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恋打一中国电影【赵丹：中国电影生死恋】

　　毫无疑问，赵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逝去的演员，而成为一个传奇。在他一生中出演的40部电影中，他来必在每一部中都是演技最好的，但一定是最有故事的那一个。因为没有人能像赵丹一样把演戏当作一门科学去研究。“演戏是一门科学”，在他生前写下的自传《地狱之门》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赵丹的传奇有一个饶有意味的开端在赵丹的童年时期，南通的头牌武生张德禄，在台上出了些小差错。刚下场，他的师傅拿了根很粗的棍子把他抽打得浑身青肿。看到这一幕时，赵丹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要到很多年以后，他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幕的含义。但在那一刻，他已经感到了一种“奇异的痛楚”。
　　
　　创造自己的人
　　
　　“早上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出门，一边口袋里装着白手绢，一边口袋里装着钱。晚上回来的时候全都没有了，被朋友们拿走了。公司发了钱，朋友们就在红房子西餐厅开好几桌，赵丹来付钱。”
　　――赵冲
　　一个叫赵凤翱的16岁少年和他的好友施春瘦一手创造了赵丹。因为“赵丹”将是1930年那个穿着丹红色大衣，站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敞着衣襟，慷慨激昂地念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学生领袖；而与这个穿丹红色大衣的形象相比，那个来自江苏南通的上海美专学生“赵凤翱”是多么的平庸无常。
　　
　　上海和30年代成就了赵丹。只有在上海，这个穿丹红色大衣、热衷于学生运动的，17岁男生才能遇到田汉。这个人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看到，一位歌舞伎演员在舞台上自杀。那一刻深深震撼了他。田汉带领赵丹进入“左翼剧社联盟”领导下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左联”对赵丹充满了吸引力：他们是红色革命家和波希米亚艺术家的混合体。他们相信自己在追求真理，像一个真正的英雄那样发表演说、抨击时事、同情弱小，他们蔑视财富和权力，过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浪漫不羁的生活。赵丹为这种生活着迷，很快成为了他们中最坚定的分子。他拒绝了父亲的援助，和同学王为一、徐韬三人共同租了一间破旧的小阁楼，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共享的，所有的“精致生活”都是被拒绝的。赵丹的弟弟赵冲回忆说，那时的赵丹：“头发也不剪，衬衫的领子长时间不洗，都是黑的，就用丝巾一扎。不洗袜子，没有袜子穿了，就光着脚穿皮鞋。”电影《十字街头》中，赵丹饰演的“老赵”和他的伙伴们，一见面就亲热地打对方的脑袋，没有钱买黑皮鞋，就用墨水把皮鞋染黑的场面，正是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真实细节。
　　赫尔曼，这个导致娜拉出走的人标志着明星赵丹的诞生，也为赵丹一生的悲剧埋下了引子。这是1934年，导演章泯邀请赵丹参加话剧《娜拉》的排练。在赫尔曼面前，刚刚进入剧协的赵丹感到困惑，他不知该怎样表现这个中产阶级男人，他把他演成自私自利的恶棍。但他很快发现，他演成了一个“逻辑混乱的怪胎”。于是，他知道了一个叫做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苏联人。是章泯把他介绍给了赵丹，章泯为赵丹念了斯氏的一段话：“演员要绝对相信自己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其合情合理的：我只能是这样，不能是别样……”。赵丹从此成为一位“方法派”的信徒：强调演员的内心感受，通过了解角色的个性和环境，体会角色的动机和内力。“方法派”的训练方式与他的童年记忆产生了奇妙的呼应：在老家南通，他溜到后台，看见犹如宗教仪式的一幕演关公的演员焚香静坐，紧闭双目，运气养神。古老京剧的启示和方法派的技巧帮助他战胜了赫尔曼。1935年，《娜拉》在上海的金城大戏院公演，赵丹一举成名。当时，和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叫做蓝苹。
　　10年之后，另一个叫做马龙・白兰度的美国青年，在纽约接触到了“方法派”。学习方法派如同宗教仪式，需要酝酿气氛，但对于白兰度来说，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其根源在于他从小就需要“表演”：他有一个喜欢殴打孩子的父亲，和一个酗酒的母亲。方法派成就了美国50年代最精彩的表演：即兴、很本色、很神经质。这表演的灵感源泉是借助戏剧人物宣泄内心的愤恨。
