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母亲 走近贫困母亲

　　 　　在中国辽阔的西部，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从贫困母亲的眼睛里，看到的不仅有哀怨的眼泪，更有一种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执著。 　　 　　2001年1月2日星期二北京晴
　　
　　半个月前，我所供职的报社――《家庭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仪宏伟先生通知我，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托，报社派我前往中国西部部分地区，用一年的时间，对“幸福工程”实施成果及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进行采访。
　　即将远行之前，我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对于我的重要，是那些双亲孩子体会不到的。
　　母亲为我包了一顿饺子，她一个一个捏着，捏得很仔细。吃饭的时候，我们娘俩很少说话，默默地像是维持着一种心灵的交流。然而，就在我刚刚走出门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兴儿，道上小心。”
　　我回头，母亲正倚在门口，仍是那一脸慈祥的微笑。哦，我去采访母亲，我得到了母亲的祝福。
　　
　　2001年1月4日～8日青海省玉树县结隆乡雪
　　
　　从首都机场出发，几个小时后我就来到了青海省的西宁。
　　这是真正的青海：大自然一变脸，人就吃不消。我知道，我对我的身体过分自信了。
　　去结隆乡的路上，陪同我的贺连杰用沙哑的嗓音为我唱起了一首当地民歌：
　　我的家高得很
　　我的家远得很
　　人们都说，这里荒凉得很
　　可我们偏偏就是青海人……
　　8日晚上，结隆乡的乡长给我介绍了结隆乡的基本情况：全乡平均海拔在4700米左右，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80毫米，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26摄氏度，气温寒冷干燥。交通与通讯条件极差，一遇灾害，经济情况就更加恶劣。在这个乡，贫困户占人口总数的50%，有的贫困户几乎没有分文收入。
　　
　　2001年1月9日～10日结隆乡结古镇阴转晴
　　
　　几天来，在途中、在结隆乡杂年村我已经初识了一些贫困家庭和母亲，那些凄苦的面容撞击着我的心。而一个叫巴青才仁的12岁藏族小女孩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巴青才仁的家是用土坯垒成的“冬窝子”。我走进她家的时候，她正蹲在墙边，用手臂顶着腹部，脸色青黄青黄的。
　　“怎么啦孩子？”巴青才仁没言语，手臂仍然顶着腹部。“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的时候就经常腹痛，但孩子知道家里没钱，从来也没有要求母亲给她治病。尽管这样，她依旧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还要爬到附近的山上挖虫草。可是因为病情加重，她能爬上去的山越来越矮了。附近的一位乡间医生说她的肚子里长了个什么东西，但他无计可施。
　　“为什么不到州里的医院去检查一下？”我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行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
　　我忘了我是个记者，决定把巴青才仁带到州上去治病。
　　巴青才仁告别了她的母亲，与我们一同上路。临别的时候，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孩子与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她们的眼泪交融在一起。我给了巴青才仁的母亲150元钱，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合起双手，高高举过头顶，为我祝福……我坐在汽车里，看着渐渐远离的母亲的身影，泪水模糊了视线。
　　到了乡里，我给了巴青才仁一个苹果。她只咬了一口，就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她说她要把苹果带回家，给母亲尝一尝。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吾金才仁院长亲自为巴青才仁做了检查。这是玉树最好的医院，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很陈旧的国产B超仪。好在诊断结果不像预想的那样坏，巴青才仁患的是胆囊疾病，一种在大城市里被视作一般的病。就是这点小病，差点要了这个孩子的命。
　　那天傍晚，我就要与巴青才仁分手了。孩子紧紧拉着我的手，什么话也没有，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2001年1月11日～13日称多县～平安县雪转晴
　　
　　平安县寺台乡位于西宁市的东部。在寺台乡的窑洞村，我见到了一个叫王生花的女人。
　　王生花今年30岁。她是1990年嫁到这里的，丈夫比她大7岁，现在有两个小孩。1996年，丈夫患中风丧失了劳动能力，王生花黑色的日子便开始了，生活的重担整个压在了她的身上。家里原来有两头骡子，为了给丈夫治病，卖掉一头，卖了600块钱。熬到2000年，丈夫的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
