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思考]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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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龙彬 冯小庆　《西伯利亚研究》 200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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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晚报 财经要闻部,哈尔滨 150018;2.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 要: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直接产生于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发展历程,形成了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的道路和特点,长期以来扮演着与西方文化影响相抗衡的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角色。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弥赛亚意识和俄罗斯的特殊道路,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正是在弥赛亚意识和俄罗斯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相互印证、相互作用下,俄罗斯民族主义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强化,并且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发展。其中,苏联领导人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关键词:苏联;民族;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C95;K5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6-00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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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座大厦经过69年的风雨历程后突然倒塌。尽管苏联解体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民族问题是剧变的重要原因。

其中,不仅因为苏联是一个有着一百多个在语言、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民族的国家,而且也和苏联领导层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俄罗斯民族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直接产生于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发展历程,形成了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的道路和特点,长期以来扮演着与西方文化影响相抗衡的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角色。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弥赛亚意识和俄罗斯的特殊道路,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一书中,在探讨俄国革命的时候,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部分地归因于“利用了俄罗斯心灵的特点……利用了俄罗斯永远保留着的弥赛亚精神(尽管是以无意识的形式),俄罗斯对特殊道路的

信仰”[1]。别尔嘉耶夫阐明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使命感,即俄罗斯的弥赛亚精神;二是与弥赛亚精神相联系的俄罗斯民族对斯拉夫民族特性的界定,即俄罗斯的特殊道路。俄罗斯的弥赛亚精神是俄罗斯民族对自己民族在世界所处地位的认定,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则成为这种认定的支柱。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斯拉夫特性的认定使得俄罗斯坚定地相信自己对世界的弥赛亚使命,同时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使俄罗斯对斯拉夫特性坚信不移。

其中,“第三罗马”学说渗透了俄罗斯特殊使命意识,认为俄罗斯民族生来就担负着弥赛亚使命,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强调:“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俄罗斯是惟一的东正教王国,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全天下的王国,正如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一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正教王国的强烈的民族性。”[2]8

俄罗斯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使命意识是与其民族创立、开拓帝国的赫赫战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沙皇的版图越扩张,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就越强烈,成为俄罗斯精神的最重要的内涵。别尔嘉耶夫总结了俄罗斯使命意识和俄罗斯帝国的关系:俄罗斯民族意识中的罗斯“如同耶路撒冷一样,只有在这里信仰才是真的”。“俄罗斯的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诱惑渗透于弥赛亚意识当中。”[2]9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俄罗斯特殊的使命意识的来源,弥赛亚观念直接来源于俄罗斯民族整合的特殊道路——俄罗斯帝国的道路。

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都不同,从一开始其国家权力就没有止步于民族的边界,实际上早期的俄罗斯扩张史是没有民族边界这个概念的。俄罗斯国家在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复合体,而凝结这个复合体的精神就是俄罗斯的特殊使命意识——俄罗斯民族的扩张是命中注定的,是为了履行拯救东正教世界的神圣义务。特殊的国家发展道路为俄罗斯民族不断赢得广大的土地、更多的人口,连续的胜利也证实了俄特殊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因而进一步坚定了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

正是在弥赛亚意识和俄罗斯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相互印证、相互作用下,俄罗斯民族主义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强化,并且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发展。

自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掩盖和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是忽视了民族发展的规律性。这两方面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不良影响。就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言,斯大林过早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提出消灭了民族纠纷的阶级基础。1936年他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斯大林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各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被消灭,苏联各种族和民族在全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上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3]。

1961年,赫鲁晓夫不仅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且还上升为一种新的理论概念,认为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它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组织——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目标——建立共产主义,在精神面貌上、心理上具有许多共同特点”[4]。

1972年12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也讲道:“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同样继承了他的前任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他在1987年公开讲:“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只是到1989年苏联民族矛盾激化,骚乱事件频繁发生,出现了苏联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动乱局面时,苏共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个领域里”,“情况多多少少是顺遂的”[5]。

民族问题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一次讲话或是国家的某个文件就能解决的,正像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样,民族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自列宁以来的苏联国家领导人掩盖或忽视民族问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同时,忽视民族问题的规律性创造新的“民族”。

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到赫鲁晓夫时期,急于求成,在1961年召开的二十二大上提出了“共产主义建成论”,宣布“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并且指出“这一代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就是在这种“共产主义建成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理论上讲,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自然而然消失了相互的界限。问题是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的发展程度作了“左”的判断,苏联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发展。

勃列日涅夫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把“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写入1977年宪法。

“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理论无视各个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差异,企图以一个所谓的“新文化”超越各民族间的差异,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

