来，美国演员协会的主席罗纳德・里根来了。他给了“非美调查委员会”大量他与协会的共产党斗争的例子，他证明共产党人多年来参加了很多暴动。里根没有说的是早在前天晚上他便已排练过这次出庭的内容，他从1943年起已经是 FBI的情报人员了，但直至他成为美国总统，才被揭开真相。里根作证的最后说：“如果美国人知道真相，他们就不会犯错”，这是托马斯主席授意的，“让美国人民知道真相，尽我们所能让美国纯净，这就是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
　　审判过后，每个人都打电话到好莱坞，试图说服尽可能多的电影明星到华盛顿给19人以人道主义的支持。父亲感到国会参与进来很重要，所以在华盛顿的头一周，他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寻求议员的支持，他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失败的战斗――大部分政客不敢上前。
　　让父亲烦恼的是还不止这些，霍华德・克奇突然决定――作为一个非共产党人――他再也不想牺牲他的事业保全其他人，他决定向“非美调查委员会”公开作证。他的决定让其他共产党律师很担心，争执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克奇的妻子和朋友劝说他要对19人忠诚，否则就离开他，他才同意保持沉默。
　　
　　一波三折的审判
　　
　　第二周的审判开始时，我和弟弟在新闻中看到父亲一再要求对“友好证人”复审，但总是被驳回。我们在其它的新闻短片中看到父亲抽烟、皱眉，他去下眼镜，又戴上，又点上烟，特别是在约翰・霍华德・劳森生气地和托马斯对喊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无法放松的。劳森是第一个“不友好证人”，当他不回答任何有关政治信仰问题时，被警察拖了出去，他大喊：“你们用希特勒的老办法!”和劳森一样，达登・奇姆伯也试图读他准备好的陈词，委员会坚持要他说“是”或“不是”，然后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奇姆伯回答：“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只有傻瓜或奴隶才一直说‘是’或‘不是’。”当他被拖出审判大厅时，他大喊：“这是美国集中营的开始!”托马斯回道：“典型的共产党作风!”
　　听证会又继续了四天，“不友好证人”继续受伤害，声名被扭曲，后来父亲告诉我们“能够感到人们已经失去了对我们的同情，托马斯大喊大叫，而这19人也和他比着叫，以牙还牙，如果他们能够更镇定点，会更有效。”
　　爱德华・德米特里克在上庭前，和亚当・斯考特慌慌张张地见了我父亲，德米特里克后来回忆说：“听证会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不再抱有幻想，我撑不下去了，我告他们，‘我只想站出采说出真相，斯考特也一样。’”在法庭上，德米特里克试图解释因为违反宪法，他不能回答有关他政治方面的问题，却被因此认为蔑视法庭。斯考特也一样，他们只出来几分钟就被迫下去了。
　　伯托特・布兰奇特是最后一个“非美调查委员会”审查的证人，他被问了三遍是否是共产党员，他回答：“不，不，不，不!我只是这个国家的过客，我不想卷入任何法律纷争，所以我尽我所能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不是共产党员。”托马斯主席很高兴：“非常感谢，布兰奇特先生，你为证人做了好榜样。”
　　事后，布兰奇特满脸苍白，出着冷汗，他立即和莱斯特・克尔钻进出租车跑了。克尔回忆说：“他非常激动。他想知道我们是否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能原谅他。”他知道自己不诚实，懦弱，就像他创作的很多角色一样。布兰奇特口袋里装着护照和飞机票，第二天晚上他就去了巴黎。 　　听证会在布兰奇特作证后结束，有十人被审，因为他们在庭上公开指控“非美调查委员会”的非法行为。他们分别是艾尔瓦・贝斯、赫伯特，比勃曼、莱斯特・克尔、爱德华・德米特里克、小瑞恩・拉德尔、约翰・霍华德・劳森、阿尔伯特・马兹、萨缪尔・奥尼兹、亚当・斯考特和达登，奇姆伯。1947年11月24日，众议院宣布这十人“蔑视法庭”，并因此被起诉，这是“非美调查委员会”一个巨大胜利!
