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大师的足迹|幼儿园 追寻大师的足迹
从俄罗斯留学回国转眼已经快四年了。虽然在莫斯科的学习只有短短30个月,但是对于弹奏钢琴30余年的我,这30个月的俄罗斯留学经历是毕生受用的。 一、赴俄留学背景
自从在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到中国音乐学院从事钢琴教学工作之后,我仿佛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不断地得知上海音乐学院的同窗自费出国留学的消息,心里自然无法平静。随着教学任务及责任的加重,尤其是在我参与中国音乐学院成立钢琴系筹建的阶段,这种出国留学、深造的愿望更加强烈。
能够有公派留学的机会是意想不到的,远赴具有深厚音乐文化底蕴的俄罗斯学习更是我的梦想。当时我已经在音乐学院工作了八年,深感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对将来工作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国家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创造了最佳的学习机会。后来经过深入了解,得知这次留学机会是李岚清副总理出访俄罗斯时促成的。当时,基于中俄两国在以往有过很好的合作经历,在21世纪初,俄罗斯在艺术教育领域有着明显的优势,在中国艺术教育非常需要学习和借鉴的情况下,中国教育部和俄罗斯教育部签订了中国艺术类高校教师赴俄留学项目。
俄罗斯是一个文化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的“黄金岁月”里,俄罗斯的文化艺术随着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方面都涌现出一批极为卓越的大师级人物。尤其在20世纪,俄罗斯的钢琴表演艺术得到飞速的发展,拥有众多令人仰慕的艺术表演大师。一些高等学府,诸如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院等,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音乐艺术圣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期”,中国当今乐坛上众多的艺术大师都有直接或间接地跟随苏联艺术家学习的经历。这些辉煌的名字包括:吴祖强、李德伦、严良、郑小瑛、黄小同、林耀基、刘诗昆、倪洪进、殷承宗等。
与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的老前辈相比较,我们这批派遣的留俄学者无论从人员构成、心理状态、社会及时代背景上都有很大不同。
首先,与上次不同的是,第一批留苏人员是从几所部属艺术院校选出为数不多的刚刚踏入校门的大学生。而本世纪初,国家为了整体提高全国艺术高校的教学水平和质量,面向全国选拔有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因此这次公派人员的数量及规模更大,人员的分布及涵盖面较广。
如果对比这两批留学生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到差异也是比较大的。记得看过一个反映留苏第一批学生的电视片,当时中国留学生到了莫斯科,乘坐从未见过的地铁、住着单间或者两个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干净的木质地板、每周一换并且浆洗好的白色床单等等,这些与中国那时候的大学条件是天壤之别。在学习环境、艺术氛围上更是无法相比,音乐会、芭蕾、歌剧、画廊、博物馆,当时在国内更是很少有这样的学习机会。
今天,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很多派出学习的教师都有较宽敞的住房和私人轿车。相比之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不稳定、经济情况不好,社会治安状况和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恶性排外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留学生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国内的艺术工作者和学生的学习环境也有很大的改善。同时,从留学层面上,学生和教师的出国深造的选择也不像上个世纪50年代那样,只有苏联和东欧的少数国家可以选择。北美、欧洲、东亚、澳洲等都成为国家派出留学生的多项选择。
所以说,此次大规模的派遣艺术类留学生赴俄罗斯学习、深造,所派出留学生的心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与第一批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第二批留学生大多数是工作一个阶段以后被派出,他们必然积累了很多需要解决的本专业教学中的问题和困惑,这个时期也是他们对知识最渴求的阶段,学者们的求知目的性和学习能力都很强。他们都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知识构架、较为开阔的专业知识视角。同时,第二批赴俄留学生虽然不像第一批是优中选精,却也是我国新世纪各个地方高校的艺术类骨干教师。
二、俄罗斯印象
在上个世纪后半叶,苏联恐怕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了。无论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甚至是教育制度,中国都有很多方面是学习苏联的。老一辈的苏联情结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一代,比如儿时看的苏联电影、听的苏联歌曲,虽然有些我们不能尽知其意,但至少也是耳熟能详。
在赴俄留学之前我们对俄罗斯的印象还有很多是从父辈和亲友的只言片语中得来的如俄罗斯人热情、好客,性格豪爽;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物资短缺,羽绒服可以换貂皮大衣等等。而当我们踏上俄罗斯国土后,体会到的却是一种反差,俄罗斯人对中国人不像印象中那么友好和热情。在昏暗的谢里梅杰国际机场边检和海关工作人员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同样,在地铁站莫斯科人匆忙的脚步里和冷漠的眼神中也看不到苏联时期老大哥的热情。另外,俄罗斯的市场供应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物资匮乏。繁华的特维尔大街和红场周围的奢适品专卖店,还有宽阔的马路上一辆辆飞奔过去的名牌汽车,让我们感到俄罗斯已经度过了经济的困难时期。
