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和绿叶的故事_修宗迪故事：绿叶红花都是春

　　修宗迪1958年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999年退休。主角演过，配角也演过，正面角色演过，反面也演过。不管塑造什么角色，他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因为他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爱出风头的童年　
　　“小时候不怎么懂事，爱玩，爱新鲜，什么东西郝喜欢弄出个所以然来，也出尽了风头。这可能也和后来能走上表演这条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吧。” ――修宗迪
　　1939年，修宗迪出生在北京一个大四合院里。父亲是商人，精明能干；母亲漂亮贤惠。修宗迪有7个兄弟姐妹。他在北京上的小学，解放后转学到天津。初一年级又回到北京，直到高中毕业。
　　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国领土之时，国难当头，生意都很难做。修宗迪父亲的生意时好时坏，家境也随着父亲的生意而变化。困难的时候，年幼的修宗迪还记得母亲去当铺当东西。当然，童年总的来说是快乐的。那时候他们家就住在西单。西单附近有一家颇有名气的茶社，里面的茶客常常爆满。茶社里经常表演一些民间的传统节目：相声、魔术、京韵大鼓等等。在修宗迪的记忆里，里面的相声节目最为精彩。后来他才知道，一些解放后有名的相声艺术家当时经常在那儿说相声。生意好的时候，一有空父亲就牵着小宗迪去茶馆玩。无论是茶馆里的三教九流，还是那些京味十足的民间节目，都在修宗迪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去往茶馆的路上有一家照相馆。照相馆的玻璃橱窗上贴着巨大的照片，上面是唱京剧的演员。每每路过能照出人影的玻璃橱窗，修宗迪都会看着照片发呆，想象着他们在硕大的舞台上表演的情景。
　　小学时的修宗迪聪明可爱、能说会道，喜欢讲故事，在同学间也小有名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挺风头”。可能是相声听多了，他的故事是越讲越出名，不光在学校里讲，还被请到电台讲。在电台，他讲的是《王二小放牛》。1950年中国妇联在怀仁堂开代表大会，修宗迪被选中做献花少年。会议结束后，修宗迪戴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衫走到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跟前，他先给这个老头敬了个礼，然后把一束鲜花送给了他。和蔼可亲的老头把小宗迪拉到身边，让他坐在身边的椅子上，还拿了一大苹果给他。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修宗迪拿着苹果，心潮澎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等他从台上下来，才知道自己心目中的老头竟然是朱德总司令。回到学校后，修宗迪见到朱老总的事情一下子传开了，他在学校里更有名气了。他们的教导主任还因为此事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我见到了朱总司令》。文章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杂志上。
　　
　　寻找属于自己的路
　　
　　“如果没有慧文中学的素质教育，我可能就不会走上表演道路的。在中学时代培养对音乐、舞蹈、朗诵的爱好，让戎此后的创作受益无穷。”――修宗迪
　　修宗迪初高中都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慧文中学就读。慧文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老师们学识渊博，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转调到北京的大专院校，成为大学教授。除去对语文、数学、历史等基础课程的学习，学校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如话剧社、舞蹈社、书法社、航模社等。
　　有一次学校买来一批小提琴，每把18块钱。修宗迪也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把想买小提琴的想法告诉家人，没想到家人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修宗迪很快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漂亮的小提琴。没几天，学校就专门给他找了一位音乐老师。学校在崇文门，而老师家在东四。放学后修宗迪得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到老师家。路虽然远了点，却阻挡不了修宗迪的求学之心。只是到了冬天，北京的天气十分寒冷，每次进了老师家门，他都要在火炉边烤上五六分钟，两只手这才能恢复知觉。想学成小提琴，从老师家学完回到学校自然要反复练习。但是大家六个人一间宿舍，他练起来也不大方便。这样小提琴便没怎么精通，这成为修宗迪后来在中学时代的一大憾事。
　　小提琴没学成，却激发起修宗迪对音乐的浓厚兴趣。他开始喜欢起子音乐课。有一年学校给他们班配的音乐老师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后来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主任。每节音乐课的最后十分钟左右是音乐欣赏时间。播放完一段音乐之后，音乐老师会给学生们进行讲解。一些西方音乐家的名字开始在修宗迪的头脑里占据了重要位置：巴赫、舒曼、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一阵子，他和一两个同样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的同学每周六都要跑去中苏友好协会。因为每周六晚上那里都有音乐欣赏会，而且是免费。每次进了大门，工作人员会发给每位听众一本小册子，上面有当晚曲目的名称、音乐家的简介等。音乐会后，还会放映一部苏联电影。放映的电影很丰富，多和当天的音乐有关，比方说《柴可夫斯基传》之类的传纪片。听了音乐、看了电影，两三个少年骑着自行车兴高采烈、意犹未尽，还在路上热烈地讨论着。
　　由于几个高年级朋友的影响，在学校所有的社团活动中，修宗迪最早参加的是舞蹈队。刚进舞蹈队时，他对跳舞其实没什么概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很快就喜欢跳舞了。他们舞蹈队曾经排练过苏联舞蹈《土豆丰收舞》，讲的是大丰收了，喜气洋洋的农民们拉着车兴高采烈、载歌载舞。跳舞的十六个人里，只有修宗迪一个是男的。同学们对《土豆丰收舞》的反应不错，还给他起了个“小土豆”的外号。接下来他参加了话剧社，平时的主要活动是看别的同学排话剧和参加朗诵。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想法在修宗迪的脑海里越来越明晰：我要当演员!
