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感性　建立标准 如何培养感性思维

　　 　　李永瑞，男，汉族，1970年5月出生，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他在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习期间，先后跨化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多个专业进行学习和研究，曾从事过大学教师、同声传译、报社专栏主持人等职业，担任过外企公关部经理，大型企业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代理人力资源总监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级人才选拔、团队功能识别及组织优化、职场心理与领导力训练，现主要为各层次学生讲授《领导科学》、《人力资源测评》等近10门人力资源专业课程，同时兼任多家大型机构人力资源顾问。近年来，先后在国际心理学杂志、心理学动态、应用心理学、心理学探新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20余篇，已出版《领导科学与艺术》等专著，并自行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T-LYR注意能力测试系统和TOMA（1.0-5.0版）职业管理者心理能力测试等专利系统。
　　
　　这个题目，可大可小，两年前与我的学生们为一家快速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做组织诊断，得出的结论是“走出感性、建立标准、夯实基础、大展宏图”，此后我一直在准备写一本《走出感性》的书，专门谈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决策、干部培养与组织化推进等问题。而今天在这里谈走出感性，主要是想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在理念上帮助大家澄清一些“理所当然却不尽合理”的事实，然后基于这些事实的澄清，谈在职场中如何建立并遵行个人的行为标准，确保人生有限时间与精力效益最大化，不断提升个人职场竞争力。
　　
　　走出感性
　　
　　或多或少，你曾经听说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这两个概念，那你认为两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资源和资本的解释分别是：资源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资源；而资本则有三层意思：一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生产资料和用来雇佣工人的货币。资本家通过资本来剥削工人，取得剩余价值。二是经营工商业的本钱。三是比喻牟取利益的凭借。由此看来，资源一般不会带来增值，而资本一般能带来增值。所以，从时间维度上看，（人力）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相对价值存量不断降低，而（人力）资本则随时间的推移，其相对价值存量不断升高。这里的相对价值存量指在某段时间内个人某种价值之间的相对比率。比如，假定每年职工工资平均涨幅为10%，如果你每年的工资涨幅高于这个水平，那你的相对价值存量就在不断增加；但如果低于这个水平，虽然你感觉绝对数还在上涨，其实你的相对价值存量在不断降低。所以，相对价值存量实际上是相对竞争力的一种现实性的量化指标。
　　根据上述分析及20/80原则，创造80%财富的20%的人，理所当然地就应是人力资本了，而创造20%财富的80%的人，就应该是人力资源了。
　　亲爱的读者，如果有机会选择，你更愿意成为人力资源还是人力资本？“我们想成为人力资本”，我每每这么问，学生们总这么回答。如果把个人希望自己越老越有竞争力的原始冲动称作资本曲线冲动，那大多数人都具有这种资本曲线冲动。但有冲动、有想法，并不等于现实，如何才能把冲动和想法成功转化为现实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玩个由一系列问题组成的文字小游戏。
　　首先，聪明、精明分别是什么词性？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人认为聪明是褒义词，不到10%的人认为是中性词，几乎没有人认为是贬义词。对于精明，10%左右的人认为是褒义词，大约8 0%的人认为是中性词，10%左右的人认为是贬义词。由此看来，人们对聪明这个词的总体评价比对精明的评价要高。
　　其次是两道迫选题：其一是“你更愿意与聪明人还是精明人打交道？”结果是：80%以上的人回答他们更愿意与聪明人而不是精明人打交道，不到10%的人回答他们更愿与精明人而不是聪明人打交道，大约10%的人说不清。其二是“你更愿意做聪明人还是精明人？”结果是：80%以上的人回答他们更愿做精明人而不是聪明人，不到10%的人回答他们更愿做聪明人而不是精明人，大约10%的人说不清。由此看来，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统一体：很想做精明人但大多又不愿与精明人打交道；很喜欢与聪明人打交道， 但大多不愿仅做聪明人。所以，我们想做的，往往不是我们喜欢的， 我们喜欢的，往往不是我们想做的。
