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省与文化创新|自省 创新

　　记者：王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和普通的学校还不一样。学术界认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前海学派”(注：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址在今恭王府，北京前海西街17号，所以称“前海学派”)。
　　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汇集了艺术学戏曲、音乐、美术等各门类艺术众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前海学派”是指中国艺术研究院从戏曲研究开始所形成的学术流派，它主要体现了一种学术精神。这种学术精神，其本质是在总结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学术自省。比如，著名戏剧家张庚先生在90多岁的时候，还几次专门找我，谈关于近现代中国戏曲史和少数民族戏曲史的编纂及《中国戏曲通史》的修订问题。他很诚恳地讲到，当年他和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现在看来还存在三个缺陷：一，受当时的社会思潮中过分追求政治化的局限，影响到从戏曲的本体出发，更加细致地阐发艺术规律的问题，包括对戏曲艺术的科学评价；二，受当时的条件的限制，有史料征引不足的缺憾，应以当代所发现文物和文献加以弥补；三，对少数民族的戏曲谈得少了。正是这种令人钦敬的求真求是的学术自省精神，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积淀和形成了一种深研学术，追求学术创新从而推动文化创新的浓厚氛围。
　　
　　记者：《中国戏曲通史》现在在高等院校中依然是教科书，在使用。
　　王文章：它与《中国戏曲通论》都是新中国最早系统阐释中国戏曲发生发展的史论性著作，是中国戏曲史论的奠基之作，在学术界教育界影响极其广泛。以张庚、王朝闻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所具有的这种源自艺术实践的学术自省精神和学术创新，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前海学派”虽然最早主要是从戏曲研究出发的学派的学术特点，但它几十年形成的这种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影响到音乐、美术、舞蹈、影视等研究群体，实际上是体现了今天我院的总体的学术追求。从史论的研究方面讲，“前海学派”所体现出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关注实践，求实求真，尽可能地客观表达，尽可能地从不同的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去生发，做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独到的结论。深入研究、独到见解，做到这个，事实上是比较难的。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好像说坚持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不是很难，似乎它只取决于学者的品格。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由于种种原因，从事学术研究是处于一种学术本身没有受到足够尊重的环境中，一个人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是很难的。但有一批像张庚先生这样的学者，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学术出发，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在这种氛围之下，戏曲、音乐、美术、舞蹈……可以说新中国主要艺术门类的史论性的奠基性著作基本都是由这里的前辈学者完成的。如音乐方面有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舞蹈方面有吴晓邦的《新舞蹈艺术概论》、话剧方面有葛一虹的《中国话剧通史》、美术方面有王朝闻《美术概论》、《中国美术史》等，这些著作是经得起时间和学术的检验的。
　　
　　记者：“前海学派”独特的，优良的学术传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继承本身就包含创新。
　　王文章：史论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前辈的学者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需要后来者创新性地继承。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尊重文化、尊重学术、具有宽松的学术环境的时代。怎样发挥学者的独立的学术精神，不仅进一步深入地进行史论的研究，同时也关注文化的对策性和实用性研究是我们正在探索和实践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史论研究一样，是构成艺术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今天，处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之下，一切与文化艺术发展有密切联系的艺术现象，包括艺术作品本身及与艺术生产创造活动相联系的领域，都应该是艺术研究应该关注的范畴。艺术研究不能以话语论证话语，从理论论证理论。关注现实问题研究和说出自己的话语，是从事艺术研究的人的一种责任。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重视现实艺术发展的研究，是当代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需要。
　　
　　记者：能否谈谈文化对策性和实用性研究的一些具体内容?
　　王文章：比如，我们刚刚完成了“中国西部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的国家课题，这是科技部支持的国家课题。三年多的时间，动员了100多人参加，包括一些西部的大学生。这个工作的意义在于，我们由此对西部的人文资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有了一个较清晰的了解。它对西部开发和西部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会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也基本结题，这个课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以作为国家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参考。我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成果显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确定传承人名录及保护、文化生态区的保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等方面，都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的在国家博物馆、中华世纪坛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以及去年我们在法国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览和演出，都引起热烈反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李薇丽(Francoi se Ri vi ere)说：“这个演出和展览把192个国家的代表都征服了。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值得在各个国家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本、韩国、法国都起步较早，中国起步很晚，但做得很好，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导下调动了群众普遍参与保护的意识和热情。我们还编纂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现在已经印了第二版。此外《中国先进文化论》的出版，都说明我们加强了对现实性问题研究的关注。
　　
　　记者：重大的科研项目都是需要很多学者参与，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重要的是组织工作。
　　王文章：是的。集体性的重大项目要靠许多有创见的学者来合作完成。如我们已进行了三年多的《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工作，就有近百位院内外的研究人员参加，包括台湾的学者，大典分历史理论、文学剧目、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五个分典，课题完成将有两千万字及大量的音像作品。还有《京剧大典》也有众多学者参与。这就要靠组织协调。其中有统一性的要求，但更要尊重研究人员的独特识见，才能保证集体项目的学术质量。更多的学术研究课题，是靠个人独立完成的。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独立研究的结果，所以我们同样鼓励学者去做个人独立的研究。他对哪个领域的问题有独特的、深入的思考，往往会出创新的成果。所以，如果一位学者，他对某一个方面是熟悉的、有浓厚兴趣的、并且是有见解的，我们就鼓励他在这个领域或问题上深入下去，独立钻研，充分尊重他个人的学术选择。学者独立的学术探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鼓励创造性的有独特见解的研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体现。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在艺术文化研究的多元化时代趋势下，艺术科研应以怎样的发展为文化创新作出贡献。
　　王文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人的精神、时代的文化和学术也都有深刻的变化。中共十七大报告讲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艺术研究就要建立和谐的学术氛围，充分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自主性，为其营造多维的、自由的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创新、发展。我们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仅仅局限于方针指导层面，要从体制保障和机制激励上用功。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确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艺术科研为中心，坚持艺术科研、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努力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著名的艺术科研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三个“中心”的建设中，立院之本是理论研究，但我们尊重专家学者的个性的发挥，既可以做研究，也可以搞创作和教学。要充分尊重和支持专家、学者、艺术家发挥他们的一切才能。我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就应该是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综合性艺术科研、创作、教育机构，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要求下，会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激励，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清醒的学术自醒，深研学术，不断推出优秀成果，推动时代的文化创新与发展。
　　
　　责任编辑　陆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