　　骡子是在晚上发现丢失的。王生花饭也没吃，立刻就钻进了大山。对于这个贫困家庭来说，一头骡子是整个家庭最值钱的财产，骡子丢了，无异于天塌了，王生花必须找到骡子。整整一个晚上，她在大山里转悠着，呼唤着她的骡子。她没回家，找不到骡子她不能回家。骡子丢了，家也就毁了。
　　还算幸运，第二天中午，骡子终于找到了。可王生花却病倒了，一头骡子险些要了她的命。
　　灾难接踵而至。公公也患了中风，无钱医治。王生花只能硬撑着爬起来……
　　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王生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个刚30岁便已过早衰老的女人觉得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2001年2月23日甘肃两当县泰山乡雨转晴
　　
　　2月20日我又从北京出发，坐完火车坐汽车，于21日傍晚到达甘肃两当县。22日晚8点，在细雨中我到达了泰山乡。
　　泰山乡的贫困与自然环境的恶劣有直接关系。环境使那里的人们经济贫困，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我采访的同心村，海拔在1200米以上，30多户人家散居在山上。土地贫瘠，坡度极大，最大处近60度。又由于水质不良，缺锌缺碘，造成大骨节病流行。
　　57岁的杨秀1982年从陕西带着两个孩子嫁到了同心村，不幸患了大骨节病，身体萎缩得只有1.3米，走路都很困难。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扭着变形的腿从山坡下取水上来，土色的脸上挂满了汗珠。
　　杨秀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今年24岁，还没成亲。杨秀望着一贫如洗的破草屋发愁，哪家的姑娘会嫁到这个贫病交加的家里来呢？
　　
　　2001年2月27日甘肃礼县白河乡阴转晴
　　
　　说起礼县白河乡的白河村，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的，因为这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白河市场。说是市场，也不过是山坳里一片互相连接着的矮小旧屋。
　　44岁的韩虎罗已经结婚24年。她一天书也没有读过，如今她的一双女儿也因家中的贫困没进过学堂。她家的土地更少，仅有1.3亩，而且从家里走到田头就需要2小时。因为离得太远，无法照管，田土被人一偷再偷，已经无法进行耕作。
　　偷土？难道人穷得到了连土都要偷的地步？韩虎罗告诉我，当地人偷土主要是用于盖房子。她家里去年只收获了100公斤粮食，只够一个多月的口粮，大部分时间要靠政府救济和向邻人乞讨度日。
　　由于家里的情况太糟了，韩虎罗10岁的小女儿不得不寄养在别人家里；17岁的大女儿为了生活去了兰州打工，已经走了5个多月，也不知道干的什么活儿，只寄回来过300块钱。
　　“那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呢？”我问她。她说：“养上一两头母牛就行。牛有草就能养大。”这就是她的希望，对有些人来说，一个很容易实现的希望。但对她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奢望。
　　
　　2001年2月28日～3月3日甘肃宕昌县阴转晴
　　
　　2月28日上午10点，我到达宕昌县车拉乡。两旁的山脊上还残留着许多积雪，阵阵寒风袭来，吹得人浑身发冷。中午12点多，我来到了茹树村，见到了茹树村的村长。在村子里，村长算是个富户。他的家里还算整齐，有两只木柜子，墙壁和屋顶是用旧报纸裱糊过的。村长请我们这些“上面来的人”吃了顿面片。面片用清水一煮，汤里胡乱放了些土豆和酸菜，没有一点油星。
　　
　　第二天，准备去城关镇坡头村采访。坡头村分5个组，分布在5个山头上。镇上的干部说，如果把5个组都走下来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无奈，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红崖组。
　　红崖组的组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汉子，他叫马猫。马猫是个“干部”，身上的衣服还算看得过去，他说，全村人穿的衣服，几乎都是外省市人捐赠的。
　　村头坡下，我们看到了一所尚未完工的土坯房。马猫将我带了进去。在家的只有母子2人，19岁的女儿到镇上打工去了。母亲马成翠今年53岁，见我们来，激动地用双手比划着。“她是个聋哑人。”马猫说。
　　12年前马成翠的丈夫就死了，她拉扯着一对儿女苦苦度日。全家只有3亩土地，2000年人均收入只有50元。但她毕竟要盖新房了――我想。
　　“是她儿子要盖房娶婆娘。没房就没婆娘。”马猫说。
　　忽然，马成翠冲过来，抓住马猫的手就往猪圈走去，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马猫回头对我笑着说：“又要说那件事了。”
　　我跟过去。猪圈里没有猪。“原来是有猪的，是去年养的，准备过年时打打牙祭，可让人给偷了。是她儿子偷的，偷了卖了，卖了500块钱。就为了盖那娶婆娘的房子。”马猫说。
　　临出门的时候，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尚未完工，也许永不会完工的土坯房，心里难过着。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我不知道。