　　
　　将考试进行到底
　　
　　“第一年考中戏和电影学院都没考上，问题出在政审上了。我下决心再考一年。本来要考中戏，却阴差错上了人艺。那个时候人艺在政审方面相对宽容一些。” ――修宗迪
　　在修宗迪之前，慧文中学已有三人考入中央戏剧学院，1955届考了一个，1956届考了两个。这多多少少给修宗迪增添了一些信心。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开始为高中毕业后考中央戏剧学院做准备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修宗迪认识了几个来学校办事的“儿艺”演员。“儿艺”的几位老师通过和修宗迪交谈，发觉他是个好苗子，值得扶一把，便给了他一些在这方面发展的建议，并且送给他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苏联专家训练中方演员时中方人员记的极其详细的笔记，有文字、有数字，甚至还有图解。修宗迪如获至宝，反复研究学习。在“儿艺”老师的建议下，他想办法找来《戏剧报》和《大众电影》。这两种报刊的面都很广，从表演、剧作、服装、导演到摄影都有涉及，他如饥似渴，从卷首语到最后一页，一字一句都反复研读。当时修宗迪也有几个朋友同样想考“中戏”。在课外，他们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之间毫无一丝戒备之意。现在这几个朋友有的当上了演员，有的做了工程师。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大家无不为那股子冲劲而赞叹。除了这几个朋友，已经考入“中戏”的校友对他帮助也很大。有一段时间，修宗迪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中戏”。已经考上的校友会在那里帮助他复习，也回答一些他在专业方面遇到的问题。而他也逐渐明白“中戏”对考试的一些要求了，比方说对小品表演有什么要求，什么样的小品需要朗诵，应该背诵一些普希金的诗和《伊索寓言》等。慢慢的，他似乎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足了，高中毕业后修宗迪开始准备考大学了。1957年只有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开设这方面的专业。北京电影学院的面试在前。面试时他自我感觉还不错，不过一试就被淘汰了下来。初试时，主考官问他看一部电影应该首先看它的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年轻的修宗迪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看它的艺术性。1957年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满世界都在讲政治、学政治，文艺作品要“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他说艺术性高于思想性，自然犯了原则性错误，初试被淘汰也是在所难免的。而“中戏”的考试情况则顺利多了，修宗迪―路杀将过去，连闯三关。数天过后，他接到“中戏”招生办的一个电话――已经考进的文慧中学的校友告诉他，“中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要是考生考上了，他会接到学校一个核查报名号的电话，接到了这个电话就说明你已经被录取上了。修宗迪欣喜若狂，眼看着为之辛勤奋斗了两年的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他怎能不高兴呢?但是命运之神要么有意在考验修宗迪，要么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录取榜上没有他。后来经过打听，“中戏”的一位老师说他没考上的原因是爸爸妈妈都在日本，政审没通过。年轻的修宗迪被突如其来的挫折压得几乎喘不过气了。 　　但是他很快又振作起来，决定再来一年。他在家呆了一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待业青年”。整整一年时间，他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他每两三天就去西单图书馆一趟。早上图书馆门还没开，他就在门口等着了；闭馆的时候他又总是最后一个走，有一次还差点被锁在里面。他隔三差五就和一个朋友去前门外的茶馆听相声：学那些相声艺术家怎么逗乐，怎么抖包袱，怎么运用口语，怎么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每天他都在练习朗诵，后来一个已考入“中戏”的朋友跟他说，不能只是一个人朗诵，还要见观众。于是他开始寻找各种机会锻炼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母校慧文中学的一台晚会上，他的朗诵赢得了全场喝彩。在当初面临重重困难的境况下，那次的成功对他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站在台上，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听着波涛汹涌的掌声，修宗迪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当演员!