　　方法派同样借助赵丹，成就了中国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最精彩的表演。但赵丹在30年代的表演更近似于同时期的好莱坞喜剧大师刘别谦：轻快、活泼、风趣。1979年，赵丹逝世的前一年，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男来中国见赵丹，他问赵丹“《马路天使》里的表演从哪里学来的?”赵丹说：“刘别谦和卓别林”。赵丹和马龙，白兰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心底一直是善良和快乐的。
　　赵丹一生的信条是人活着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而要带给别人快乐。30年代是赵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有钱、有朋友、有名声。《娜拉》的成功为他带来了《十字街头》的片约。《十字街头》上映之后，赵丹每月的薪水是80块大洋，在当时的上海，一担米的价钱不过是3块大洋。但是赵丹依然永远两手空空。赵冲形容他：“早上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出门，一边口袋里装着白手绢，一边口袋里装着钱。晚上回来的时候全都没有了，被朋友们拿走了。公司发了钱，朋友们就在红房子西餐厅开好几桌，赵丹来付钱。”所以赵丹照旧会光着脚穿皮鞋，当时上海的小青年们不明就里，纷纷效仿这种装扮，光脚穿皮鞋一时成为风尚。这个快乐、慷慨、不羁的赵丹，从《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中仿佛还可以看到。
　　赵丹对电影的热爱也比白兰度更为纯粹。老年的白兰度形容自己后期的很多角色简直像在梦游。因为那时他已经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宣泄的。他坦承，拍片就是为了钱，如果片商给他同样数目的钱，让他扫地他也干。但是赵丹终其一生，都在为碰上一个好的电影角色而孜孜以求。
　　
　　“脑子里只有电影”
　　
　　1945年2月，赵丹从新疆监狱出狱，家人问他在狱中怎样度过，赵丹说；“我在想戏。”1973年春，他从上海监狱假释回家，黄宗英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赵丹还是说：“我在想戏。”
　　1973年春天，赵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假释回家。孩子们见过他以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对黄宗英说：“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熟睡中的黄宗英被惊醒了，她听到丈夫赵丹在喃喃自语：“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惊醒了，我不敢打岔，不敢开灯，以为他在梦游。等他安静下来，我叫他，说：‘你睡着了吗?’‘我醒着。’‘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叫人害怕的。’他说：‘习惯了。我担心失去说话能力，就不能再演戏了。”’
　　所以，中国最美丽的女演员秦怡，才会感叹“阿丹真是个神仙，脑子里只有电影。”
　　一个演员，脑子里只有电影，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呢?现在想起来，赵丹一生中最 好的朋友之一、已经93岁高龄的老导演王为一还会黯然神伤：“那时候想法太单纯了。”他指的是从1940年起，赵丹在新疆的五年牢狱之灾。
　　1937年，卢沟桥响起枪声，战争来了。
　　战争打断了明星赵丹的波希米亚生活，他随着上海“演剧救亡三队”，沿京沪线做救亡宣传工作。这经历给了他极大的触动。
　　下乡之前，赵丹接受的表演理论体系来自斯坦尼，而表演的模仿对象，则大多是好莱坞明星。一方面，这是当时的时尚，另一方面，他冲动热情的天性，与中国人习惯的委婉细腻实在是相去甚远。《十字街头》中，老赵满含激情地一拳击碎他隔在他和爱人小杨中的竹木板壁。老朋友王为一说，那完全是赵丹的动作。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观众们认为这是“洋派”。但更普通的中国群众，却往往不能理解。
　　
　　那时在苏州农村演出，张庚改编了个独幕剧叫《秋阳》。讲东北农村的一个老庄稼汉，这天一个作战受伤的义勇军，逃到他家的场地来。日本鬼子搜捕他，结果老汉的儿子在日本人的欺骗下说了出来，受伤的义勇军被鬼子抓走了。父亲大义灭亲，亲手把儿子打死。赵丹扮演父亲。谁知一开幕台下就乱了：“到我亲手枪毙儿子时，我觉得内心的矛盾、痛苦、心理过程饱满极了!但台下还是吵。最后我声泪俱下、声嘶力竭地演，还是不能使台下安静，甚至还夹杂着小孩子、妇女的笑声……”演出结束，后台忽然吵了起来，舞台监督在赶人。原来有好多农民一定要到后台来看“外国老头”。
　　舞台监督问：“哪儿有外国人?”他们说：“侬骗人!刚刚台上的老头不是外国人?”
