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很右的人觉得我“左”，很左的人又觉得我“右”:杨奎松其人其实

　　杨奎松的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　　7月22日，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一场名为“直面中国革命——杨奎松新书对谈”的活动在这里举行，吸引了杨天石、陈永发等众多重量级嘉宾的参与。
　　对谈的“新书”，其实是历史学者杨奎松四部经典作品的合集，即《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
　　著名学者李泽厚曾论断说，“影响上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而杨奎松的《革命》四书，所围绕的正是这个核心问题：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
　　在这个领域，杨奎松已经收获了至高的评价。比如，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评价说：“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很多人开始把他与刚去世不久的著名历史学者高华并列，称之为“南高北杨”。
　　有些读者们更喜欢另外一个说法，他们把杨奎松称为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对这个通俗化的类比并不反感，他承认，自己的历史研究确实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
　　杨奎松今年59岁，这位面容清俊的学者，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历史研究。对他来说，“《革命》四书”是他个人研究生涯的半个总结。
　　在这之后，他要全力投入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研究一一这是个更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因为建国史研究远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没有办法全都看到。第二，它的禁区远比革命史更多。”
　　南都周刊：这套书总题为“革命”，这个“革命”，并非特指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
　　杨奎松：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以及《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都是试图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在我的历史观察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是中国的革命党，只不过两者选择的道路和追求的理想不同罢了。最后共产党胜了，国民党败了。
　　南部周刊：您多次提到“革命史观”，它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不是现在史学界研究的主流?
　　杨奎松：革命史观是相对于其他史观而言，如现代化史观、民族国家史观等。但革命史观其实也不尽然是大陆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事实上国民党过去的史观，也是一种革命史观。只不过，在大陆过去讲革命，是从阶级革命角度着眼的，国民党则反对阶级革命史观，主张民族革命史观。因为改革开放，大陆的学界注意到了生产力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特别是对传统的阶级革命史观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它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整个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与演进的方向，于是一度热衷于建构一种所谓现代化史观，想要从现代化的角度、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解构中国近现代历史，曾经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南都周刊：那么，您自己的史观是怎样的形态?
　　杨奎松：我个人更多重视的是如何还原史实的问题，而不是史观的问题。我研究历史会本着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是“进化观”。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我相信社会就历史的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是进化的，而且是渐进的。短时间里，会有进有退，有急变有缓变；但从长期上看，历史是不会跳跃的，任何人为加速社会变革的尝试，都必须具有足够的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否则是一定要失败的。其二是我相信人的成长是渐进的，由人构成的历史是渐进的，后人对历史的考察与研究也必须要与这一渐进的过程保持同一步伐，不能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也不能倒果为因地下结论。
　　第二是“人性观”，我相信“人生而平等”，不止从权利的角度。即使从人的善恶本性的角度，也不应把历史人物简单地神化或妖魔化。没有人可以不犯错误一贯正确。同样，任何政治人物，无论其所作所为给后人的印象如何，他都注定有其和无数普通人_样，很生活化，甚至是人性的一面。
　　南部周刊：所以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去看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
　　杨奎松：判断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下来理解和观察，对其所作所为的因果认定，也必须基于当事人所处的特定条件和环境，不能超越历史局限或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我强调历史研究这样的出发点，中心目的就在于我希望能够做到我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客观。
　　比如我们今天说谁爱国或者谁不爱国，说谁革命或者反动，都是因为我们站在某一种立场、某一种观点上，片面地那么说。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们看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两边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看他们是妖魔，他们看我们也是妖魔，其实我们看我们的领袖，他们看他们的领袖，都是圣人，都是一样的。
　　“任何—种形式的、斗争，都可能把人变成鬼。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没有哪个入天生就是坏的，也没有哪个民族先天就是恶的。”
　　南都周刊：通过这种“客观”展现的历史，会不会跟以前呈现的历史有冲突?
　　杨奎松：肯定跟传统的看法不会完全一样，但也不是绝对相反。我一直期望，包括跟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讲，要学陈寅格，做到“同情之理解”。就是说我要对自己研究的任何一个对象，要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换位思考，即努力尝试着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来思考：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想?
　　我写《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努力去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联共”，又为什么最后每每一定会走到“反共”上去?你抱着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深入到国民党的史料中去，就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我觉得，只要基于理解的态度，很多历史上的事情都是可以讲通的，也很容易发现那些被今人画上各种政治符号的历史人物，也是完全可以基于常情常理常识来了解的。
　　南都周刊：看到之前有个媒体对您的采访，您提到自己的血型和星座，说个人的性格可能会潜移默化影响做学术的方式，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杨奎松：这是玩笑话。但我也确实想不大通很多事情。比如，周边有些做历史的朋友，平时也知道研究态度要客观、中立。真的研究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做不到了。不是说他们不想客观，而是很多人做不到。我过去和一些朋友一起做抗战史的研究，后来做着做着一些朋友就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了，抗战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反日声讨，对日本战争罪行和战争反省的批判，也变成了对日本民族“劣根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