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前行_曲折执著的前行（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要求电影工作者努力创作“工农兵电影”，决定通过电影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为创立崭新的国家形象服务。就这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一直喊了20多年，也真切地实行20多年。
　　
　　为“工农兵”服务
　　
　　1949年4月，国家电影局在北平宣告成立，任命袁牧之为首任局长。同月，东影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亦告摄竣。这两件大事共同构筑起了一块时代电影和电影时代的醒目标志。
　　
　　
　　一部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迅速被提上了拍摄日程。新中国刚刚建立，更加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展开，而这个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思想主题的戏剧，为土地改革起到了激励民心的作用。当喜儿的扮演者田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这里已经聚集了615名由东影厂、华北电影队和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等三方面人员组成的电影专业人员。人力、物力的汇集，使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1951年3月，在全国20个城市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放映了《桥》、《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26部新片，观映踊跃，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而《中华女儿》、《赵一曼》更是走出国门，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得奖。与此同时，民营电影公司也创作了《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武训传》、《我这一辈子》等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脱下军装不久的新闻电影摄影师们，再次换上了军服。他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电影工作者多次赴朝慰问子弟兵，并以最大的激情在以后几年间，创作出《上甘岭》、《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等等银幕经典。
　　当新闻电影摄影师们还在朝鲜战场拍摄的时候，一批反映民族解放的影片开始出现在银幕上。《南征北战》以史诗性的画面语言，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成为后来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楷模。此后，《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等一部又一部革命战争影片的出现，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对革命英雄的崇敬。
　　新社会的新生活，带给电影人新的创作激情。每一个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电影人在感受新生活气息的同时，都在寻求着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创作表现。1954年，影片《南岛风云》在海南岛开拍。在旧社会擅长扮演“交际花”、“阔太太”的上官云珠，实现了凤凰涅�式的演变，终于找到了扮演“工农兵”人物形象的感觉。在她的前后，张瑞芳、孙道临、冯�、蓝马、刘琼、赵丹、白杨等诸多明星，也在经历着转型中的艰难和体会着“新生”后的欣喜。
　　1956年，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由桑弧导演的故事片《祝福》公映了。《祝福》不仅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改编名著之风，引发了《家》、《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许多优秀电影的拍摄，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此前，桑弧完成了一部在中国外交史上常被提及的著名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招待电影大师卓别林时，用西方人能明白的比喻告诉他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新中国刚刚成立，东影就在简陋的录音棚里开始了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的译制。1954年下半年，中国公开放映了一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1956年，又先后举办了“日本电影周”、“法国电影周”、“苏联电影周”、“埃及电影周”及“南斯拉夫电影周”。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们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为中国电影增加了一个特殊的片种――译制片，一批以声音塑造人物形象的电影人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1957年4月11日，文化部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隆重举办了一次颁奖大会，奖励1949―1955年摄制的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69部优秀影片和481位电影工作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电影的评奖。
　　沸腾的时代，迎来了1959年，全国上下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再次被激发。1959年9月，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参与下，文化部从当年完成的82部故事片中选出35部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新片展览月，继而最终确定了国庆十周年18部献礼片，其中《林家铺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万水千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等影片，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采、现实内涵与艺术审美的结合，从而标志着新中国电影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风雨中的收获
　　
　　1960年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来到东北山沟元茂屯，拍摄影片《暴风骤雨》。正值困难时期，缺少足够的粮食，但拍摄工作在忍饥挨饿中进行着。时隔四十多年，导演谢铁骊依然记得当年小酒馆里唯一的下酒菜“伊拉克蜜枣”，还有每天一成不变的副食“黄豆炒咸菜”。这时的中国电影人不仅要承受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还遭受着胶片进口急剧减少、电影生产物资匮乏的困难处境。然而，物质的匮乏并不能阻止精神的彰显，“一寸胶片一斤粮”成为电影人的口号，大家自觉地节约胶片和相关生产资料。
　　随着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施行，电影界也开始全面的调整。1961年6、7月间，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强调尊重艺术规律，坚持“双百”方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1962年初，“22大”电影明星的评选和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群众性评奖，使电影与观众更加贴近了。
　　人民需要艺术，农村需要电影。在一切为人民的思想指导下，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其中农村放映队9835个，电影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00万发展到1965年的46亿3千万。尤其是轻便的16毫米放映机，让偏远乡村的农民得以足不出户就看到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业的传奇。
　　
　　与此同时，还建立起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的洗印厂、胶片厂。电影工业也具备相当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等设备。在电影创作、理论研究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962年6月，艺术之都巴黎掀起了中国热，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在第4届法国安纳西国际美术电影节获得大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逐渐显露，富有民族特色的美术片在国际影坛一展风采，更增添了中国电影人的信心。
　　1963年前后，《甲午风云》、《李双双》、《农奴》、《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独立大队》、《舞台姐妹》等一大批优秀影片的出现，形成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但是，不久开始的史无前例的xxxxx，使大批优秀影片被迫停止上映。一时间，中国电影界万马齐喑，新片的摄制也被迫停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观众只能看到《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三部影片，出现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畸形的文化现象。
　　经历“文革”的人应该对这段话并不陌生：“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中国人的电影享受仅此而已。“文革”的混乱，也不可避免地波及香港，曾经拍摄出众多优秀影片，为华人电影在东南亚和世界影坛争得一席之位的“长、凤、新”电影公司，也少有佳作问世。
　　严格的说，十年“文革”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空镜头”，《创业》和《海霞》“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所体现的是广大电影工作者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奋力抗争。当这两部影片的主创人员为影片向国家最高领导人申述的时候，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已经彻底消逝。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人们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的悲壮场面。但是，在“四人帮”的强压之下，影片不能公开放映。“四人帮”倒台之后，这部名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时，中华大地一片哀恸。
　　1977年新春的第1天，文化部电影局批准重新放映过去拍摄的国产故事片，解放前后“两个十七年”间拍摄的经典之作，逐渐从禁锢了十余年的牢笼里挣脱出来，重见天日。“复映片”的诞生和出台，让中国观众重新回归了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和热爱。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