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能臣伍廷芳]大魏能臣

　　最近，某家出版社遴选晚清政治精英十人，拟由近代史专业出身的学者分担，出版一套丛书。召集人问我可否从中选一个，还给我另增人选的自由。我看已经上榜的十位精英大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人物，却没有伍廷芳，就想根据自己近年收集伍廷芳的英文档案资料，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的大量报道与采访，对照中文文献，写一写晚清两任驻美大使和率先受邀加入辛亥反清阵营的伍廷芳，那是一个连美国政要与媒体都觉得神奇的东方人物，一个在国内未必受重视但西方世界都很敬重的晚清外交官。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此话在伍廷芳面前就有些失灵了。
　　伍廷芳其实很重要
　　对于伍廷芳，且不说一般读者，即便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学士、硕士乃至博士，经常有人表示还没听说过；即使偶遇个别听说过的，也顶多知道伍廷芳参与了晚清新政时期的法律改革，但没有沈家本重要，后来参与南北议和，担任民国的司法总长，至于其他方面，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在史学界，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旧官僚”，有关晚清政局的书刊都会提到他。特别是在南北议和时期，南方革命党人把他请出来，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展开谈判，他还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史学界对他并不放心。他与动辄抓人藐视司法的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辩论，曾经轰动民初政坛。护法运动时期，他却是孙中山的重要合作者，身兼数职。有人还说他晚年“皈依”孙中山，与孙中山合作到死，至于合作最后的真相如何，也需要凭资料说话。虽然书肆已有几本关于伍廷芳的传记，很多作者既没有关注美国保存的有关伍廷芳的公、私文献资料，也懒得参考美国加州大学洛衫机分校历史学教授琳达（Linda Pomerantz-Zhan）公开出版的英文博士论文《伍廷芳，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与现代化》。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侨商之家，今年是他出生170周年，逝世90周年。他3岁回到广东，在香港完成中学与大学学业， 1874年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国家专修法律并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在香港获得“太平绅士”称号的华人。1882年，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每年以6000两的高薪，聘他襄理对外交涉。有人反对给高薪，李鸿章却实话实说：人家在香港做大律师获得的收入还远不止这些，如今外交冲突甚多，内外交困，国家急需既通英语又懂西方法律的人才，那么，天下华人那么多，除了伍廷芳，还有谁呢？伍廷芳在李鸿章的幕府兢兢业业，办过许多对外交涉，还一度出任过开平煤矿的经理，从1896年开始奉命离开北洋，两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公使。
　　“最受欢迎的
　　东方外交官”
　　自晚清郭嵩焘忍辱负重，作为道歉国的代表出使英国，迄于今日，具备国家立场与爱国热忱者俯拾即是，但还不够。像伍廷芳那样既不乏国学基础与人格魅力，又身怀外语强项、法学基础与外交才具者，举世难寻。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观看重历史人物的反抗精神，却淡视近代国家的建设者，对许多非暴力反清的建树之材不是被遮蔽封存，就是常遭扭曲，弃如敝屣，革命史观也就成了另一种模式的正统史观，这是急需纠正的。
　　1900年的中国乃灾难深重的多事之秋，愚不可及的慈禧等人为了发泄私愤，指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区，鼓动盲目排外，挑战国际法，给八国联军以攻占北京、再次肆虐圆明园的口实，驻外使臣的困境可想而知。驻美公使伍廷芳忧心如焚，一边敦请袁世凯等尽力保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人身安全，一边向美国政府保证康格的安全，厘清谣传，还根据不同的受众，通过流利的美式英语，掺入部分东部方言与俚语，进行专题演讲，阐述西方列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多种原因，批评西方传教士等在中国的傲慢与侵权行为，不卑不亢地宣讲中国文化，讲孔子、孟子，谈道教，谈中国人的幸福观，底气十足，赢得美国听众的普遍理解与阵阵掌声。就在这年春天，他在费城宾西法尼亚大学演讲《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到场听众四千余人，均为他的论据与论点所折服，他把讲堂变成掌声的海洋。数日之内，美国全境的报刊还纷纷转载他的演讲内容，他的声誉由此骤增。即使在伍廷芳归国后，大洋彼岸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等还经常跟踪报道他，经常回味他留给美国听众的记忆，称他为“最受欢迎的东方外交官”，“他的英语说得几乎和他的中文一样好；他具有所有东方的幽默和智慧，他能恰到好处地将这些翻译成美国本国话；演讲上的天赋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公众演说家，以至于顺理成章地获得美国一些伟大的大学和学院的荣誉学位。”
　　演讲的成功只是一个方面。当伍廷芳把康格在北京安然无恙的信息在第一时间直接向美国国务院上门通报时，素来重视人权的美国政府与社会舆论对这位辫子大臣的信任由此腾升。《辛丑条约》酝酿期间，美国政府不仅接受伍廷芳的建议，同意清朝政府用银两为本位支付战争赔款，减少清朝的经济损失，还动员西欧国家接受伍的建议。
　　不仅如此，伍廷芳凭借自己对国际法的娴熟掌握，敦促八国联军尽快交还天津，还促使美军交还所抢银两30万，并请示军机处，将其中的8万用于建造中国驻美使馆。座落在华盛顿西北区第十九区的中国使馆就在1903年建成，从此结束中国驻美使馆租于美国和受制于外人的历史。伍廷芳还不遗余力地抵制美国的排华浪潮，维护华侨的权益，呕心沥血。美国有篇文章还提到，伍廷芳在美国“忙于传播正确的中国知识，中国在当时对西方来说是神秘的。通过他的帮助，国会图书馆开始收集和分类中国的文献”。
　　1911年反清革命的高潮之前，年近古稀的伍廷芳已对清朝失去期待，赋闲沪上。当上海革命党人敦请他代表南方独立阵营，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开始举世瞩目的对谈，商讨民国的未来时，伍廷芳的美国友人十分高兴，积极配合。钢铁大王卡内基就致函给塔夫特总统的私人秘书：“鉴于国务卿还没有返回华盛顿，我将此信寄给你。但如果国务卿在场，请将此信交给他。是否向总统提出建议取决于你。伍廷芳和我是亲密的朋友，我们都是孔夫子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