　　
　　2001年3月6日～7日甘肃陇西县晴
　　
　　陇西县位于甘肃东南部，其中的福星乡地处渭北干旱地区，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缺水。
　　我在福星乡的鹿鹤村见到了31岁的刘引引。刘引引家是村里的贫困户，连一口用来储水的水窖都建不起。一家老少6口人加上一头牲畜的饮水，都要靠刘引引去担。水源离她家足有四、五里坡路，往返一趟需要一个多小时。每天，她必须往返4次，才能勉强维持整个家庭对水的基本需求。
　　水源是黄土沟壑间的一条小河流。冬天里雪冻冰封，刘引引干裂的手握着铁钎，凿开一个小冰窟窿，然后用一个圆柄铁勺，将浑黄的积水舀上来。
　　刘引引挑着水桶，在山梁上蹒跚而行，她的身影融入莽莽黄土高原之中，愈显渺小。她每天都是如此，默默地绕过一道道山梁。直到回到家里，桶里的水还是浑浊的。
　　“这水能喝吗？”我问她。“放放就行了。”她说。
　　那桶浑浊的水倒进水缸里沉淀着。还有另一种水也在沉淀着，那是屋角处的一只锈迹斑斑的铁桶，里面收着从外面拾来的残冰。冰很脏，正慢慢地融化着，一滴一滴地聚集着……总算还有水喝――刘引引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2001年3月11日宁夏海原县晴大风
　　
　　11日，开始了我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之行。
　　西海固，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地区西吉、海原、固原、彭阳、泾源、隆德、同心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我最先到达的海原县属于干旱半干旱黄土高原丘陵农牧林区，气候特征为：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早，冬寒长，风大沙多，十年九旱。这里交通闭塞，生产条件恶劣，文盲半文盲率在60%以上，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徐套乡徐套村是海原这个特困县中的极贫困村之一。当地干部说，这里穷得连麻雀都不愿意呆，海原的麻雀都坐着火车跑到外地去了。
　　72岁的黑秀英，两个儿子均已丧妻。因为干旱，粮食绝收。2000年偷采发菜赚了点钱，全家人均收入不足100元，主要用于买粮食。我去的时候，她家吃的已经是政府的救济粮了。
　　蒿川乡沙沟村的马祖格，家里的十几亩地也是3年无收，吃粮靠政府救济，经济来源也只能是偷采发菜……
　　生活如此艰难，但是依然有人不放弃对土地的希望。在采访途中，遇见周套村的妇女罗正芳，她家的地也是连续几年没什么收获了。尽管如此，今年她和她的丈夫依然借来牲口，不误农时耕种。我问她，今年的把握有多大？罗正芳舔着干裂的嘴唇，茫然地望着见不到一点水分的土地摇摇头。可是她又说，宁愿让种子丢在地里，也不愿让种子烂在家里。
　　
　　2001年3月12日～14日宁夏西吉县沙尘暴
　　
　　在西吉县王民乡下赵村，我见到了57岁的袁秀英。她的丈夫在1999年去世，女儿远嫁他乡，儿子离婚后外出谋生，杳无音讯，拒绝对其赡养。丈夫去世和儿子结婚的时候，袁秀英家借了1000多元钱的外债。儿子一跑，这些债务全都落在了袁秀英身上。
　　袁秀英6年前患了眼疾，因为没钱至今没有医治。她只能靠打草抵偿一些债务，我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两米多高的草垛上捆草，一大垛草才能抵30元钱。我的到来引来了满院子的人，不一会儿，讨债的人便上门来了。我替袁秀英付了账……
　　从西吉县驱车向南30多公里，便到达地处滥泥河流域的兴平乡。在快到兴平乡王堡村的路坡下，一处土坯房孤零零地立着。
　　我下车走进了那户人家。
　　30岁的王五女，家有10亩山旱地，去年干旱只有150公斤的收成。和几天前采访的贫困母亲一样，王五女家也已断粮。家里没了口粮要靠丈夫外出打工才能养活一家4口，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却患痢疾卧床不起，家里没钱，王五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在贫困地区，人们有病往往撑着，小病常常会拖成大病，甚至导致生命危险。临别时，我取出携带的药给了她……
　　
　　2001年3月15日～16日宁夏固原县阴
　　
　　我走进了固原县大湾乡马场村37岁的谢芳玲家。
　　首先看到的是贴在墙上的奖状，然后就发现了卧病在床的谢芳玲。
　　“是我家女娃的奖状。她上学优秀着呢！”谢芳玲说。
　　“我还是‘三好生’呢！”是女儿的声音，她正挨在母亲的身边。
　　“好啊！”我说，接着想说些鼓励的话。
　　“不上了！”母亲叹了口气。
　　“为什么？”
　　“我这病……咋还上得起学……”
　　“总要上学的。为了孩子的将来……”
　　“去年只打了400公斤粮食，吃没了，换不来钱……”
　　我再也问不出别的，说了几句安慰的话。那学业优秀的女孩，一双眼睛无限留恋地望着墙上的奖状。我不想再呆下去了，默默地退出门去。
　　在蒿店乡双勤村，村干部领我去了中年妇女赵党生的家。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几叶飘零的枯草。赵党生的丈夫表情木讷地望着我们。这位51岁的汉子去年在本乡打了一年的工，只赚得八九十元钱。赵党生的小儿子裹着一件露着烂棉絮的破袄，站在父亲的身旁，嘴巴上拖着一溜清鼻涕。我问他，你妈妈干吗去了？他指指远山，说打草去了。