　　黑名单开始了。
　　
　　最后的结局
　　
　　这就是轰动全美国的“好莱坞十人案”。
　　刚开始，每个人都对“非美调查委员会”的伎俩很气愤。后来，形势急转而下，抗议声被迅速淹没在告密者的乞怜声中。被吓坏的好莱坞从业人员纷纷到委员会去表示悔过和改变信仰来洗刷自己，并且大肆检举别人，以免被划入黑名单，从此失掉在电影业工作的机会，大家认为只有牺牲这十人才能阻止“非美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迫害好莱坞。电影公司和十人中的五人解了约，没有赔偿，他们都不允许再工作，除非认罪，并发誓自己不是共产党。
　　奇姆伯被米高梅电影公司闲置一边，并拒付属于他的六万美元的片酬。拉德尔则被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开除，而德米特里克和斯考特在被解雇后，乘火车到旧金山来见我的父亲，父亲同意继续为他们代理。他们三个来到俱乐部喝酒，没人和我父亲说话，有人甚至转过身背对着他。德米特里克说他很抱歉让我父亲卷入这个麻烦，但父亲说：“没什么，会好起来的。”但是，事情并不好――对我父亲和他俩都不好。父亲开始频频接到骚扰电话和仇恨的信。
　　1949年6月，因为拒绝说出名单，并用第一法案为同党同志掩护，华盛顿地方法院对“好莱坞十君子”下了拘捕令。十人不服，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却被驳回。共和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狂叫着要驱逐渗透到电影领域里的共产主义思潮。1950年6月，警方的囚车带走了这十人，他们分别被判了一年或六个月的监禁，并且每人罚款1000美元。与此同时，“非美调查委员会”加紧了对好莱坞电影人士的控制与迫害。一本叫《红色渠道》的小册子开始收集好莱坞的黑名单，委员会不断对黑名单上的人进行盘问。
　　“非美调查委员会”接着在1951年举行了第二次审讯，被传去受审的多达90人。这次审讯成果更“辉煌”，有一位电影编剧居然供出了126名他认为是共产党的人，创下了狂想作证的最高记录。审讯结束后，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黑名单，共324人。这些人不仅无法在电影圈找到工作，连广播和电视界也无立足之地。当然，在严刑逼供中也有屈服的，像“好莱坞十君子”中的德米特里克。他在监狱中发表声明，恶毒攻击共产党，并在出狱后又提供秘密证词，告发了许多美国共产党员和参加过进步活动的人。虽然德米特里克靠叛卖同志洗涮了自己后继续当导演，但他之后拍的十多部影片全部乏善足陈，他也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这场政治迫害运动中，好莱坞的编剧、导演、演员三大行当中受迫害最激烈的是编剧，演员次之，而导演上黑名单的为数最少。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编剧的工作是在案头，不像演员和导演必须在拍摄现场露面，所以不少编剧在上了黑名单之后，仍可继续写剧本，然后化个假名或借用别人的名字卖给片厂。各大片厂甚至主动到黑市上去收购他们的剧本，因为这些作者很多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编剧高手，质量极不一般。至于演员和导演则无此好事，哪怕他们远走国外也很难找到本行工作，因为很多欧洲国家也害怕美国的制裁不敢录用他们。喜剧大师卓别林便是一个典型，他于1952年被迫害离开好莱坞，流落异国。
　　“非美调查委员会”的驱逐异端活动搞得好莱坞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好莱坞的右翼份子们也与委员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他们或暗中诬陷，或公开宣誓反共，闹得甚嚣尘上。这次的政治风暴历时将近十年，流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曾使得好莱坞一度面临创作力枯竭的窘境。而被迫出卖、背叛同行的噩梦余波一直延续至今。著名影星罗伯特，泰勒在死后数十年仍在一群剧作家及制片人的建议下，从片厂的一栋纪念性建筑中除名，原因便是他当年出卖了同行，尽管他的拥护者辩白，他当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中作证，是出于当时米高梅电影公司所逼，并非自愿。1999年，当有此“劣迹”的著名导演艾丽亚・卡赞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引起轩然大波。在他上台领奖之刻，台下同行有人起立鼓掌，有人鼓掌但不起立，而更多的人既不起立也不鼓掌……
　　责任编辑／朱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