　　
　　“人艺”的美好时光
　　
　　“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能成为一名人艺人。”――修宗迪
　　1958年，修宗迪参加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考试，并且顺利通过，成为第一届演员训练班的一员。入学当晚，即登台参加了《难忘的岁月》演出，演咖啡馆里的食客、铁路工人。在这次演出中，修宗迪虽然只是扮演了没有一句台词的群众演员。但是这次话剧舞台的“处女表演”激发了他努力学好表演的热情，从而成为他人生中难忘岁月中的一页。
　　1958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处在它的青壮年时期，好的作品不断问世。在师资力量方面，一大批政治品德、艺术修养都堪称一流的老艺术家云集于此。他们八仙过海、各显身手，让演员训练班的学员们大开眼界。此外，“人艺”还专门请外校的名家教授学员们芭蕾舞、刀棍、民间舞蹈、京剧等。在教学方法方面，“人艺”对这一届的学员采取了“边工作边学习”的教学方法，即开始时集中学习，演出需要时参加演出，有空闲时间时再集中学习。这种方法让这一届的学员们终生受益。现在回忆起来，修宗迪认为这种教育方法有两大好处。一是学员可以把课堂里学的东西立即应用到实践中，比方说入门阶段所学的松弛，注意力集中等。更重要的是，参与到舞台表演中的学员能看到演员从拿到剧本、一点点对词、走位、排戏、一点点成熟、最后见观众的整个过程。
　　1958年，以田汉《关汉卿》的问世为标志，出现了一股历史剧的创作热，其特点是一些老一辈剧作家纷纷执笔。如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曹禺的《胆剑篇》、丁西林的《盂丽君》、刘川的《窦娥冤》、老舍的《义和拳》、田汉的《文成公主》和朱祖诒的《甲午海战》等。这批历史剧，有些写得相当精彩，演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称赞。而刚刚进入“人艺”的修宗迪则有幸参加了《关汉卿》的演出。
　　如果说刚进“人艺”的修宗迪还有着些许的骄傲与得意，那么入学没两个星期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彻彻底底受到了一次教育。在话剧《关汉卿》里，修宗迪被选中饰演二十五公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演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他演的是个过场戏：二十五公子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集市上。他看到了一个漂亮的良家妇女，顿生邪念，随即示意管家将此女抢走。因为戏份少，也简单，所以修宗迪在演出之前只简单地走了一下位，之后就化了装，准备上场。等快上场了，他却紧张得一塌糊涂，大脑里几乎一片空白。后来他只听见演管家的老演员在他耳边说了声“上”，他就稀里糊涂地跟在老管家身后上了场。等到了台上，一下子晕乎了。刺目的舞台灯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台下黑乎乎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他几乎不会走路了。接下来他似乎丧失了记忆力，只听见演老管家的演员在他耳边说“坐下”、“站起来”、“走”等。他就像一个没有大脑的木偶照着做了。还好这只是个过场戏，没几分钟就演完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天修宗迪就被换了下来，他继续扮演没名没姓的群众演员。这次遭遇给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修宗迪当头一棒。他这才从考上“人艺”的兴奋状态中清醒过来。而这件事对他此后的发展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后来年轻的修宗迪几乎所有“人艺”的活动都参与，自己没有角色时就在台下用心观看，回来后认真做笔记，记下自己的学习心得。那时的他，真的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他如饥似渴，就像一块干海绵，在“人艺”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尽情地吸收着养分。
　　
　　如果说教学方法、挫折教训让年轻的修宗迪受益匪浅，那么“人艺”人的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则使他耳濡目染、受益终身。在“人艺”，几乎每一位老同志都身怀绝技。比方说老艺术家苏明的古典诗词、于是之的书法、金石刻字。有一次表演前，修宗迪和十来个群众演员化完装在后台一起闲聊。他到走廊上转悠，见到一个老演员化完装在走廊上看字帖。他觉得很奇怪，就和这位老演员交淡起来。老演员寥寥数语，顿时让修宗迪醍醐灌顶。老演员告诉修宗迪，一个好演员应该有广泛的爱好，应该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广泛的爱好对演员的表演都是不无益处的。比方说书法也和表演有很大关系。书法的结构、节奏、留白、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字与字之间的距离等，都可以和一个演员的表演及风格联系起来。这些话听得修宗迪心服口服，从此更加不敢懈怠。