　　孩子一溜烟跑去找他的母亲。不一会儿，那女人背着比她高许多的一大垛草，顺着山脊踽踽而来，远远望去，像一个缓慢移动的大草垛。她凄苦地告诉我，眼下家里已断了口粮，吃的都是靠乡政府救济，春耕快到了连种子都没有，这日子过的没脸见人啊。至于孩子的学费，就更没着落了。
　　只有知识的力量才能最终改变贫困面貌。但在这贫困的山区，人们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力量呢？
　　
　　2001年4月10日贵州省三都县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贵州是惟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内陆山区省份，境内沟壑纵横，山高坡陡，土壤极其稀少贫瘠，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由于历史、现实和自然的多方面原因，在这里，贫困依然是禁锢人们的枷锁。土地石化，庄稼难种；四季劳作，却难以果腹。
　　在贵州，我首先到达了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贵州山区。“吊脚楼”密密匝匝地拥在山坡上，就形成了一个寨子。踩着湿滑的小路走寨串户，我又见到了母亲们一张张凄苦的面容。
　　
　　2001年4月14日贵州省三都县晴转阴
　　
　　今天，我先后来到水龙乡的水龙村和独寨村。
　　在村外的田间，24岁的陆银菊正背着只有两个多月的女儿插秧。她一家3口只有0.7亩水田和0.02亩的山坡地，去年只收了300公斤的水稻和30公斤的杂粮。因为在大山里赶集是件很难得的事情，陆银菊卖了整整一年蔬菜，才赚到了50元钱。
　　陆银菊赤脚站在水田里对我说：“国家派人给我们照相，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
　　独寨村的妇女杨边，今年65岁。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她告诉我，这辈子她是头一回照相。闻听此言，我的手猛然颤抖了。
　　杨边的命运同样悲苦，她嫁过来的时候，家里只有一升米。这么多年了，生活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她的丈夫15年前就去世了，因为没钱看医生，直到现在杨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于何病。
　　但是，环境的困厄并没有销蚀人们向往富足的渴望。
　　站在自家摇摇欲坠的木板屋前，38岁的韦解表示：如果“幸福工程”帮助她，她可以搞养殖业，还可以开发荒山种植柑橘，保证赚钱以后归还国家的本钱……她真想等有了钱修修这间快要塌了的房子……
　　
　　2001年4月15日 大河镇 雨
　　
　　清晨，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我们沿着都柳江的江边石子路赶往大河镇。虽然石子铺成的道路不算好走，但是都柳江的景色让人有种置身世外的感觉，江水滔滔，碧绿清澈，如此美景却不能消融人间的贫困，让人顿生遗憾。
　　大河镇大河村18组的白启琼，今年53岁，十几年前前夫去世后，与比她小9岁的金建洪重组家庭。家里的2亩田地，打的粮食有限。以今年为例，到4月份早已无口粮。因为贫穷，白启琼一辈子没点过电灯。贫穷像黑夜一般笼罩着她，将光明从她的眼前野蛮地掠去。在黑暗中她大睁着茫然的眼睛……
　　
　　2001年4月19日～29日紫云县晴
　　
　　一到紫云县水塘镇，当地人就问我：你见过一个村民小组都住在同一个山洞里吗？我没见过，也实在无法理解，连一个大致的轮廓都没有。
　　这个名为中洞的山洞，估摸着有一个足球场大，里面居住着16户人家，竟还有一所收容了几十个孩子的小学校。山洞既是家，又是个村，对于我来说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严格地说，在这个山洞里，每户人家其实就是用一块块破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的“独立”空间，一间间毫无规则地散落在洞内两边。这种“屋子”的上面敞开着，根本没有屋顶，山泉滴滴答答地往下留着，平时山洞里的人们就靠接这样的岩浆水饮用。逢干旱时，只有下山到10多里外的河沟里挑水，单程就需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
　　村书记王风刚告诉我，洞里大部分家里的男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看家的女人不仅要侍弄土地还要拉扯孩子。
　　女人们的土地随山势倾斜，分散在洞周围的山上。由于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等杂粮。收获时节，这些瘦小的女人们一天两趟或三趟把劳动果实背上山来。一年之中，她们全靠苞谷饭充饥，红薯是给孩子们吃的。
　　借着傍晚的余晖，我走进了一位叫梁中英的女人家中。她家四口人，每年都要差3个月的口粮。农闲的时候，梁中英整天守在山上挖草药，一年下来也就得个三四十元钱。她告诉我，半年没吃上一滴油了，最困难的时候，只能吃掺点盐巴的苞谷面。她的丈夫在外打工，半年只带回280元钱……
　　昏暗的山洞深处，38岁的光棍汉王风学孤独地蹲在一隅。两年前他的妻子忍受不了山洞生活的寂寞与贫穷，带着孩子逃了出去。王风学曾经外出寻找未有结果，只有苦苦地在山洞里等待着。远远望去，他像一尊没有声息的木雕。
　　
　　2001年4月21日紫云县板当镇沙子哨村阴
　　
　　在周小卯家的土坯房前，我给她拍照。影像中反映出的，是她只有24岁的“苍老”和补丁衣裤裹着的瘦弱身体，还有终日操劳而蓬头垢面的容颜。
　　当我就要离开的时候，她忽然说：“等等，我想……请你看一样东西。”