当然,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是俄罗斯具有非常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成熟的文化市场与良好的艺术环境。21世纪初俄罗斯逐步在稳定地恢复和发展,虽然文化艺术上也受到了一些例如人才流失的冲击,但俄罗斯还是保持了非常好的文化艺术传统。
当不少中国人的晚间娱乐是在餐馆、卡拉OK、舞厅、酒吧、棋牌室渡过的时候,俄罗斯人则是把音乐会、歌剧、芭蕾、话剧等作为休闲时的主要的文化活动。莫斯科的书报亭可以买到一份非常流行的杂志《Ⅱocyr》(空暇),上面有一周内莫斯科所有文化活动的信息。从大剧院、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以及各个音乐厅的音乐会、芭蕾、歌剧的演出信息,到博物馆的展出、戏剧上演信息,甚至马戏表演等,应有尽有。莫斯科平均每天的各类演出不下百余场,而且都有较好的上座率。虽然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古典音乐受到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但是古典音乐还是有相当大的一批较为稳定的观众群体。在21世纪初的中国,虽然我们在文化市场上较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音乐会、芭蕾等高雅艺术也能够在诸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上演,但我们的优秀音乐会和剧目的质量以及频繁度还是和莫斯科相距甚远的。
莫斯科最富盛名的古典音乐圣殿――莫斯科大剧院、柴院大厅,几乎每晚都有精彩的节目。大剧院主要是上演歌剧和芭蕾,演出几乎是场场满座,当然也有不少门票是被慕名而来的欧美、日本游客团购了。在大剧院我们不仅看了《黑桃皇后》、《伊万・苏萨宁》、《奥涅金》、《斯巴达克》等在国内很难看到的俄罗斯经典歌剧和芭蕾,还欣赏到了瓦格纳的《尼布龙根指环》等欧洲巨著。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讲,最好的一点就是,除了极为特殊的商演音乐会,所有音乐会都是可以凭学生证免票入场的。在俄罗斯留学期间,这些音乐会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学习机会。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有一个《kynbTypa》(文化)频道,每天不仅滚动播出文化、艺术类的新闻,而且也有较多文艺界名流的访谈和优秀音乐会的录播节目,这些节目制作 精良,艺术品位较高。在这些包含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的节目中人们能够收获到较高的艺术观点,这对大众有很好的艺术审美导向作用。虽然俄罗斯大多数的演员和教育工作者收入并不高,但是在这样较为成熟的、良好的艺术传统和氛围之下,他们都非常敬业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快乐地工作。这诸多方面优良的传统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当我们留学回国后,很欣喜地发现中央电视台也开辟了新的《音乐》频道,节目的内容和质量,选题与制作都非常不错,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略感遗憾的是,音乐频道对其它艺术门类的涵盖有局限性,譬如缺少美术、文学、戏剧等方面的节目。近期,我们再打开电视机观看音乐频道时,大部分时段已经被流行歌曲演唱会和通俗的音乐片占据了。我真希望我们的国家电视台能够为大众的艺术审美起到先进的引领作用。
三、俄罗斯钢琴学派
学习古典音乐的人对俄罗斯的作曲家、教育家、演奏家是非常熟悉和崇敬的。当我们聆听格林卡、柴可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时这种敬意更是油然而生。在国内时,我们对能够孕育霍洛维茨、吉列尔斯、李赫特、贝尔曼、普列特涅夫等钢琴演奏大师的国度充满了很多好奇。在我以前对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印象中,他们超人的技巧、出众的演奏能力、奔放的激情和响亮的音色是主要的特点,但随着在俄罗斯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发现中国与俄罗斯的相互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在俄罗斯留学期间,我不仅有幸聆听了诸如米尔让诺夫、瓦斯克里辛斯基、施达克曼、巴什基洛夫、克拉伊涅夫、普列特涅夫等大师的音乐会,也现场欣赏到了基辛、玛祖耶夫等新生代钢琴家的现场演奏,使我对俄罗斯钢琴学派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当我把硕士论文选题定为《伊顾姆诺夫钢琴学派及当代音乐教学法问题研究》以后,在论文导师克拉索夫斯卡娅博士的帮助下,通过对一些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俄罗斯钢琴学派多样的演奏艺术风格。同时,我也感到以往对俄罗斯学派的印象是有一定片面性的。
莫斯科音乐学院主要有四大钢琴学派,这也是俄罗斯钢琴学派的重要部分。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伊顾姆诺夫、高登维泽、涅高滋、和费因伯格。这四位俄罗斯钢琴学派奠基人的演奏风格、教学原则都有较大的差异。
伊顾姆诺夫是最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演奏家、教育家,他崇尚纯美自然的音色、完整有线条感的乐句、突出而感人的旋律;高登维泽是学者风范的教育家,他的教学非常严谨,要求学生对作品进行极为细致的研究,对风格、曲式结构有深入的理解;涅高滋是我们都很了解的演奏家、教育家,他知识渊博,对美术、戏剧、建筑等都有较深的研究,能够很好地引经据典地引导学生,使其充分地拓展自身的演奏潜力;涅高滋是一位充满激情、魅力四射的教育家;费因伯格虽然继承了老师高登维泽的很多教学理念,但又有很大程度的创新,他是非常优秀的演奏家,既有严谨的乐曲处理,也有适度而自然奔放的激情,自然优美的音乐演绎中又不乏精准合理的演奏技巧。