　　那么，精明与聪明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聪明是“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而精明是“机灵聪明”。进一步推演，聪明人智商高，单位时间内的信息处理能力强，聪明人强调内省，强调从个人的直接经验上进行学习，“吃一堑，长一智”，不在同样的事情上犯第二次错误，他们的行为价值体系符合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解决点的问题上往往是高手。而精明人情商高，他们自我管理的情绪控制能力及通过自有资源有效博弈可控资源的能力强，精明人强调开放、强调对外学习，强调对一切值得学习的人学习，不犯他人犯过的错误，他们不仅在解决点的问题上是高手，对线和面上的问题，还善于在动态中把握机会。由此看来，聪明的内涵比精明的大，精明是一种质量比较高的聪明，所以，人们对精明词性判别的错位更主要源于社会心理因素而非语义学的因素。
　　从对精明和聪明词性偏好的判别可以推断，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与生俱来的系统误差之中，这种系统误差使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判别与认识与其实际存在有偏差。这种系统误差就是基于特定社会背景的组织文化及相应的风俗习惯，是隐藏在我们行为背后的指挥官和动作调节器。
　　个人职业生涯，可看成是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耗散结构，它的成长与壮大有赖于外界能量的不断输入的对外学习的过程。而要对外学习，心态不仅要包容，更要开放，否则，外界信息是难以进入的。“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其中的以铜为镜主张对周围环境进行学习，以人为镜主张向周围的人学习，以史为镜主张向历史学习。所以，在变革已日渐成为一种常态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期，单靠通过内省等方式，从个人经验上学习来谋求成功的模式，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而要把个人天性中既有的资本曲线冲动成功转化为现实，必须时时刻刻坚持对外学习，对外学习的速度决定了职场成功的可能性。
　　
　　建立标准
　　
　　关于建立标准对组织的成功及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性问题，从近代日本的迅速崛起与中国的日渐衰落即可得到很好的说明。
　　梅尔斯（ M y e r s ） 、费正清（Fairbank）、列文森（Levenson）、赖特（Wright）、所罗门（Solomon）等人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在分析了19 　　 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发现，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赖特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思想的社会是不能接纳近代化的国家的。”费正清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
　　哈根（Hagen）在他的著作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韦伯（Weber）从宗教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罪恶感与追求超脱、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没有杠杆作用使人内在的力量超脱传统。
　　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理论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史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则由后者提出。李约瑟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特性有关。
　　对上述观点，我不置可否，既不完全肯定，也绝不完全否定。但这些观点背后，其实还潜藏着近代日本之所以迅速崛起而中国日渐衰落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双方在实现各自资本曲线冲动过程中，在对外学习的内容及态度上的本质区别：当时的中国人治标不治本，三心二意，稀里糊涂；而日本人治标又治本，真诚彻底，清醒明白。
　　首先是双方在对外学习内容上的区别。“为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现状，当时的清王朝政府准备通过对外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请了一帮人来研究为什么一向强大的中国到他们的手里就变得如此颓废无能，处处被动挨打？这群主要由学者与政府高官组成的类似当今的国情咨询沙龙的组织，经过简短的论战与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与外国列强在海上战事不利，而海上战事不利的原因就是船不坚、炮不利。”向西方技术相对较为先进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去学习机械制造与军事科学等这些“实用科学”。之所以学习机械制造，回来后可以造枪、造炮、造船；之所以学习军事科学，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当时的清政府分四批向美国派遣了120名留美幼童，其中学成回国对中国近现代史有重要影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等人。