　　正在卸装的赵丹听到了这句话。在自传中，赵丹说：“这一刺激对我极大，这也才使我猛醒原来自己已经学得不像中国人了。也为此后我一生追求民族演剧体系，埋下了种子。”
　　赵丹希望像斯坦尼那样，系统地建立民族表演方法，演出更像中国人的角色。但当时后方胶片短缺，为了集中人力物力，重庆建立了中央电影摄影场。“中电”控制在国民政府的掌握下，战前相对自由的拍片环境没有了。赵丹渴望到一个更自由的地方去建立电影厂。1939年，王为―要出版他的剧作，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枚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以及一些《新新疆画报》。为一和赵丹看了书和画报，以为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地方：“以为新疆那是一个平静的‘无党派’的，和平、民主、自由的天堂。”
　　然而，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
　　赵丹抵达新疆迪化的第一日，茅盾、张仲实二人来招待他们，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你们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说是建立电影厂了，连平时拍张照片都有人盯梢的。”
　　一切与赵丹所设想的相反。盛世才对建立电影厂没有丝毫兴趣。1939年，赵丹没能去苏联学习斯坦尼，而是被滞留在“新新疆文化运动委员会”，演出了《战斗》以及《新新疆万万岁》等宣传话剧，
　　在新疆，赵丹的天真与热情让他陷入了绝境。1940年8月，盛世才投靠国民党，赵丹被捕入狱。在1969年的交代材料中，赵丹披露，入狱时，盛世才派人审讯他，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向往进步的赵丹认为，共产党员是一个光荣的身份，所以他爽爽快快答应下来：“我是共产党员。”这个答案让赵丹在监狱里待了5年，一直到1945年2月被周恩来等人营救出狱。文革中，当年在新疆的共产党员方志纯说：“如果当时你们中有一个真的带组织关系，我们早就把你们要出来了。”
　　
　　这一段历史对于天真热情的赵丹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已经不得而知。在自传中，赵丹用“外表变得理智而深沉，内心却越来越热烈沉迷”一句带过。但是黄宗英始终不能忘记，1948年，在电影《丽人行》中；赵丹饰演的革命者章玉良被押上囚车时，他转头看了一眼押送他的士兵，那眼神让黄宗英感觉到彻底的冰冷。
　　在赵丹的演艺生涯中，《丽人行》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它并不是40年代赵丹最出色的影片。那时，他最出色的角色公论是《乌鸦与麻雀》里的“小广播”――肖老板。但是，《丽人行》中赵丹所饰演的革命者章玉良的所有的遭遇，却一一应验在了赵丹身上。《丽人行》中的男主角章玉良，因参加革命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妻子却已经另嫁他人。这是赵丹与第一任妻子叶露茜的真实故事。1946年抗战胜利后，赵丹从新疆返回上海，叶露茜已经改嫁他人，儿子赵茅被送到了孤儿院。而在1967年的文革中，赵丹被蒙住眼睛送往上海一座监狱，他竟发现，那正是当年《丽人行》实景拍摄的地方。黄宗英说，这是“令人悲切的巧合”。
　　黄宗英说“赵丹是天生的电影演员，入戏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本能，”但对赵丹而言，戏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未必那么清晰地存在过。1964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关机，剧组的人欢呼庆祝，只有赵丹情绪沉郁，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个“革命者”。他爱过两个女人，叶露茜和黄宗英。爱上叶露茜是因为舞台，当时王为一和叶露茜在舞台上扮演情侣，下台以后，赵丹怒冲冲地冲着王为一就足一拳，说：“谁叫你吻她!”爱上黄宗英是因为电影。1947年，他和黄宗英相识于片场《幸福狂想曲》，最后一个镜头拍摄结束，他忽然像孩子一样对黄宗英说：“我不能与你分开了。我再也不能没有你了。我要你做我的妻子。”他的女儿赵青，是一位芭蕾舞演员。赵丹从小就带她去看电影《红菱艳》，要赵青记住，艺术家就要放弃个人家庭，并让赵青写下“爸爸我长大以后不结婚”的字条。赵青22岁时结婚，赵丹认为她背叛了对艺术的誓言，立即飞往北京，哆哆嗦嗦地掏出这张字条给赵青看。他一生中最无法投入的，反而是赵丹自己。黄宗英说，每次影片上映，需要他本人和观众见面时，他就一百个不自在，发愁，着急：“唉，赵丹该是什么样的?赵丹该怎么走路?说话?想到我只是赵丹，两只平都不知搁哪儿好……”。
　　对于赵丹来说，演戏不是生活，而是宗教。1945年2月，他从新疆监狱出狱，家人问他在狱中怎样度过，赵丹说：“我在想戏，想我拍过的每一个电影镜头。”1973年春，他从上海监狱假释回家，黄宗英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赵丹说；“我想戏，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短笛、牛群，牧牛的孩子们站在牛背上过河，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黄省三……。”他还说，“如果再让我去演许云峰，我会演得更好。”