　　她跑进了屋里，很快又跑了出来，双手上多了一个镜框。她想给我看，递过来，又收回去，将镜框上的尘土在自己身上擦了擦，这才双手捧过来。
　　是她本人的照片。照片上的周小卯面容娇好，穿着苗族少女鲜艳的新衣，带着淳朴的笑容。
　　“北京来的同志”，这一声让我感到陌生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沉吟。她的脸上有期盼的神情。“您能把拍我的照片寄给我一张吗？”我点点头，走出了她的家。
　　忽然，一种后悔的感觉袭击着我的心。我不该来拍她的照片，更不该答应把我拍的照片寄给她。她本来保有着一种青春的回忆，一旦她目前24岁的“苍老”与她本不该消逝的青春映现在她眼前，对她该是一种怎样的残酷啊！
　　
　　2001年5月31日～6月1日重庆市～城口县阴雨
　　
　　5月29日晚上11点，从北京西客站上了火车，经过两天的行程，于31清晨6点20分到达重庆市。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往棉纱乡的一个小村庄。这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村庄，村民们分散居住在山岭上，从山脚一直到山顶断断续续都有人家。放眼望去，在这个土地非常稀少的村庄，即使是在坡度60度的山坡上都要种上庄稼。
　　那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叫覃纯菊的38岁的女人。与她的相见有些偶然，本来已经结束在山上的采访，回到了乡政府。在与乡长的交谈中得知了覃纯菊的一些情况，又当即决定返回覃纯菊所在的乡村。那时已近傍晚，覃纯菊和她的两个女儿还在水田里插秧。
　　在夕阳的照耀下，覃纯菊扬起了黑红的脸膛，她的神情略显疲惫。她带着我们到了她的家，那是一座尚未完工的住宅。半年前，她和她的女儿们还住在山上的一间土屋里。
　　38岁的覃纯菊在十几年前就嫁到了那间土屋里。9年前的一个早晨，覃纯菊醒来，发现身边已经没了丈夫的踪影。大概是厌倦了大山里寂寞贫苦的生活，那个男人走出了大山去寻找新的生活，把一双女儿和贫穷通通抛给了覃纯菊。
　　风雨飘摇的夜晚，覃纯菊躲在滴答落雨的屋檐下失声痛哭。凄厉的哭声在山村里传得很远很远，村民们说，听着就让人心碎。但是到了早晨，覃纯菊擦干眼泪，继续她艰辛的劳作。她咬定牙关，要用一个女人的肩膀支撑起整个天空。
　　覃纯菊只念过小学，但她要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上学。哪怕是借贷，也没让孩子们辍过学。为了给孩子们凑足学费，大年初一，覃纯菊采了一筐山菜，天不亮就赶往县城。天黑坡陡，她一个跟头摔了下去。覃纯菊爬起来继续赶路，赶到县城，忍受着伤痛，抱着肩膀瑟缩着守在飘满鞭炮纸屑的街头，盘算着一筐山菜能否凑足孩子们的学费……
　　她对女儿们常说，只要你们能够考上学，妈就是拼上这条命，也要供你们。
　　山里的风有些寒冷，撩乱了覃纯菊的发丝。无法确切地知道她此时的心情，我只听见她总是在说，两个女儿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一旦考上了更高一级的学校，是否上得起……
　　我许诺资助她的大女儿上学。她的大女儿扑通就跪下了，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刺一样……我只觉得，我能给她们的太少太少了。
　　
　　2001年6月2日城口县阴有雾
　　
　　熊昌碧是我在长元村遇到的一位贫困母亲。听说我们要去她家里，她拒绝了。她不愿把自己的窘迫暴露给外人，怕遭人笑话。乡干部很费了一番口舌，她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熊昌碧很早就嫁到这个山村，并生下了一双儿女。几年前丈夫上山打柴，被滑坡的石头砸死了。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存下去，熊昌碧又与一位鞋匠结了婚。好日子没过多久，丈夫又因为一场疾病卧床不起。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医院是住不起了，熊昌碧就把丈夫拉回家，自己学着给他打针。
　　
　　我们到熊昌碧家的时候，她的丈夫躺在昏暗的角落里，瞪大眼睛艰难地喘息着。与我们同去的医生做了初步诊断，是结核性胸膜炎。
　　熊家的屋后，有一条通往远方的河流，叫前河。滔滔江水奔流不息，似乎无意人间的悲欢离合。瘦弱的熊昌碧身背幼女，一锨一锨地把河沙淘出来，赤裸的双脚踩在河床上，被坚硬的石头划出道道血痕……眼下她最关注的是这些沙子能卖多少钱，这是她目前惟一的进项。我打听了一下价格，竟然低得令人难以置信：4吨沙子筛好了装上汽车，买主只付15元，再除去交付河流承包费，熊昌碧只能获得9块多钱……
　　
　　2001年6月6日～7日巫溪县阴
　　
　　川北风景之美，天下无双，山青水秀，峻逸险奇。
　　我采访经过巫溪县一个叫星溪的山村，得知那里有一条靠女人修起的村级公路。在没有这条公路的时候，星溪村与外界的联系是靠着一条小河谷，一到发水季节，小山村便与世隔绝。连条路都没有的村庄自然贫穷，青壮年们纷纷外出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女人们。
　　星溪村的人们不甘贫苦，他们喊出了“宁愿苦战不愿受苦，苦战一场修通星溪路”的口号。于是，一支以女人为主力的修路队伍组成了。从古稀老婆婆到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她们顶寒风冒酷暑，打眼放炮，炸石开路，硬是把路修了上去。这期间，路曾经被冲毁过一次，还出过工伤，牺牲了两条性命。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人们要走向山外的脚步，到我去的时候，已经修通13公里，完成了工程总量的50%。