　　反观日本，“当时（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政府为了改变想安静而不得安静，想锁国而不能锁国的被凌辱的悲惨景况，也同中国人一样想到了对外学习。但日本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落后，主要是日本缺乏一套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国民和政府行为。于是他们向当时哲学研究较为发达的德国等国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卢梭、孟德斯鸠、米勒等哲学家的思想。随着这些留学生学成相继回国，继在日本兴起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后，在日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及紧随其后的自由民权运动，直接激发并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并逐步一点点演化成今日日本之强大。”
　　其次是中日两国在对外学习的态度上的本质区别。日本人的对外学习，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甚至是矫枉过正。他们推行西餐，推广西装，普及义务教育；禁止武士带刀，禁止蓄发；甚至鼓励与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日本人承认实力，而且只承认实力。你比我强，我就要学习。而且学得认真，学得彻底。彻底到全盘西化，认真到一丝不苟。学习你，赶上你，超过你。大化改新，日本学习大唐。学好之后，丰臣秀吉便要侵略中国。明治维新，日本学习西方。学好之后，日本立即挑战英美列强。这是资本曲线冲动实现后的必然结果。
　　而当时中国人的对外学习，不仅三心二意，还稀里糊涂。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各师团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一动不动。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结果可想而知。
　　1860年，一位英国军官来华访问。他看到淮军士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原因。
　　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动用兵力20万人，消耗子弹几千万发。可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几十人。这种“恶搞”战争的作法，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逊以“极其恶毒”的口吻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建议中国政府恢复使用弓箭。一来弓箭比较便宜；二来可以对敌人造成真正的杀伤。
　　后来，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亲自编写步兵操典。他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异常详细地讲解了射击时的动作要领。他特别强调了“开枪要瞄准”这一关键性的动作。从这一点来说，后来北伐军所向无敌，“蒋校长”是居功至伟的。有人在总结为什么当时中国人在对外学习时总是三心二意，稀里糊涂。他们认为，中国人一是好面子，不愿意彻底地放下身段，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向别人虚心求教。比如，就在日本彻底承认技不如人而虚心对外学习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方针。他的奏折让西太后大为赞许。历史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二是得过且过，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懒散寻找借口。
　　而上述两种毛病在日本人的身上都没有。日本的民族特性完全源自武士道。而武士道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剑道。剑道的核心是“残心”。“残心”的概念是每一次挥刀必须全力以付，以果决的勇气和舍却一切的信念发起攻击。当一个动作完成之后，立即以同样全力以付的心态投入下一次进攻。剑道教育让日本民族面对每一件事情都全力以付，专心致志。
　　剑道要求剑士向对手鞠躬时，两眼必须紧紧盯住对手，鞠躬必须到位，以表示自己的求战是“真诚而强烈”的。 　　 剑道有句谚言：对手击中你时，你要心存感激，因为是他帮你发现了自身的弱点。剑道的系统教育帮助日本民族面对每一次学习都是“真诚而强烈”的。
　　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心态。首先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其次，要抛却已有的成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第三要彻底地，毫不走样地学习；最后才是有所发挥，有所创新。
　　
　　后记
　　走出感性是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资本曲线冲动，而要把这种资本曲线冲动成功转化为现实的核心竞争力，走时时刻刻坚持对外学习的精明路线，乃职业生涯成功之基本前提。而建立标准是说对外学习的内容既要治标还要治本，同时学习的态度必须是真诚而彻底的。有此两点，职业生涯的成功就有了前提条件。但这就好比有了足够的建筑材料和精美的图纸，离高楼大厦还有相当的距离，下面两封学生来信，正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一封信来自一有三年工作经验的在职研究生班学员。
　　
　　李老师：您好！
