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分工的限制因素市场范围、交易费用与风险】

　　内容摘要：研究分工限制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分工、促进分工演进、拓展分工理论应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沿着分工理论演进的逻辑路线，依次从市场范围、交易费用和风险三个方面并细分为不同视角，对有关分工限制因素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论，最后给出有关启示及今后研究方向。
　　关键词：分工 限制因素 市场范围 交易费用 风险
　　分工被认为是经济学中一个典型的两难冲突问题。分工在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发展也遇到一些限制因素，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分工进程，使分工呈现出一个渐进过程。对于分工的经济性，众多学者已做出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然而，许多学者在借助分工工具分析现实问题时，常常只关注分工经济性的一面。即使有些学者注意到分工的个别限制因素，也不能弄清各因素之间及其与分工之间的内在机理。这样的研究结果不但在理论上缺乏内在一致性，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往往出现重大偏差。因此，需要对限制分工的相关因素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回顾自亚当·斯密以来有关分工问题的文献发现，在论述分工限制因素时，大多数学者集中在三个方面：市场范围、交易费用和风险。基于学者研究背景和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对限制分工的各因素及其与分工之间的内在机理予以综述。
　　分工与市场范围
　　（一）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
　　在斯密之前，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和柏拉图等就已经认识到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问题，将人口规模，尤其是城市人口规模与职业分工程度联系起来，以此说明了大城市较小城市存在较大程度的职业分工，并因此可以供应精美和充足的产品。而且柏拉图、North（1691）、Mandeville（1714、1729）、Ferguson（1767）也都已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中劳动分工以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Sun，2005）。斯密（1776）首先明确提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即“斯密定理”）。在斯密看来，分工之所以会出现和发展，是源于人性中物品交换的倾向，受到人的自利心的鼓励。因此，交换能力就构成了对分工的限制。尽管斯密没能直接将较为抽象的“市场范围”具体化，但他已指出市场范围与一国的交通条件、富裕程度和人口的多少密切相关，也暗含着斯密已注意到“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穆勒（2005）明确指出可能限制市场规模进而影响到分工的几个具体因素：人口规模；居住的集中度；交通条件；居民收入水平。因此，“世界财富的增加，当伴随有通商自由、航运的改进以及国内道路、运河或铁路运输的改进时，会使各国产品的市场极大地扩大，其结果通常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分工得到很大的发展，从而提高各国劳动力的生产力”（穆勒，2005）。斯蒂格勒（1951）在揭示出“斯密困境”同时，进一步使斯密定理形式化和得到应用。他认为厂商之所以选择自己操作使收益递增的生产程序，而不是让其他厂商专门履行该功能，主要因为该生产程序的规模太小，市场范围还较窄。但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使收益递增的生产程序可能增加，其规模也会扩大到足以支撑其他厂商专门从事该类生产。
　　（二）分工依赖于分工水平
　　斯密经济学里的关键要素是市场不仅限制劳动分工，而且也在协调劳动分工（Hayek，1983）。早在杨格之前，Wakefield（1835）就从分工理论中认识到，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之间存在相互加强的关系。大家普遍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也就是说依赖于“交换能力”，而后者则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尤其是依赖于土壤肥力和天气及劳动技能所决定的农业生产率。由于人类还无法控制土壤肥力和天气，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主要受劳动技能影响，而劳动技能的提高与劳动分工有很大关系。这样就导出一个重要假设：“当职业分工受到市场范围限制时，市场范围至少大部分受到职业分工的限制”（Sun，2005）。杨格（1928）对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最为著名。杨格对市场规模的定义超出了斯密的人口和运输条件范畴，认为市场容量取决于人口规模及每个人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则由每个人的收入决定，收入依赖于生产率，生产率又取决于分工水平。这样，“分工就由分工的水平决定”（杨格，1996），是一种内生的分工演进机制，从而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Wakefield构建的市场范围与职业分工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依据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杨格主要关注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市场。
　　（三）分工与市场范围：模型化与实证分析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将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模型化。其中，一类研究着重将斯密定理模型化或实证分析，主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但各自依据的分析框架、假设前提和逻辑思路等存在差异。如Baumgardner的均衡模型由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发展出来；Locay则是用一个均衡模型来讲解斯蒂格勒的分工理论；Kim和Swanson都是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从人力资本视角来解释专业化水平是如何由人口规模决定的。许多实证研究所得结论也不一致（Tucker and Wilder，1977；Stuckey，1983；Levy，1984），可能与专业化或市场范围的定义有关（Perry，1989；Bresnahan and Gambardella，1998）。
　　由于采用局部均衡法无法说明市场范围如何受到劳动分工影响，要将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模型化，必须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从而形成另一类研究（Romer，1990；Yang and Borland，1991；Weitzman，1994；Ciccone，2002）。同样，大部分研究的视角、假设和方法等也有差异，在市场范围与分工的界定方面也有不同，因此所形成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相互依赖机制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研究都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体制假设下展开的，显然与现实有一定差距。因此，Gilles et al.（2006）放松竞争性市场经济环境假设，将斯密定理进一步拓展，认为斯密-杨格机制也可应用于与完全竞争市场体制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环境。Yang＆Borland（1991）将斯密、杨格和何塔克的思想纳入一个“新兴古典动态全部均衡”模型中，考察了分工的自发演进和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关系。这时，Yang and Borland已将对分工限制因素的关注，由市场范围转向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