　　为了能够把路修通，全村人均要出200个义务工，而且每户要集资100元。村民们没有钱，她们只有在每次下山修路的时候，背着一筐筐的草药来卖，就这样一分分地凑够了修路的钱。
　　为了进一步了解修路的情况，我与她们一起去上工，特意请那些年长者坐上我们的汽车。哪知汽车刚刚启动，一位老婆婆就恐惧地嚷着要下去。原来她一辈子都没有坐过汽车，大家好言相劝了半天，才扶着她在她亲手修的路上“乘”了一里地。
　　我们离去的时候，老婆婆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汽车。那是一种让我想起来就心痛的眼神，我不知道那眼神里究竟包含着多少种情感，羡慕、渴望、遗憾？或许还有很多很多……
　　
　　2001年6月18日四川凉山州晴转阴
　　
　　从成都乘坐了11个多小时的火车，行程500多公里，18日早晨，我和省计生协的夏振泸老师到达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然后马不停蹄赶往凉山州的布拖县。
　　三天连续降雨，当地全是沙土路，泥泞不堪。我们先是到达了布拖县木尔乡的叶尔村。穿行在贫困家庭中间，赤贫的印象久久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大多数的家里真正算得上家徒四壁，走进去黑洞洞的，有的在墙上掏个窟窿，权做窗户，透进一缕阳光，照在清瘦的脸上。
　　在另一个村子，我摸索着走进一户人家，里面悄无声息。我们打亮打火机，慢慢地朝里面移动着。没想到，在屋子深处的地上围坐着一堆人，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
　　这景象吓了我一跳。一问才知道这家的一头猪死了，主人把远亲近邻全都招呼来，大家解解谗。大概是吃得太专注，忽略了我们的到来。
　　我们赶上了这家的好时候，他们今天能够有肉吃。另一个村寨，一位名叫正英此歪的母亲，刚刚生下孩子17天，见到她时，她正和孩子们围着一只破笸箩吃粗糙的苞谷饭，月子中的母亲没有任何特别的照顾。就是这样的苞谷饭，她一年也只能吃上六七个月。
　　
　　2001年6月22日～23日凉山州昭觉县阴
　　
　　转天，我们离开布拖县前往昭觉县。在途中，我们经过一片山坡地，听到婴儿嘶哑的啼声。停下车来，循声望去，一个婴儿趴在田间，嘴角沾满了泥土。他的母亲正在不远的地方耕作。
　　我们走了过去。“孩子哭啦。”我说。“知道。”那母亲说。“还是抱抱他吧。”我说。“不用，哭累了他就不哭了……”说着她继续耕作起来。
　　陪同我采访担任翻译的阿西・约呷说道：“这位年轻的母亲叫阿库阿牛，家里只有这3亩坡地，去年收获150公斤粮食，也只能维持全家两三个月的口粮。”
　　“那也不能让孩子就这么哭啊。”“母亲怎么舍得让孩子这样哭？只是背着孩子干活，累不说，太慢了。”
　　我明白了。这并非一位铁石心肠的母亲，只是因为贫困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使她们母性的温存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大凉山很美，但美得太沉重，太让人心酸。
　　
　　2001年6月27日黑水县阴
　　
　　离开了川南的大凉山前往川北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黑水县。
　　在知木林乡热里村，首先见到的是已有两个女儿的母亲叶兴初。进入西部采访以来，我不止一次感受到泪水的无助，这次也不例外――当她谈到自己死去的丈夫、因辍学而陷入苦痛的女儿，当她面对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的家的时候……
　　叶兴初戴着一顶内地早已绝迹的军帽，如果不是耳边摇晃的耳环，借助室内的光线很难分辨出她的性别，正像她摸棱两可的名字一样。
　　我望着她的两个女儿：“孩子还上学吗？”
　　叶兴初原本活泼开朗的6岁小女儿，神色顿时忧郁起来。而9岁的大女儿表情淡然：“不上了。没钱上了。”
　　“还想上吗？”我问道。小女儿听了，立刻跑回屋里，把她的作业本抱出来给我看。作业本的每一页上全是“对勾”。“学得真好。”我夸奖道。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我的夸奖恰恰刺伤了她幼小的心。
　　我问她：“你每年的学费多少钱？”她说：“40块钱。”我翻了翻口袋，给了她60元钱：“去交学费吧。”那孩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跪了下来。我一把拉起她，把她抱在怀里。
　　哦，孩子！这是我见到的第多少个辍学的孩子啊！
　　
　　2001年7月4日陕西咸阳市永寿县晴
　　
　　从四川省到达陕西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从潮湿的西南一下子进入黄土高原，立时感到一阵干燥的风迎面扑来。
　　若从空中看，咸阳市永寿县的郭村乡呈扁长型。这里土质贫瘠，严重缺水，全乡仅有两口水井，一个抽水机。乡里惟一的水站每天只能放水一个小时，每到这个时候，四邻八乡的女人们拉着小排子车纷纷涌来，排起长龙，眼巴巴地等着盼着。
　　七月，新粮刚刚下来，按理说不是一年中最困难的季节，但在一贫困家庭中，我亲眼看见，一位母亲领着两个孩子守着一碗辣椒面，啃着干硬的馍馍，而父亲只允许每个孩子吃一个馍。孩子哭着想多吃一个，做父亲的挥起大巴掌恐吓着，粗哑的骂声格外刺耳。
　　贫穷有时候榨干了人间最后的一点温情，同时也磨砺着人的性格。