　　在“人艺”，修宗迪养成了一个到现在还保持着的创作习惯：记笔记。他的想法很简单：一步一个脚印，不做狗熊掰棒子。在“人艺”上课的时候，他记的是课堂笔记，在做演员的时候，他记的是创作笔记。从入学第一天开始他就开始记笔记：老师、专家是怎么讲的，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同学们的见解有哪些。他不光用文字记，有些地方还画图。而修宗迪的创作笔记则坚持了四五十年，到如今已经积累了成百本。比方说《日出》、《蔡文姬》，每部戏的创作笔记都有两三本。无论是话剧、电视剧、电影，从深入生活、接触剧本开始，直到对人物的看法、人物关系、表演风格等，他都把相关的想法记下来。这种做法不仅在他进行表演创作时能给他很大的帮助，在演出结束后回头翻阅创作笔记，也能够很好地进行总结，知道自己的不足，明白下一部戏应该怎样提高。
　　
　　艺术之路
　　
　　“中国的那句老话说得好：苦心人天不负。只要你真正下了功夫了，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当然前提是你的功天下对了地方。”――修宗迪
　　1965年，“人艺”的新剧《红色的火车头》上演。这是修宗迪在“人艺”出演的第一个受到充分肯定的话剧。那时正值文革前夕，他才刚进“人艺”五六年。《红色的火车头》讲述了一群火车司机的故事。火车头里有“大车”、“二车”、负责添煤的“司炉”，修宗迪在里面扮演司炉大光。
　　
　　为了排好这部戏，为了把这部戏排得更有味道，全剧组人在导演夏淳的带领下，开到黑龙江省南岔铁路机务段深入生活一个多月，在那里排练并首场演出。那时候的深入生活是真真正正的深入生活，他们和铁路工人们同吃同住同生活。那个路段上半军事化管埋的。每天天还没亮，剧组的人就跟着火车司机们排着队接受任务、分析当天的路况、天气状况等等，尽可能事先做好一切准备。接下来会跟着司机们跑车，从南岔跑到佳木斯，再跑到宜春。货车和客车都跑。跑完车洗车、擦车。下班后就回到司机公寓和机车司机们住在一块。而剧组排戏就在机务段岔道线上的一个火车头前。服装都是工人师傅们自己的。这儿借一件棉袄，那借一件工作服，排练起来显得格外真实。而铁路工人每天下班后都会自发地围在火车头前看他们排戏，也经常会主动纠正演员们的一些不正确、不生活化的动作和细节。比方说在铁路上，上下火车都是有规章制度的，哪条腿先上、哪条腿先下，有多少步，都是有专门的图解的。演员们一步没走对，在旁边观看的工人师傅一眼就能看出好坏来。有一场戏说的是修宗迪扮演的司炉大光刚下班，师傅病了他去师傅家探望。进门以后躺在床上的师傅说你坐着吧。之后修宗迪到了床边上，往那儿一站，之后蹲在床边，而没有照师傅说的坐在椅子上或者床边。修宗迪回忆说其实那个动作当时是下意识的，并没有刻意地去设计。观看之后，工人师傅们都反映说这个动作特生活化，特像他们。为什么不是坐在床边呢?因为下班之后工人们的衣服都很脏，上面全是煤啊、油啊、浮尘啊。时间长了，他们从来没有说要找一把椅子坐下，而只是蹲在那里。修宗迪的这个动作就是因为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潜移默化过来的。这部戏在佳木斯公演，得到工人们和当地群众的一致肯定；回到北京后演出也受到了一致好评。“人艺”后来还专门让修宗迪做了创作总结。这部戏对修宗迪的意义之所以重大，主要是让他切身意识到了深入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 　　
　　《红色的火车头》之后，修宗迪又参与了《像他那样生活》、《金光大道》等的演出与排练。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事业时，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运动、批斗、下放、返城……直到1971年，他才有机会偶尔参加一些话剧的演出。十年文革让修宗迪历尽艰辛、看尽人间冷暖。同时对他来讲也是对艺术、对人生的反思，丰富了自身，丰富了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使他此后的创作有了无比深厚的生活积淀。
　　1978年舂，“人艺”上演了话剧《丹心谱》。描写以一个老中医家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反抗文革中“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呼喊出他们的心声。这是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当作正面人物赞美，歌颂他们怀念周恩来、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操守的话剧，激发了“人艺”艺术家炽烈的情感，戏演得格外成功。还在排演的时候，各地的同行就来观摩，演出后连演不衰。而话剧《丹心谱》也是打倒“四人帮”之后修宗迪排的第一部大戏。阔别舞台许久的修宗迪在这部戏上花费了很多心血。