当然,寥寥几句话是无法对俄罗斯的钢琴大师们进行准确的描述和概括的,只是希望能够以此让同行们感受到这些教育家的主要特点。大师们在俄罗斯辉煌的不同历史阶段里,以各自独特的艺术审美培养和影响了一代代卓越的钢琴演奏家,这些后来者,又在自身不断的发展和成熟中,建立起自己的演奏、教学风格。所以说,如果我们武断和片面地给一个学派加上一个定义,必然会犯下错误。一个优秀的钢琴学派有其共通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又必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直接改变了我以往对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刻板印象的,可以说是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那次是我们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欣赏俄罗斯人民演员、柴院教授――那乌姆・施达克曼(伊顾姆诺夫最后的学生)先生的音乐会,时年78岁的他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音乐会上他还是坚持演奏了贝多芬、舒曼、肖邦等多位作曲家的作品。那场音乐会他弹奏得非常投入和出色,美妙的声音和优美的旋律,让人们忘记了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在弹奏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时,我邻座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女士在轻轻地抽泣,这样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我们感到大师不是用手指、不是用技术在演奏,而是用生命在弹琴,而钢琴自己在歌唱。在中场休息时,那位女士静静地走到舞台边,把一枝花放在琴凳上。我当时在想,有这样的演奏家和观众是多么幸福啊。
四、中国钢琴学派的思考
与中国钢琴界和音乐爱好者对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了解相比,俄罗斯人对中国音乐和中国钢琴教育的了解是知之甚少的。大多数人只知道刘诗昆、傅聪和朗朗,对其它似乎就无所知了。甚至有一次在俄罗斯音乐史课上,教授竟然问我们是否知道拉赫马尼诺夫这位著名的作曲家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我们也经常被俄罗斯同行问到有关中国钢琴学派的问题,有时我们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提到学派这个高度,是需要有大批杰出的演奏家、数量庞大和优秀的钢琴作品、具有特点、成熟的教学原则和体系等因素来支撑的。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优秀青年钢琴家,他(她)们在国际大赛上屡获殊荣。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很多青年钢琴家只是昙花一现,在以后的国际舞台上不见身影。同时,我们也缺少数量众多的优秀钢琴作品。不过从另外角度来说,也说明我们的钢琴家对本国作品的研究、发掘、推广还做得不够,没有给我们优秀的作曲家以动力。
在我们的钢琴教学中,拔苗助长的现象还很普遍。很多教师只注重技术练习,缺少对学生综合艺术修养的培养。在学习音乐初期,年轻的学生没能建立起成熟、完善的艺术价值观。很多教师、学生、家长都希望把比赛获奖作为学习钢琴的终极目标,没有很好地打下扎实的音乐学习基础,一味去挑战练琴时间和手指机能的极限,这样的学习是很难培养出钢琴大师的。
回国后,静下来思考有关中国钢琴学派这些问题,成为我更加努力工作的主要动力。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借鉴俄罗斯钢琴学派的成功经验,尽可能地给学生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建立起正确的学习目标和方法。同时,我们的身上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构建当代优秀的中国钢琴学派。当然,这项重大的工程是需要几代人不断的努力工作来完成的。我所工作的中国音乐学院正是一个拥有以发展、推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为传统使命的高等学府,怎样借助学院的民族音乐学术、科研优势来推动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重要课题。通过努力工作,我们希望尽力为中外钢琴家们搭建一个研究、推广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平台。
五、结语
在俄罗斯留学期间,通过广泛学习和深入调研,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从19世纪末至今,俄罗斯的音乐文化,特别是钢琴艺术在国际上也是领先和占有重要地位的。我们能够如此近距离地去追寻大师们的足迹,汲取这块土地所蕴含和特有的艺术养分,抓紧一切时间听音乐会、看歌剧、芭蕾,也经常和学习美术的同学去博物馆和画廊欣赏造型艺术作品,因为这是我们在国内很难得到的。
同时,我们也感到俄罗斯目前音乐教育也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不够,致使教师待遇、教学硬件条件得不到及时改善,很多学校在吃老本,也存在音乐人才外流的现象。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和导师与俄罗斯的音乐家们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和学术关系,在教学活动中也让俄罗斯的音乐家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音乐教育的状况。通过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的演出活动,我们也尽可能多地向俄罗斯介绍中国音乐作品,他们对中国作品关注的热情让我们吃惊,同时也赢得了俄罗斯友人的尊重。
通过这次俄罗斯留学经历,我在文化艺术上开阔了眼界,提高了专业水平,找到了我们与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同时,我也感到中国和俄罗斯互相之间在很多方面的沟通与了解还是不够的,而两国在众多领域是存在互补性的。我们很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批俄罗斯留学生,能够搭建起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再一次把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交流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张维:中国音乐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赵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