大俄罗斯主义是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俄罗斯广大的少数民族“受沙皇专制制度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未有的……不清除黑帮的大俄罗斯主义,大俄罗斯民族就无法建立民主国家”[6]61。因为“沙皇政府比邻国政府更加反动,它是经济的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极力激起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6]240。并且,他不断提醒党内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倾向,他尖锐地指出:“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他还强调,“像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要特别慎重,因为它曾经引起所有其他民族的切齿痛恨,到现在我们才学会去纠正这种情形”[7]。但是,列宁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在其言论、政策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

大俄罗斯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忽视少数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5月24日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招待红军将领时发表的祝酒词中

把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伟大胜利全部归功于俄罗斯民族,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抹杀,也是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

这还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忽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特点。从人口数量上来看,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并不是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民族,占苏联总人口的50%~55%,如1959年为54.9%,1970年降为53.4%,1979年又降为52.4%[8]。在这种情况下本应重视民族关系,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但是苏联政府却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政策。在1953年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中,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了九名医生,其中七名是犹太人,他们被指控为国际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员,阴谋用破坏性治疗来缩短苏维埃国家的积极活动家的生命。而斯大林逝世后,经核查此案却是纯属伪造。同时,强行迁徙也是一个重要表现。1941年末到1944年初,苏联当局以某少数民族中有人“参加德国组织的自愿队并反对红军”、“包庇敌人”为由,将日耳曼、克里米亚鞑靼等民族强制集体迁徙,并撤销其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1939—1940年苏联军队进入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对这些国家中心怀不满的人实行强制迁徙,仅波罗的海三国就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和农民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地区[9]。而这些做法不仅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激化了民族矛盾。

大俄罗斯主义和俄罗斯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都是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中心地位的不可动摇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俄罗斯主义主要是一种理念性的,而俄罗斯化更多是实践层面上的。在俄罗斯化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行政命令式地推广俄语,强调“俄语——列宁的语言,十月革命的语言,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是伟大而具有威力的。它是世界上最受赞扬的一种语言。共和国的每一个居民都应该掌握这种语言。这就是任务。这就是生活的要求。”然而,一国标准语言的推广和传播应与非国语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应是由发展本民族的内在需要来推动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否则就会遭到非国语民族的抵制和反对。而苏联采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方式推行俄语,使非俄罗斯民族语言受到歧视,导致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72年,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科尤达欣认为把俄语作为吉尔吉斯人的第二本民族语言就是强制俄罗斯化[10]。

在多民族国家结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开始都主张建立一个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后来转向联邦制,但都认为联邦制是一种过渡形式。

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强调:联邦制“并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11]。他还说:“只要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主张任何分权制。”

斯大林也持相同的观点。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组织上的联邦制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

同时,斯大林在《反对联邦制》一文中强调:“联邦制在俄国不会解决而且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它只能是用唐吉诃德式的挣扎来扭转历史的车轮,把民族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起来。”[12]423-424

列宁为什么又转向联邦制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因素所致,这两种因素总的来说就是十月革命后苏俄所面临的处境。就国内因素来看,二月革命后,边疆各民族因长期受到大俄罗斯主义统治而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到十月革命时许多民族已经处于分离和隔绝的状态,而联邦制能使各民族由分散走向联合。同时,　国内白军的武装叛乱,也使各共和国感到联合的重要性。从国际因素来看,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失败后又对苏俄进行包围和封锁。严峻的外部环境恢复经济和加强国防的迫切性,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起来。

然而,列宁和斯大林都强调这是一种过渡形式。列宁指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尤其是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下,联邦制往往是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联邦制,正是使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13]斯大林也强调:“俄国的联邦制也同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一样注定要起过渡作用,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单一制。”[12]114不同的是斯大林背离了列宁的联邦制原则,推行了一套以联邦制为名而实为“自治化”的做法——汽车不是驶向掌握方向盘的人想去的地方[14]。

苏联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离不开对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发展历程的探究。弥赛亚意识和俄罗斯的特殊发展道路,是形成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苏联领导人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自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掩盖和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是忽视民族发展的规律性。这些是我们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1]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40.

[2]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8.

[3]蔡伟,陈建樾.为什么偏偏是俄罗斯[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230—232.

[4]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9.

[5]赵龙庚.苏联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J].国际资料信息,1989,(12).

[6]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7-168.

[8]阮西湖.20世纪后半叶世界民族关系探析——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项新课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96.

[9]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后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45.

[10]江流,徐葵,单天伦.苏联剧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31.

[11]列宁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13.

[12]斯大林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13]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39.

[14]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19.

[责任编辑:刘涧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