　　为了深入生活，他专门到中医研究院、西医研究院下生活。他主动接触了很多医生，和很多人聊天、向他们询问，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怎么过来的，作为一个医生是怎么过来的。比方说在“文革”中，这些昔日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们让靠边站了，不让他干专业了。他们每天受着屈辱和迫害，却仍然偷偷研究自己想追求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经过坚持不懈的缜密调查，他得到不少第一手的信息，这对他的表演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在另外一个方面，和这些医生接触之后，修宗迪这才真真正正明白一个戏剧中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足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人物原型的，它实际上是集中了现实生活当中若干方面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些理论他再熟悉不过了，但只是在这次的深入生活中他才有了切肤之感。和从前一样，修宗迪在他的创作笔记上写了详细的角色自传。比方说对于主人公的名字他是这样设计的：他之所以叫庄济生，是因为他爹妈希望他能当一个医生，能够普济众生。但在以往的创作过程当中，修宗迪都面临着一个困惑，他发现在具体表演的时候，这些人物小传之类的做法对他塑造人物似乎作用很小。而在《丹心谱》中就不同了。当把人物小传和对人物原型与戏剧角色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结合起来时，修宗迪发现以往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
　　
　　在长期的舞台表演中，修宗迪得山一条经验：舞台表演要雕琢，但必须雕琢得没有痕迹。在《丹心谱》中，修宗迪在表演方面更是不断追求卓越，努力克服话剧界在文革中形成的脸谱化表演的坏风气。《丹心谱》里有这么一场戏：舞台正中间是一张桌子，饰演庄济生的修宗迪坐在桌旁。他很苦恼，知道大家对他有看法，同时想知道大家是怎么看他的。这时候庄济生的老婆从他身边路过，他把老婆叫住了。于是老婆站在他身旁劝慰，但没说几句他就听烦了。修宗迪就想应该怎么表现庄济生这时候的“烦”――已经把老婆叫来了，但这时他又没多少词。据修宗迪本人说，这个地方他受到剧院一些老艺术家刻苦钻研精神的影响，苦思冥想，要想出最具表现力的动作。经过反复推敲，他想出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庄济生的“烦”：右手把脸遮住，用遮脸的动作表明主人公已经有些烦躁；另外他的腿在抖动，把心中的不耐烦进一步表现了出来，从而找到了最佳的表现形式。这一细节的设置后来受到同行和观众的称道。在《丹心谱》中，修宗迪成功地演活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热情、爱老婆，尊敬丈母娘，学术上有钻研精神，但是道德品质低下、善于投机取巧的形象。当时有的报纸上有评论说修宗迪向脸谱化的表演发出挑战，而且成功了，是他个人表演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丹心谱》之后，修宗迪一发不可收拾，出演了《王昭君》、《为了幸福干杯》、《日出》、《贵妇还乡》、《吴王金戈越王剑》等一系列剧目。他在艺术上日益成熟、也愈发地精益求精了。
　　在演蓝天野导演的《贵妇还乡》中的老校长时。在后台试装时，化装师给做了一个头套。他戴上了头套、粘上了胡子，仔仔细细化了装，照照镜子，却怎么都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导演蓝天野一看，也觉得好像这人物看上去味道不对，说怎么看怎么像爱因斯坦了。他让修宗迪再想想办法。在《贵妇还乡》里，这个校长是个穷得中叮当响的人物。修宗迪站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苦想一阵，脑子里逐渐有了一些清晰的想法。他先把头套上的头发弄乱，又找来一副眼镜，把白色的胶布条在眼镜腿上最显眼的地方缠上。当时服装师给他的服装都是新的。修宗迪自己到库房里找来几件旧的衣服裤子。他想了一些办法把衣服裤子做得更旧：把袖子磨烂、把衣服压在屁股底下坐得皱巴巴的，用砂纸把皮鞋擦白……当把一切都穿戴好了，在镜子跟前弓着腰一站，连自己都大吃一惊。他这个时候才真正找到感觉、真正把握住这个人物了。而他们的老院长这时恰好来剧场，竟然有那么一两分钟他怎么都认不出这个演老校长的演员究竟是谁。每每回忆起此事，修宗迪的言语间都透着一份骄傲和自豪。
　　