　　
　　绝唱《武训传》
　　
　　“武训”，这个行乞办学的老人，在赵丹一生中扮演了浮士德的角色他让赵丹尝到了站在表演颠峰的幸福滋味，他为这种幸福喜悦得到癫狂。但这幸福，却要赵丹用整个后半生来交换。
　　赵丹没有能得到再次演许云峰的机会。事实上，在人生余下的7年，他没有得到演 出任何角色的机会。黄宗英说，那几年，想得太厉害，赵丹就在纸上画蒙太奇镜框解馋。
　　赵丹一生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演戏。想法再高远一点，也不过是想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样，建立民族演剧体系。
　　1955年，他就已经不但从经验上，更从理论上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毕生演剧经验进行总结，并以斯氏表演体系为指导，创立了所谓“表演技巧”的三段论法，即还原于自己、自我出发，生活于角色(体验角色)，体现角色(表演技巧与手法)。可是，在他的余生中，他再也没有找到一个除“武训”之外的角色来完整地体现他的理论。
　　“武训”简直是命运给赵丹开的又一次玩笑，这个行乞办学的老人在赵丹一生中扮演了浮士德的角色他让赵丹尝到了站在表演颠峰的幸福滋味，他为这种幸福喜悦得到癫狂。但这幸福，却要赵丹用整个后半生来交换。50年代，一天，赵青与弟弟赵茅、父亲赵丹闲坐，无意中聊起父亲对哪一部电影最满意，赵丹叹口气说“《武训传》。”
　　1945年2月，刚刚从新疆死里逃生的赵丹病倒在重庆，在医院里，他看到一本《武训先生画传》。这个行乞办学的山东老人让赵丹失声痛哭。自传中，他写道：“我简直觉得：只有我才能完全地了解他，只有我才能真实地看见那些地主恶霸与盛世才之流陷害人的残酷面貌。……也只有我才知道，当一个人傻气地为着真理、正义进行某种事业，而不被人们所了解，反之加以诋毁讥讽时心里的凄楚和寒冷的滋味啊!武训初行乞办义学的时候，人们都叫他疯子!”当时，他刚刚演完出狱后的第一部片子《清明前后》，失败让他想放弃做演员的念头。但是，武训让他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为了演武训，赵丹在武训家乡冠县长住，交了三个朋友：庄稼人，武训师范校长的小儿子和一匹小骡子。赵丹在自传中说，这是为了让自己也能变成那个善良、淳朴，诚实的人：“只有在自己完全统―、完全负责地和谐生活着的时候，才能体味到武训的精神，了解他的行动。”1996年，赵青到冠县去，冠县的老百姓告诉她，赵丹当年在这里，穿着武训的破衣，手持铜勺在街上行走，老百姓以为是武训再生。“争看外国老头”的一幕，在赵丹的演艺生涯中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在电影中，武训拿大顶、挨打的镜头，不用替身，全部由赵丹自己完成。赵青说，她当时吓得哭了，“他们是真打你啊!”可是赵丹说：“不真踢真打，哪里有真实感啊。”
　　《武训传》1951年上映。上海百货公司大楼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被电影的巨幅广告所覆盖。赵丹在哪里出现，哪里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欢呼着：“看赵丹――武训。”然而，就在赵丹为武训的成功而欣喜的时候。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的社论。那社论开宗明义：“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里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紧接着，江青亲自带人到冠县进行调查，一篇署名李进的长篇文章《武训历史调查记》，让这部电影一夜之间成为人民批判的对象。“看武训，看武训啊。”赵丹走在上海的街头，好奇的人们依然会这样说，但那声调里，只剩下了鄙夷。赵丹想不通，这个满怀热情欢迎新中国的人无法想通。他只能把这件事情归结为蓝苹的作用他吃惊地知道，原来那个曾和他同台演出《娜拉》的蓝苹就是今日的江青。
　　
　　艰难的转型
　　
　　那时，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声地哭。而从前，他非常注意自己在孩子们面前的形象，从来不会做任何失态的举止。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演戏”，开始画画。
　　――赵青
　　某种意义上，《武训传》宣告了赵丹自由艺术创造的结束。赵丹和他的朋友们忽然发现，这一群从30年代就站在时代尖端的人，必须要重新学习怎样适应这个新时代。从1951年到1965年，赵丹和他的朋友们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期。上官云珠的转型是最成功的，这位在银幕上被定型为“交际花”的女演员，在《南岛风云》中成功地塑造了流行的“工农兵”的形象，让人看到了她的表演潜力。1957年，她甚至获得了文化部1949―1955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受到毛主席接见。
