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叙事的诗五言律诗【论宋代律诗叙事功能的增强】

　　宋代律诗的叙事功能比前代得到了增强。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诗人倾向于采用富含叙事因素的“事象”，“事象”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唤醒读者对某一事的识别，进入与事相关的具体情境。另一方面，宋代诗人又在律诗中追求历时性的表达，借助虚字、动态过程等手段来建立诗句、诗联之间的关联，融入历时性的叙述顺序。这两方面相结合，增强了律诗这一诗体的叙事功能，促进了律诗艺术的新发展。
　　[关键词]宋诗；律诗；事象；历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188－04
　　周剑之(1984－)，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唐宋文学与古典诗歌叙事性。(北京　100875)
　　由于律诗在格律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律诗是在各种诗体中叙事性相对较弱的一种。尽管诗歌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但律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却是在时间性的文字中建构出空间性的效果。律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几项重要特点：一是格律上的整饬，对于平仄、声韵、对偶等语言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二是意象凝练密集，通过具有形象性的意象来营造可供感受体会的情境；三是语序的省略与视角的交叉变换，让诗歌成为意象平行陈列的共时性空间。但这种共时性的空间与叙事所要求的顺序清晰、历时发展很不相同。因此，这是律诗不太适宜于叙事的重要原因。然而，律诗到了宋代，叙事性却有所增强。宋代律诗在保持律诗大体特点的同时，对经典律诗的和谐平衡之美有所调整。一方面倾向于采用富含叙事因素的“事象”；另一方面又借助虚字、动态等手段来建立诗句、诗联之间的关联，在共时性的格局中融入历时性的叙述顺序，使叙事与律诗体式较为相容，从而增强了律诗的叙事功能。
　　一
　　宋初三体之一的西昆体可以说是对律诗的一次变革。西昆体学习李商隐近体诗的辞藻典丽、对偶精致，形成了富于典实、丰赡缜密的风貌。虽然西昆体过分讲求深雅，不免失于晦涩雕琢，但它减少了以往律诗中以景物为主的意象群，而以富于叙事意味的事典作为组成诗歌的重要元素，通过“事象”的组合来传达诗歌内涵。杨亿的《汉武》是西昆体最有名的作品之一。这首诗几乎每句都有典故，题为《汉武》，故诗中事典均为汉武帝之事。首联指的是武帝派人入海寻求蓬莱仙岛的不死之方，但终究无功而返。颔联“竹宫”事出《汉书·礼乐志》，“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武帝“自竹宫而望拜”，以求长生；又相传甘露与玉屑同饮可以长生，于是，汉武帝建仙人承露盘以收集甘露。两句中的“劳”与“费”则表明了武帝这些做法的徒劳无功。颈联“力通”句指汉武帝用兵西域求取宝马；“死讳”句中的“文成”本是一名方士，武帝因其伪造神书而杀之，后又后悔，并且要向他人隐瞒，以继续吸纳方士，于是，谎称文成将军是“食马肝死耳”；这两句说武帝穷兵黩武只不过是为了名马、惑于方士却仍要自欺欺人。最后两句说东方朔事迹，东方朔人才出众，“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然而始终得不到武帝重用，于是向武帝进言日：“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武帝才让他待诏金马门。然金马门实为宦署之门，武帝终究以滑稽视之。可见，武帝对有才之士的忽视。整首诗仅56字的篇幅，包含的事典却异常丰富。每个典故背后都含事，事的内容远远多于字面的内容。诗中所写并非单纯的景物意象，诗人并不是要借助蓬莱、弱水、竹宫、金掌等意象营造出一个供人直接体会的意境，事实上，这些意象也并不在同一个场景内。它们的存在，如同一种特殊的代码，要通过这些语词唤醒背后的内容，让读者在与这些文辞相遇的时候，联想到的是相关的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史实的叠加来呈现汉武帝热衷求仙而轻视人才的行为。同样，刘筠的《南朝》与此相似，所用事典皆为南朝之事。第一句以东晋孝武帝之事概括南朝相续败亡的大背景，“华林”是六朝时候的宫苑，“长星”指彗星一类，在古代被视为预示战乱的灾星。孝武帝见到长星出现，却劝酒云：“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第二、三句写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之事。据《南齐书》载，东昏侯大兴宫殿，以麝香涂壁，穷极靡丽。齐武帝曾建兴光楼，涂以青漆，高大华丽，东昏侯却不满意，说：“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第四句意为南朝帝王仗着朱雀桥与秦淮河的屏障，在城中醉生梦死。第五句写齐武帝好出游，置钟于景阳楼，以钟声催促宫女早起打扮。第六句为陈后主事，后主荒于酒色，隋文帝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暗指陈朝后来终被隋朝所灭。最后两句由前六句史实进入感慨，意谓南朝败亡相续的历史不过给诗人墨客带来无限的感伤。此诗将历史上许多事实连缀在一起来叙述，像一个小型的剪辑，每一组镜头都是历朝君主的昏庸荒淫，通过这些典型事件，以小见大地呈现南朝败亡的历史。
　　以上两首律诗与传统意义上的律诗有所不同。传统律诗通过意象建构意境，抽取各种景物意象融为一个可供体会感受的境界；而西昆体律诗的密集用事，则是抽取各种与事相关的“事象”，组织成可供理解领悟的一套系统。这些“事象”本身分属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就每一个事典而言，都含有相对独立的叙事因素；与此同时，这些“事象”又在诗歌中实现并置，通过前后落差、对比反衬，建立起事与事之间的关联，构筑出诗歌的意义空间。因此，“事象”的核心特点就在于它带给读者的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唤醒读者对某一事的识别。读者可以依据这一事想象其中的情境或人物形象，但形象本身不是诗人的直接目的。
　　西昆体通过事象组合来表达诗意，事实本身通常是半隐藏在事典的背后，同时，每一事象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事与事之间的关联则由诗人建立而成，因此这种写法不像传统律诗那样容易被感悟，西昆体也不可避免地有了晦涩艰深的倾向。不过，西昆体的目的并不专在文辞的讲究，他们对李商隐的学习更看重深层的寓意。杨亿的《汉武》除了对汉武帝的讽刺，也具有否定宋真宗祀神求仙的现实针对性；刘筠批判昏君荒淫误国的《南朝》也暗含劝诫警示的意味。而这些讽刺、批判的实现，有赖于对历史事实的抽取和处理。在律诗中使用事典，就可以利用事与事的组合，以较为含蓄的方式呈现。因此，西昆体并非单纯在声律辞藻上雕琢讲究的肤浅，而是出于表达的需要才采用了这样一种典实密丽以至于晦涩的手段。李商隐摭拾事典、意旨幽深的律诗写法在西昆体这里得到了强化。尽管偏于晦涩，西昆体在开启宋诗以才学为诗风气的同时，也开启了宋代律诗重“事象”的趋势。即便西昆体从格律、辞采上仍停留在模仿唐诗的阶段，但在质上已悄悄开始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