　　在蓝天野导演的《吴王金戈越王剑》中修宗迪饰演范蠡。在作家白桦的剧本中，范蠡是一个外表修长、潇洒的人物，而修宗迪自己的外形则略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反复临摹家里多年收藏起来的古代人物画的挂历，并且专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古代画展。他悉心观察诸如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人物画像，看在这些画里古人的胡子是怎么长的，衣着是什么样式的，拿宝剑有哪些不同的架势，脚是怎么站的，仰天长啸时仰头的角度是多大才能显得更魁梧……当然其它方面的深入研究就更不必说了。比方说对剧中人物关系的理解，对台词的把握。《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台词都像诗一样。这些诗一样的语言应该怎么说才既能让观众觉得不造作，又能让观众体味到诗的古朴和韵味，这些都是修宗迪夜不能寐地反复钻研的。果然苦心人天不负，《吴王金戈越王剑》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媒体称赞修宗迪的表演是继《丹心谱》之后的新顶峰。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宗迪不光在话剧界越来越活跃，也逐步在广播剧、电视剧、电影方面发展。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钟山风雨》中的白崇禧，到九十年代《凤凰琴》里的教委主任，再到2004年《郑培民》中的郑培民，修宗迪已经塑造了上百多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了。舞台变了，扮演的角色变了，唯一不变的是他追求卓越的精神。
　　在演电影《西安事变》时，修宗迪饰演国民党官员何应钦。有一场戏说的是在何应钦的公馆里何应钦要会见日本人。导演张子恩事先给修宗迪看了美术师设计的何应钦官邸会客室的平面图。美术师在设计图里设计了壁炉、墙上还挂着饰物等。在此之前，修宗迪翻阅过很多历史资料，认真研究过何应钦这个人物，知道何应钦其实是个洁身自好的人，因此官邸不会过于奢华，而他最喜欢的是打猎。因此修宗迪给导演建议说能否表现何应钦喜好打猎的嗜好。最后导演在美术师的帮助下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墙上放了一把猎枪。
　　
　　新作《郑培民》
　　
　　“观在退休了，但总是闲不下来。说还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可能有点过于拔高自己，但力所能及地多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却是真的。”――修宗迪
　　从1958年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1999年退休，修宗迪参与过的话剧、广播局、电视剧、电影可能多得连自己都记不清了。退休后，修宗迪不但没有变清闲，反倒更忙了。2003年录制了广播局6部，出演电视剧6部。2004年在导演何群的电视剧《使命》中出演公安局长，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执导的电影《郑培民》中演主角郑培民。
　　据修宗迪介绍，电影《郑培民》由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潇湘电影集团、中国电影集团和大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创作。拍摄地点在郑培民同志工作了多年的湘西。影片以回忆的方式重点描写了郑培民同志在调任湘西前后，一直以“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准则，廉洁从政、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为改变贫穷湘西所做的一系列感人故事。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指明了一条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应该带领人民走向富裕的路，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赞誉。该片总投资650万元，已被列人2004年国家重点影片，开将成为庆祝建国55周年及迎接中国电影100年的献礼片。
　　修宗迪与潇湘电影制片厂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在拍摄之前，他就得到了郑培民同志的亲友的认可。他们也给予了修宗迪很多帮助。为了演好郑培民，修宗迪很早就对郑培民的先进事迹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翻阅了所有郑培民的日记本，深深地被那种深沉的感情震撼：对人民的、对妻子的、对儿女们的……
　　演完《郑培民》之后，修宗迪在家歇了一阵子。平时读读书、练练书法，有了好剧本就看看自己适不适合演。老伴的身体还好，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他的脸上也就常常带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