　　潘云鸽是一位干起活来不顾命的女人，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顶着骄阳在打麦场上翻草，脸已经晒暴了皮，黑红的脸膛上汗水淋漓。1993年，潘云鸽的前夫因患心肌炎无钱医治离开了人世，她招赘比她大4岁的常书平成家。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承包了外村的土地，不分昼夜地忙碌。麦收时节，10亩地的小麦，两口子干了整整六个日夜……
　　贫困中的女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只是当她们表现出来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心酸。
　　在村头，一位30多岁的女人向我展示了她的两件心爱之物：一对用5角钱买来的耳环，以及一只根本不会转动的塑料假表，还有她那很满足、很满足的笑脸……
　　
　　2001年7月6日长武县晴
　　
　　对于焦家哇村妇女卫小爱的女儿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早晨下了一点雨，母亲用破水桶接了些雨水，能够给她洗一次头了。
　　水贵如油，难得天上滴下几滴雨。水撩在黑色的发丝上，轻轻的像是加着几分小心。然后妈妈让她坐在家中那面残缺的镜子前，给她梳一回头。就是这面已经磨得模糊了的镜子，还是她的父亲外出打工的时候，在城市的垃圾堆里拣来的。
　　
　　见了我们这些生人，小女孩很兴奋，她急着爬到树上给我们摘杏吃。果子纷纷落地，还有些生涩，但我吃到嘴里，却觉得十分香甜。孩子捧着果子，高高举到我们面前，分明捧着她的一颗心。
　　我不知道，我们的到来是否真的对她命运的改变有所帮助。
　　
　　2001年7月9日～11日延安市阴雨转晴
　　
　　延安市宝塔区万花乡花园头村。
　　薛小霞家院落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石碾子，据说这个石碾子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周围十几户人家必不可少的农具。薛小霞正带着两个孩子碾玉米，可能是由于我这个陌生人的到来吓着了小妹妹，她哭闹着找妈妈。薛小霞抱过孩子放在推碾的木棍上，看了我们一眼，只说了声“来啦”，照旧围着石碾子逆时针转了起来，只是前面多了个孩子，速度慢了一些。
　　后来她告诉我，她家有30棵苹果树，是1989年栽的，现在这个品种不太好卖，再加上去年干旱，没卖上几个钱……她最大的愿望是更换苹果品种，赚钱以后盖新房子，早一些搬出石窑洞。
　　
　　2001年11月4日云南邱北县太平村晴
　　
　　11月初我来到了云南邱北县。邱北县双龙营镇的太平村是县计生委副主任张天良的家乡。我接触过许多像张天良这样的基层干部，他们土生土长在那片土地上，与他们的父老乡亲休戚相关，“家乡”二字在他们心中总是沉甸甸的。
　　我们的车勉强开进了村子，刚刚进入村口，就遇见了一对夫妻。女主人叫李兰芬，她和丈夫正牵着一头牛，准备去播种小麦。张天良说，李兰芬家是全村最后播种晚季小麦的人家，因为她家穷，没有牲畜，只能借用别人家的牲口，所以要等到别人家的牲畜使用完后她家才能使用。
　　李兰芬引着我们到了她的家，一间石头垒砌的房子，墙体已经有些倾斜。屋顶半边透天，白天看日晚上观星，逢风雨交加往屋里可劲地灌。
　　李兰芬家穷得只有一床破棉絮。床，就是几块破木板，上面铺着一些化肥袋子。撩开棉絮，露出“枕头”――一个捡来的录音机外壳……惟一算得上物件的东西是一架坏了的缝纫机。
　　在上无片瓦的屋里，李兰芬已经住了好久，她还要继续住多久呢？
　　
　　2001年11月5日官寨乡山心村阴雨
　　
　　我要采访的贫困母亲顾彩莲住在山心村的丫口寨。
　　顾彩莲的房子也是石头堆砌的，两根木头顶在已经向前倾斜的石墙壁上。我站在门前，头部已触及到了屋顶上的茅草，低头钻进屋子，眼前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适应片刻后，看到门后面有一张用木头搭的床，床上堆着一团已经辨不出颜色的破棉絮和几件烂衣服。从门口往里走几步，确切地说只有3步，就是做饭的地方，除了一口锅、三四个碗、一把壶和一个坛子外，再没有看见其他家当。我呆呆地望着屋里的一切，憋得喘不过气来。
　　26岁的顾彩莲有两个孩子。自从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她胸口一直疼痛，不停地咳嗽，没有力气，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干活了。顾彩莲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但却从没看过病，只是靠其兄长在山上挖些草药来吃，两年来根本不见好转。
　　“小病挺挺，大病等死。”这是深山人家的格言。去卫生所要走几个小时的路，更别说县医院了，治病的钱让口粮都不够吃的顾彩莲想都不敢想。
　　当我们离开顾彩莲家时，她手里紧紧攥着我们送给她看病的150元钱，坚持着把我们送到屋后的山坡上。我含着泪，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她依旧背着孩子倚靠着石头远远地望着我们……
　　将近一年的“幸福工程”西部行的采访暂时结束了。我看到的太多，感触太多，但能写下能拍下的却太少，有些感触无法表达，所以这只能是一部分。
　　我虽然不能说完全地走进了贫困母亲，但毕竟还是走近了她们的生活；
　　我虽然看到了西部部分地区贫困母亲的贫困生活，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坚强；
　　我虽然看到了经过“幸福工程”资助的贫困母亲脱贫后的喜悦，但更使我难忘的是“幸福工程”带给贫困母亲们的希望……