　　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人力资源管理，之所以来上这个课，就是想趁自己还年轻，积累一些资本，就像您昨天说的一样，让自己越老越值钱。
　　您说人力资源管理在一个组织中的定位是战略性服务支持系统。说得真好，我就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虽然我现在做的只是一些事务性工作，跟“战略、服务、支持、系统”哪一项都不太沾边，但我会有好的心态，并且在不断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我想做一个身处“转型期”，但既能守机会，又能抓机会的人。
　　您讲如何取舍，一边听一边联想自己。上班才三年，已经因为自己的年轻放弃了许多东西和机会，想来有些可惜，甚至后悔。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怎样作出正确决策，正确取舍，我一定要把握好。
　　今天给您写信，就是想寻求您的帮助和指点。
　　您画的职业生涯的布朗曲线，我真怕它成为我的职业生涯曲线，曲折不怕，但恐回到原点。您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曲线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在行为上缺乏应有的标准体系，但我现在好像正是缺乏这种正确的思想。我很坚定自己的选择，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是自己所喜欢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工作。但我现在的状态虽不是主观上“开枪不瞄准”，不过效果差不多，因为前方的路和目标好像很模糊，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
　　我在这家公司快两年了，但一直做的多半还是行政工作，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多方面学习，学的理论知识越多，越对现在的工作有疑义，一是理论联系不了实际，没有实践的机会；二是现实生活的个中规则会让我迷茫。明知道做人事应该站在领导的角度上想问题，尽量做好上下的沟通，但真要是遇到问题，特别是认为原则上应该坚持的问题，最后还是因为老板的坚决而夭折，得不到贯彻和实施。日子长了，似乎也明白了公司里的人事工作是怎样开展的，但真的不甘心。
　　我希望换个环境， 但总是没能如愿。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守住，抑或放弃？我很困惑。
　　听您讲课，我发现自己身上的很多不足，一个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不光要专业知识过硬，他所涉猎的知识也应该很全面，甚至对政治也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李老师，您能否给我列个书单，我会好好读的。
　　很感谢您的授课，更期待您更精彩而深入的讲解。
　　祝您端午节快乐，全家幸福！
　　您的学生：阿爽
　　另一封信来自一位即将走入实习岗位的大三学生。
　　尊敬的李永瑞老师：
　　我是南方某大学地理信息系统专业04级的一名普通的学生。这个暑假要到广州附近的软件公司或国土局实习两个月，但我仍然在犹豫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这个专业发展。我听我们专业的老师说，在这个专业发展下去是要编程和考研的。而编程现在不是我所擅长的，虽然学了这个专业三年，对C语言、数据结构、数据库、计算机图形学、VB的二次开发有一些了解，但我近视五百多度了，心理上不太愿意我未来的工作是整天对着电脑。
　　你说过，兴趣和擅长并不是一回事，有的人对某事很感兴趣，但并不擅长。比如有很多人对体育很感兴趣，但并不擅长，甚至其兴趣与能力成反比，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选择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作为自己的职业，那是人生的一件快事。我就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既然感兴趣，但并不擅长，这是什么原因呢？但反过来想有些人对某件事不感兴趣却能熟练地操作，大概人是可以训练地吧！而导师的作用是使学生在训练过程中少走弯路，寻求共同探讨同一个问题的乐趣。
　　在李老师的文章中有很多涉及职业生涯的知识，通常对于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是说大二时挖掘自己的兴趣，大三时进行专业知识的积累，大四通过实习逐步走上职业岗位。但假如发生意外，应如何较好地应对？我觉得在这方面缺少灵活性的，而且对自己兴趣的把握欠缺明确性。
　　但我仍然保持着期望。就像苏霍林斯基说过“我们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那些学习感到困难的学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急于作出最后的、绝对的结论：某某学生什么都做不来，他的命运就这么注定了。也许，一个孩子在一年，两年，三年内什么都不行，但是终有一天是能行的。思维就像一棵花，它是逐渐地积累生命的汁液的。”
　　XX大学04级地理信息系统专业：阿姚
　　
　　上面两封来信，正好代表即将走出大学校门和已经走出大学校门的职场人士的两种典型困惑：即将走出校门的，总是怀疑自己的专业是否就是自己能力及兴趣所长，总在潜意识里担心入错了行，自己的资本曲线冲动很难实现；已经走出校门的，总对工作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如何完美结合拿捏不准，痛苦不堪。如何解决这两个普适性的个性问题，下一讲我们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