　　赵丹并不是没有做过和上官云珠―样的努力。1956年，他演出《为了和平》，扮演正义的老教授；1960年，他主演《风流人物数今朝》，饰演积极投身科研的青年知识分子。1963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柯庆施提出要“写十三年，演十三年”。赵丹被委派导演和主演反映林区工人的《青山恋》。但是赵丹在这里找不到表演的乐趣，在《银幕形象创造》一书中，他把这种表演形容为在“九宫格”上写大楷：“一笔一划，规规矩矩，吃力得让人不忍心说声不好。”
　　1961年，赵丹得到一个扮演鲁迅的机会，他像为武训做准备一样准备着演出这个角色。他留起了鲁迅式的胡须，把自己的卧房布置成鲁迅卧室的样子，用毛笔模仿鲁迅的笔调写文章，穿起鲁迅的长衫上街买菜、打招呼。当年，上海人传说，在公车上见到了鲁迅，其实那是赵丹。《鲁迅传》筹备了3年，赵丹为鲁迅准备了3年，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然而，由于《鲁迅传》不是“写十三年，演十三年”的作品，当时上海市文化界的领导人张春桥不知从哪里收集到了《鲁迅传》摄制组的“材料”，耸人听闻地宣布：《鲁迅传》摄制组是一个“烂掉的组”，《鲁迅传》摄制组支部是一个“烂掉的支部”，这个摄制组是“资产阶级彻底复辟了的典型”。《鲁迅传》剧组解散，赵丹终于没能演成鲁迅。
　　对于赵丹来说，没有演成鲁迅是又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武训传》之后，赵丹急需一个能让他全面发挥演技的角色。而他只能演《林则徐》、《李时珍》、《烈火中永生》甚至《青山恋》这样的“古人”或“革命者”。关于这些电影中赵丹的演技，电影界一直有很多争论，“演技是否过火”成为争论的焦点。秦怡回忆，第一个提出赵丹的戏有点过了的，是《林则徐》中那个演义律的演员，他是捷克人，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留学生“当时他提出，有好几场戏，赵丹演得过了，让我去提。但是我觉得不合适，没有去提。样片完成了，赵丹看了样片，就提出觉得自己有几场戏演得太过了，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提出来呢?”
　　林则徐和李时珍，成了被时代夹在中间的赵丹惟一可以勉强找到的位置，无论是对于《林则徐》还是《李时珍》，他都是用心的。《李时珍》原本是一个教育人民群众要重视科学活动的电影，文学剧本的矛盾重Jb放在李时珍和方士的斗争上。但是赵丹和导 演沈浮把这个剧本变成了一部以“成长”为主题的戏。他们想出了很多富有生活情趣的场景，又把大江南北的美景融合在镜头之中，实现了赵丹所希望的“古典风貌和生活实感”的结合。而在《林则徐》中，他则尽力突破“英雄人物”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导演翟俊杰最为推崇《林则徐》中的两场戏。一场是“下轿”：林则徐初到广东，下轿之时顾盼生风，把“春风得意”四字活活地演了出来。另一场是“喝茶”：林则徐去拜访本地官员豫坤，官场酬酢，相对饮茶。翟俊杰赞叹说：“那一场戏，他甚至演出了几分僚气”――林则徐固然是民族英雄，但他同时也是官场中人。
　　赵丹在林则徐和李时珍这两个角色上进行的突破是成功的。1962年，文化部评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赵丹名列其中，这无疑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努力的最好肯定。
　　然而，文革到来了。赵丹所有的努力都只能戛然而止。
　　1977年，文革结束了。赵丹急切盼望着一个好角色的到来。八一厂导演严寄洲说，那时，赵丹一见他，就捶他的肩膀：“拍片子拍片子。”他感叹说：“挨了十几年的整，什么话都不说，就说：拍片子拍片子。”
　　赵丹最后准备扮演的角色是周恩来。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这只是一个在演讲中出现的没有几场戏的角色，赵丹却满怀欢喜。赵丹说，周恩来是他的恩人，一定要演好他。赵丹是圆脸，周恩来是方脸，为了“形似”，他请牙科医生在两腮里塞进填充物。试装后走在北影厂区，见到他的人都震住了。然而，不知上影厂说了些什么，他突然被换了下来。代替赵丹的是王铁成。
　　王铁成目睹了让赵丹心碎的那一天：“那时候他日点半就去化装，11点半才化完装，试完镜头，看着镜子里的形象迟迟不肯卸装。”
　　没有人忍心通知赵丹。最后，赵丹自己拿了一个包，悄悄地走了。后来，王铁成才知道，他没有立即回上海，而是在北京一家小旅馆里住下，独自一人喝了二两酒。
　　回到上海的赵丹彻底崩溃了。赵青回忆，那时，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声地哭。而从前，非常注意自己在孩子们面前形象的赵丹，从来不会在他们面前做任何失态的举止。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演戏”这件事，开始画画。有一位到访的老友无意中提到演戏二字，赵丹说：“现在，画画是我的主业。”
　　
　　在烈火中永生
　　
　　“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
　　――赵丹