　　我不敢奢望别的，只是希望人们能够记住――在中国65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5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请整个社会来关注她们，帮助她们，因为――她们是母亲！
　　
　　后记
　　今天的顾彩莲
　　
　　自2002年5月至今，通过幸福工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帮扶，顾彩莲和孩子的病已经痊愈，欠的外债都已还清。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盖起了石瓦房，有了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养了3头牛、4只羊、3头猪和十几只鸡……2003年春节，她家里开始杀年猪，那是她结婚11年来第一次杀年猪。
　　顾彩莲说：“我不会说（话）的，谢谢幸福工程，谢谢阿依（叔叔）、阿�（阿姨），没有你们（帮扶），就没有我家的现在，我们全家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现在我家房子也有了，牛也有了，猪也有了，羊也有了，鸡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我和娃娃的病也医好了，给你们放心了（让你们挂念我的心可以放下了）。以后我好好的养好牛、养好猪、养好羊，好好供娃娃读书，过好日子……”
　　
　　链接
　　幸福工程简介
　　
　　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中不少人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口粮不足，缺乏收入来源，更享受不到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困苦和劳累，她们作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在贫困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
　　母亲不应属于贫困。回报母爱，帮助她们摆脱贫穷、愚昧和病痛，应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为此，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于1995年初共同发起实施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通过向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立幸福工程专项基金；通过卓有成效的救助行动，唤起社会各界对贫困母亲的关注和支持。
　　治穷――以“小额贷款，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
　　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懂得生殖保健知识；
　　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服务。
　　幸福工程实施5年多来，以扶贫济困、回报母爱的深刻情感内涵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救助模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已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00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21428.15万元，救助贫困母亲129607人，惠及人口582002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幸福工程根于社会，幸福工程的动力和活力来自社会，来自每一位热爱母亲、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
　　作为跨世纪的社会工程，幸福工程将继续支持政府扶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目标；将关注随着社会进程而产生的新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始终关注母亲，以帮助贫困母亲为己任。我们愿以真诚而执著的努力，呼唤海内外各界团体、企业、个人同我们携起手来，架起一座爱的桥梁，共同帮助贫困母亲走出贫困，走向幸福！
　　人民币帐户
　　帐户名称：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开户银行：工商行北京新街市支行
　　帐号：0200 0029 0901 4471 334
　　外币帐户
　　帐户名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帐户：000 395 080 910 14
　　联系电话：010―62179760
　　传真：010―62179760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12号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国内发展部
　　邮编：100081
　　电子邮箱：xfgc@vip.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