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学应告别翻译】 告别的文言文

　　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最终是白话文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日常使用的语言。随着文言文的逐渐退出,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了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的语言行为。当时上海就出版过为数不少的“言文对照”读物,如郭沫若的《卷耳集》(诗经选译)便于1922年出版于上海。在中小学教育中,白话文也从上世纪20年代进入了过去由文言文一统天下的语文教材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某些白话文教材如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当中,文言文教材被翻译成白话文后才选入。传统的文言文教学的讲解、背诵、回讲、默写等方法由于教材内容的变革和与新的教学思想不相容也被逐渐颠覆,而“翻译”渐渐成为了文言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教学方法。于是乎课文分析有“翻译”,课后练习有“翻译”,考试测验也有“翻译”。
　　应该说,文言今译是整理古籍的重要手段之一。现在除了专门工作者之外,一般人都不具备也没有必要具备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所以古籍加上标点、注解和翻译,对于中华儿女学习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在中小学的文言文教学中笔者认为使用翻译弊端很多,影响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因此文言文教学中的“翻译”应该休矣。
　　所谓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也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活动。它是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的桥梁。传统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是一脉相承的父子关系,文言文是现代白话文的基础,是“源”;现代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继承和发展,是“流”。两者是同一种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是两种语言。尽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使用文言文,但是它的活力部分还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使用的白话文。所以文言文与古英语、古俄语、古拉丁文这些已经死亡的语言是不同的,否则中小学生就不必学习文言文了。在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习经为常的“翻译”教学方法造成了中小学生语言心理的错位,他们一接触文言文就离不开译文,从而把文言文当成了与白话文相距遥远的另一种语言,对白话文前身的文言文缺少亲近感。此外,文言文是现代白话文最重要的来源,二者的基本词汇、实词用法、句法文法等相同的地方是主要的,不同是次要的,而文白翻译往往却是强调文言文和白话文不同的地方,忽略相同的地方,增加了学生文言文难学的印象,有些学生为了应试甚至把背诵译文当成了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学生中出现了所谓“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的畏难情绪和厌学态度,而文言文教学的翻译是出现“一怕文言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密切关系,基础教育阶段学习文言文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白话文的语言运用能力。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此。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1]。可以说,文言文的教学也是实现语文课程这一基本理念的重要途径。文言文是现代白话文的基本源头,白话文充分吸收了文言文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语言精粹等仍然具有活力的成分。优秀的白话文表达往往善于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来表情达意,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如温家宝总理几年来“两会”结束时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都引用了大量的古语和诗文抒怀言志,凝练、典雅,表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语言功底,给世人印象极深。反观多年来青少年学生书面语表达口语化,口语表达粗俗化,词汇贫乏,平淡苍白,毫无生气,反映了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低下。语文教育自然脱不了干系,而文言文教学中的翻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中小学教材中的文言文均为浅易、经典的文本,简洁典雅,精练优美,是中小学生学习语言的好材料。有学者指出:“汉语的文白之别,事实上还代表着语言的‘精粗’之别,‘雅俗’之别。人们接触的文言文越来越少,语言也就越来越‘白’、越来越俗,失去了古雅、凝练的文风。”[2]文言文教学中的翻译使学生直接接触文言文的机会减少了,而且把文言中许多凝练、优雅、含蓄的语词变成了平淡、流俗、直白的语言材料,译文经常会导致文言文课文在语意、美感、风格上的流失。中小学文言文教材中不少的词语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沈复《童趣》中的“明察秋毫”、“怡然自乐”、“庞然大物”等等,以及不少的语句如八年级下册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不译则美而雅,硬译则拙而俗。至于对那些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古典诗词的教学,翻译无疑更是破坏了原作的完美。试想,将李白的《将进酒》中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翻译成“叫我的儿子把我的五花马和千金裘拿出去卖了,换成好酒,我要和你痛饮一场,把我们心中的愁闷都忘了吧!”还有原来的情味吗?还有那种豪爽的气魄吗?要表达这样的感情,就得用李白这样的诗句。改变了这种语言形式,也就找不到这样的情味了。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包括古诗词),都是千古传诵的名家名篇,无论思想内容、感情因素,还是艺术技巧、语言形式都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加上在选入教材时编者充分考虑了其浅易性和可接受性,且都根据学生年龄特征精心作了注释。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取消翻译,让学生亲近这些作品,直接和古人对话,从中汲取并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化为自己的言语素养。
　　文言文教学应该借鉴并继承传统文言文教学的经验,这些经验凝聚了千百年来从教学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教学智慧,符合文言文本身的语言规律和学习文言文的教学规律。对文言文的教学古人主要是靠解说。我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语言的演化,到先秦时已存在古书词义深奥、不易理解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训诂方法,到了汉唐更为兴盛。训诂的原意就是用通行的语言解释古字古义,后来变为解释词语的泛称。训诂成为了人们学习古文的一种常用的方法。训诂和翻译是不同的,《说文解字》中对“译”下的定义为:“译,传译四夷之言者。”在训诂学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清代,学人陈澧说:“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使邻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3]可见古人学习文言文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解释字词来理解全文而不是翻译。因此,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应加强对文本的解说。当然,按照语文新课改的理念,对文言文的解说不能再是传统的只是教师讲学生听,而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借助课文注释和工具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多种学习方式自行解说,让这种解说既是学生自主的,又是科学高效的。
　　对文言文的教学古人还有一重要方法是诵读,这也是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宋代大学问家朱熹就说过:“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4]文言文富有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通过激情诵读,学生融汇于文本的世界中,既能领会旨意,又能体验情感,既有利于把握语言的特点和规律,又有利于形成纯粹、典雅的语感。因此要在学生通过解说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加强反复诵读。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对诵读也明确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借鉴古人诵读“口诵心惟”、“虚心涵咏”的传统经验,并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发扬光大,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培养学生诵读的习惯。
　　综上所述,翻译不是文言文教学的正途,解说和诵读才是文言文教学的正途。在文言文教学中要加强解说和诵读,使学生通过文言文的学习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母语,更好地夯实语言功底,从而更好地提高语文素养和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2]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23.
　　[3]黄灵庚.训诂学与语文教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5.
　　[4]嵊县教育局教研室.古代语文教学言论选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43.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本文编校:陈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