　　即使没有《武训传》，赵丹又是否能如愿以偿地演出鲁迅、周恩来等他渴望的角色呢?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测的猜想。但是赵丹在文革中的遭遇，并非完全是因《武训传》所致。邓拓逝世后，他给邓拓写挽联：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瞻望未来万种艰辛犹有牺牲。但事实上，他也是个爱“直言”的人。黄宗英回忆说，《文汇报》开座谈会，他发言说：“……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不难为情……”。六十年代初的一次晚会上，赵丹向周总理诉苦：说是“棍子爷们”老要整他，抓住他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张瑞芳听了，为他捏了把汗，劝他要注意“管住自己的嘴巴别走火”，但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久，赵丹又对周总理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拍片……”
　　在黄宗英眼中，赵丹就是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不知道外面的戏唱到哪一出的大孩子。1958年，在一次大会上，别人都纷纷发言表示要拍革命电影，只有赵丹说：“我要拍全部《三国志》、《水浒》、《红楼梦》，要赶上苏联邦达尔邱克，印度的拉兹。”拍摄《青山恋》时，他痛心疾首地说：“改，改，改剧本。好电影不是审出来的，也不是改出来的!”其实，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没有人敢说。只有他最傻，永远学不会妥协的智慧，不了解生存狡猾的用处。1963午春节宴会上，张春桥端着酒杯走过来想同赵丹碰杯。赵丹 “啪”地一声把酒杯放到了餐桌上，立刻扭过头去，坐在椅子上望着远处，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孩子们都喜欢赵丹。他出门不带钱，对口袋里的钱永远没数。孩子们堆雪人，他弄了一堆胡萝卜，务必要把家里的雪人弄成最好看的。他大声唱歌，滑稽走路，在街上浩浩荡荡地带领孩子们散步。孩子们说“爸爸像妈妈的大孩子!”
　　这样的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眼睛里见不得任何需要的东西。赵劲说，父亲一生追求的是“真”，他特别厌恶假的东西，假的东西都要扔在外面。赵青回忆，有一年，塑料花刚流行，她很高兴地拿了一束回家献给爸爸，结果被扔进了垃圾堆里，因为爸爸见不得这种长开不败的、没有香气的“假花”。
　　就是这样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1979年，在给女儿赵桔的信中，他说自己“老了”。那时，离他逝世，只有一年时间。临终前，他发表了人生最后一篇文章，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界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当年10月11日至13日写的《赵丹同志》中就这样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发表的文章，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10月14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曹禺则这样写：“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
　　但是，赵丹已经看不到这些文字了。1980年10月10日，赵丹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在医院的病床上，在家属的哭声里离开了世界。这位65岁的逝者一生中拍了40部电影，其中，1933年到1949年有32部，而1950年到1965年只有8部。1977年，文革终于结束，他曾那么喜悦地以为这将是他黄金时期的开始，他说：“我快饿死了，我快憋疯了，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群众也好，我要演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位来探望他的晚辈无意中向他提起，―名芭蕾舞女演员在演出中倒在了舞台上。赵丹轻轻叹息了一声，说：“她多么幸运。”像他最喜欢的好莱坞同行刘别谦一样，赵丹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演员那样告别人世：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在摄影机关机前倒下去。在他生前，曾经有人要给他的名片印三个头衔。一、全国政协委员；二、全国文联委员；三、中国影协常务理事。赵丹回答“你忘了最重要的。”对方连忙问：“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他说“我是一个演员。首先，我是一个演员!”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