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华谈documenta】李振华国医大师

　　从1955年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震撼，　　到今天在艺术世界的广泛关注下的第13届的呈现，　　每隔5年，德国西北部的卡塞尔小城都会成为最被仰视和谈论的视觉艺术展场，越来越大的项目投入，
　　使得卡塞尔文献展的规模如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
　　而卡塞尔文献展直至今日延续的还是典型的策展人主导的机制，但在一个大的主题下，每一个艺术家
　　的作品呈现又如同一个个展般具体，
　　我们该如何看待没有主题的卡塞尔所要探讨的价值？
　　卡塞尔文献展是西方文化艺术价值观和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那么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西方重要学术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国艺术家颜磊在dOCUMENTA 13呈现的
　　“有限艺术项目”获得了广泛关注，除了与总策展人
　　卡洛琳的沟通，颜磊整个项目过程中与独立策展人李振华保持着密切沟通，李振华参与了展览同期画册《做我喜欢的》的主编工作，作为中国和欧洲往来频繁的
　　独立策展人，李振华对于卡塞尔文献展和欧洲的
　　艺术体制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李振华对卡塞尔文献展的解读，谈及了本届文献展的成就与梦想，
　　以及局限和壁垒。
　　东方艺术·大家：你怎么看待今年卡塞尔文献展总策展人的策展思路和整个文献展的呈现？
　　李振华：这个跟策展人的情况有关系，她个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总策展人CCB90年代在美国PS1主持工作，她策展的主线跟剧场、表演有关。她既希望这个事很特别和突出，但又压制整个事情，既希望艺术家是在谈这个问题（卡塞尔文献展及其话题），又不希望人讨论其弊端，我很怀疑卡塞尔选择策展人的方式和倾向。
　　东方艺术·大家：从展览开幕后各方媒体的舆论方向来看，对于这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似乎褒奖的声音大于批评的声音，比上一届要好，你怎么看？总策展人卡洛琳曾经主持PS1的策展，担任16届悉尼双年展艺术总监，她有没有把她的特色和特长带进文献展？
　　李振华：带进来了，因为策展人的背景是表演和剧场，在表演部分加重了很多。我觉得应该多看看这方面。比如说有一个表演是在媒体会上。一个女孩，我只听说没有看到，她那个表演就是吃指甲，可能是关于在今天这个情况下的某种个人怪僻和在社会里产生的某种紧张感相关的东西，在现场感受会更好，因为它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东方艺术·大家：当代艺术家的困境是全球性的，艺术也更多参与了政治的话题讨论，卡塞尔文献展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人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加社会化、政治化。
　　李振华：关系美学出现以后，大家对关系美学唯一的认知都是把美学两个字去掉—只有关系，我们只关注关系，根本不看什么美学，关系美学提的很多东西也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形态，它还讲展出的关系、逻辑，以及工作的逻辑，重新认知和最后产生的理由。
　　在今天这种大展览里面一样有这个问题，都是关系美学的一种延伸，可以说是行为、观念、临时表演，关系美学都存在这些线索，但是我觉得具体能看到什么，这个还要看每个人对艺术认知的深度。亮点对我来说，可能要在展览完了才能出来，现在我觉得还是了解的深度不够。比如说有一些作品我觉得外在的形态上挺相像的，而艺术家的内心是这样的吗，或者说他的工作的逻辑是这样么，他之后还会这样做吗，我觉得缺少这些必要的补充。
　　东方艺术·大家：体制的演变不断在发生，在商业的各种裹挟中，卡塞尔似乎相对还是一方净土。
　　李振华：卡塞尔文献展一直有这么一个动力在，二战后的德国要再造其民族凝聚力，并以一种文化的方式再次引领欧洲。一开始德国就希望通过文化唤起大家对德国好的部分的缅怀。但到今天卡塞尔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形态，大家提到卡塞尔，会说卡塞尔是最有钱的展览，卡塞尔今年投入的经费是2400万欧元，是所有大的双年展、三年展没法比的，差不多是两个亿人民币的资金。这笔资金砸进来之后，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掷地有声，即使有了这么大笔资金，整个文献展的呈现还得借助画廊的支持，比如说唐人当代艺术中心、常青画廊等，还有很多画廊都给了他们支持。我们或许会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今天似乎已经很难简单地划清文献展究竟是市场的产物，还是纯艺术的需要。我们要重新谈艺术的核心是不是还在，比如说艺术的核心价值是对过去的承认，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去重新讲，因为它不像以前我们界定的美术馆就是非营利的，画廊就是商业的，这种展览就是非商业的，制度整体都在变化。
　　东方艺术·大家：卡塞尔文献展有成功的另一面，是否也存在着局限性呢？
　　李振华：文献展还是非常强调策展人的作用，策展人决定，画廊支持，这样的体制。但是这个情况你很难说会不会保持，会不会有一天画廊成为主导。威尼斯不就这样吗？画廊和艺术家最终决定他们在威尼斯双年展上SHOW多大，画廊多有钱SHOW就多大，这是很尴尬的一个现象。如果讨论卡塞尔是不是还有必要存在，现状是卡塞尔这个城市是德国很穷的地方，经济状况非常差，大众汽车工厂在这边，卡塞尔文献展在这边，很难让人理解为什么城市生活和经济状况会很差。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展每五年做一次，每年的展出变得很临时，不像以前，比如说阿诺德·博德（Arnold Bode）连续做很多届，那时他是用五年的时间做充足的准备谈一个问题。现在却变成前两三年用来选谁做策展人，后一年半这个人才入手做，展览就变得非常临时。
　　是制度本身显露出了弊端，每一个制度产生，都有它显露弊端的一天，你不能说资本主义格局、社会主义格局哪个更好，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贪婪的，都是要不断扩张、侵蚀，他自然会构筑自己的壁垒。任何制度都会出现排异的过程，这个排异过程出现，我们在艺术上就会谈创造性的缺失，是因为创造性不再进入到体制内了，体制本身害了人，体制让你不能更好地进入到最前端。
　　年轻一代又很难摆脱这些人的框架，这些人的框架太固定了。这也是欧洲和中国比较起来各有利弊的地方。欧洲的每一层都分得很清楚，每一个逻辑都很清楚，年轻人很难出头，我觉得这一点，欧洲人做得比中国人过分，完全可以让事情显现或是销声匿迹，都是以民主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