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叩问・感念――解析任蒙散文 感念师恩的散文

　　任蒙是武汉市一个长期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近年来已取得突破性创作实绩。任蒙散文具有不同的文体样态与书写题材――有抒情型的，也有记叙型与议论型的；有写人的，也有写事或写景的；有长篇，也有中制与短章，不拘一格，富于变化，体现了作家勇于探索与创新的写作精神。而更值得关注的，似乎是当前写作语境下散文的价值取向，任蒙运用散文的形式表达了对时代、社会、人生的关切与思考，表现了一个大地之子的炽热情怀。
　　人类与宇宙的对话必然催生出丰富的文学作品，所谓感物言志，神与物游。在中国文学中，这些作品不仅包括屈原《天问》那样直接与宇宙对话的伟大诗歌作品，而且包括浩如烟海、表达山水情怀的山水游记之类散文作品。谈到任蒙的散文创作，其中一种重要类型便是与宇宙对话或向自然倾诉的作品，表现出对前辈人的同类创作活动的承接与延续，同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任蒙游历颇多，这些游历之地自然给他提供了一个与宇宙自然对话的平台和机会，同时也让他运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与宇宙和自然交心的过程。在惊叹、赞美它们绝世之美的同时，作者默默地与它们展开心灵的交流，以此寻求对自然之秘的解答，或从江山变易中求得对历史嬗变的理解。比如，当奔驰在神奇的台湾海峡海岸线或凝望窗外时，作者“整个的心灵也在静静忙碌着”，“心灵的镜头也一直启动着”，乃至能够最终感受到大海“脉搏”的跳动（《飞越台湾海峡》）；而在行走苍茫雄奇的三晋大地之后，作者不禁对着它们发问：“几多回征战都早已远去，绵绵战火了无痕迹。江山也几经易手，只有巍峨的长城与雄关犹在，只有万年不绝的天风云浪在默念着故去往事。”（《千年夕照的旅程》）这些岂止是一种心灵的独语，分明是作者与宇宙的一场场潜在对话，或者对自然的默默倾诉。
　　对任蒙来说，叩问是其散文主题的一种变奏，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演变的一种积极探寻，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特殊观照。
　　《围墙》没有像一般作者那样简单歌颂被看成是中国民族象征的长城，而是以长城为载体叩问了自秦始皇到明王朝的中国历代统治者政治外交策略的得失，质疑了中原统治者企图凭借长城抵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举动，以逆向思维反思民族的历史，其历史见地是有目共睹的。《悲壮的九宫山》通过李自成的葬身之地来写这位明末义军领袖辉煌而悲壮的一生，反思和叩问的不止是一个农民义军领袖的个人命运，而是全民族的整体命运。文章上升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的治乱轮回乃至悖谬，辩证地剖析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与巨大历史局限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悲剧性，同时也消解了过去那种以成王败寇为标尺来看待农民起义的思维定式。《一个财富王朝的解读》的用意不仅仅在于描写山西祁县家堡村晋商大宅乔家大院的外在气魄，而在于通过这一特定的历史象征物，追索中国近300年间晋商兴废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与国家体制、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冰雪俄罗斯》对作者而言与其说是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异域风光的游历，不如说是一堂实地的生动历史教育课。文中作者既对俄罗斯导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举动表示了愤慨和嘲讽，更对我国海参崴等大片领土被俄罗斯帝国侵占的历史事实表示出痛心。
　　总之，通过对历史遗迹的踏访或对历史人物的凭吊，任蒙叩问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也叩问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实现了一个现代作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理性反思。尽管这些反思未必尽善尽美，存在值得大家进一步讨论或向人生哲理提升的空间，但却体现了任蒙关心民族命运的执著精神与可贵品质。
　　任蒙在一本诗集的后记里，以“我是农民的儿子”为题写下了许多创作感想，同时也表露了他为农民而写作的写作姿态。中国农民历来是最低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存状态至今仍不容乐观，令人担忧。任蒙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这不仅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应有良知，而且也显示了一个作家崇高的写作使命――魂系苍生，为自己的父老乡亲、为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鼓与呼。这意味着他将创作的根深深地扎进了民族生存的沃土。
　　在任蒙看来，农村生活时期亲人们与乡亲们对他生活上、思想上、情感上给予的关心与温暖，既留给了他一生永不消失的美好记忆，又凝结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哺心理或知恩图报心理，乃至使他不得不将这些美好回忆形诸文字，以表达对他们的敬重、热爱与挥之不去的感念之情。《夏天的清香》写作者家乡农忙之时充满泥土芳香的田园生活，是作者对农村生活的温情记忆，也是作者对农村生活一种别致的感受与体验，间接地折射了中国农民的朴实、厚道品性，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任蒙农村散文的叙事基调。《我的第一个老师》写出了一个农村妇女希望下一代掌握知识和文化的“神圣而淳朴的母亲的期冀”，也写出了一个农民之子对人生启蒙老师的感恩与深情怀念。《村里的那堆残火》既谴责了文革时期农村青年“焚书”、毁弃民族文化的愚昧之举，又歌颂了一位农村老人抵制“焚书”、点燃作者求知欲的故事。《一位世纪老人的悲剧人生》透视了中国农民几十年的生存命运，张扬了农村妇女那种朴实而深沉的亲情，也表达了作者对亲人的深深感念之情。
　　更重要的是，任蒙在散文中还将这种感念父老乡亲、知恩图报的心理情感化作了对整个中国农民的文化关怀，转化为关注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强烈情结，转化成了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与一种博大的人道情怀。《一个永远的情结》突出地诠释了任蒙对中国农民的关切与忧虑。文中他再次指称：“关于土地，关于农民，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运用饱含情感的语言，任蒙写下了农民世代生存的艰辛，也写下了农民为土地所束缚的生存命运；写下了农民与土地搏斗坚忍不拔的品性，也写下了近几十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谴责了那些丑化农民、对农民生存疾苦视而不见的言行，也表达了对农民改变生存现状的良好展望，赤子的心怀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