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的“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单于初见面

　　上　　篇 　　 　　在人民解放军开发新疆的史册上，这也许是最让人心动的一幕。 　　这一幕是关于女人的。 　　浓烈的战火硝烟，使那些铮铮汉子们想的是如何炸敌堡，如何端敌窝，如何与他们的对手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拼个输赢，见个高低。那时，女人离他们十分遥远。
　　如今，硝烟远去了，在天山南北的荒原上，他们开出了片片良田，小麦在拔节，玉米在扬花，棉花在打苞，这时候，他们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女人了。
　　进疆的一兵团二军、六军的老兵中，有不少是抗日战争时期，甚至还有红军时期入伍的，二十七八、三十来岁的居多，有的已经当到了营长团长，还是光棍。安定下来以后，老兵的婚姻问题成了各级领导最感头疼的大问题。
　　那时，把婚姻大事叫个人问题。
　　在一个团，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一个姓黄的老兵来找营长，说他要求复员。
　　营长感到很奇怪。这个老兵他很熟，陕北定边人，三五九旅的老兵，是１９４１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入伍的，在南泥湾开过荒，表现一直很好。在１９４７年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青化砭战役中立过功，１９４９年下半年以后，在解放大西北的历次战斗中作战都十分勇敢，扶眉战役中头部负了伤，炸掉了半片耳朵，还坚持不下火线。这样一位老兵，怎么突然要求复员呢？
　　营长想到了职务问题，老兵现在只是个班长，大概是在为此闹情绪。
　　“你当班长几年了？”营长试探着问。
　　黄老兵一听就急了，说：“营长，你甭胡猜，我打仗行，当官可没本事，班长还当不好哩。”
　　营长：“那为啥？”
　　黄老兵：“营长，我都三十一了。”
　　营长：“三十一怎么了？谁撵你了？”
　　黄老兵：“仗打完了，我们把党中央、毛主席送到了北京，革命成功了，我得回去找个婆姨。”
　　营长想发火，却又笑了：“在这里找不行吗？”
　　黄老兵：“这里哪有女人！”
　　营长语塞。
　　黄老兵又说：“营长，黄家还指望我传宗接代呢，你就放我回去吧。”
　　营长终于火了，吼起来：“就为个婆姨，不革命了？传宗接代――干了十来年革命，什么觉悟？告诉你，本营长３５了，还没有老婆呢，姜副团长也没有，比你岁数都大，咱们干脆都卷铺盖回家吧，你说，那样行吗？”
　　黄老兵不说话了，营长卷了两支莫合烟，递给黄老兵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抽起来。
　　抽了一会儿，营长抬起头对黄老兵说：“烦的时候，就去找点什么活儿干，要不就抽烟。”他看着烟头说：“我体会过，这管点用。”
　　二军、六军的领导郭鹏、王恩茂、罗元发、张贤约下去检查工作，都遇到过胆子大的士兵的对他们说“二话”。
　　他们问下面有什么困难。
　　下面说，晚上没有人给暖被窝。
　　他们问部队需要什么。
　　下面说，希望上级能发个老婆。
　　老首长，老部下，说起话来无拘无束。
　　说的人说过也就过去了，可这却成了各级领导的一块心病。问题反映到新疆军区。王震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眼下仗打完了，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一下了。”
　　怎么解决呢？
　　新疆人口本来就少，又多是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不同，看来在当地居民中解决行不通。
　　进疆的部队中，女兵少得可怜，而且都集中在首脑机关。号称２０万大军，女兵就区区千把名。就眼下部队情况，在军队内部解决更无可能。
　　新疆军区为解决老兵的“个人问题”，专门召开过几次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叫苦的叫苦，献计的献计，那阵势，不亚于在部署一场战斗。
　　经过几次会议，最后决定：从内地招募女兵进疆。
　　这些女兵从哪里招呢？
　　先从湖南开始吧，军区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兼二十二兵团司令陶峙岳等领导都是湖南人，那边情况熟悉，招募比较容易。
　　１９５０秋天，他们给湖南省领导写信，请湖南协助招收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当兵。
　　用今日流行的话来说，当年招募女兵的工作“很火爆”。
　　社会上的女青年、学校的女学生，奔走相告，争相报名。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当兵光荣成为时尚。去不了朝鲜，就去新疆。
　　没几天时间，就招收了好几千人。
　　报名的人还络绎不绝。
　　招聘团的同志请示新疆军区领导，领导考虑到一次招收太多安置起来有困难，没地方住，让先暂缓。
　　１９５１年春天，身着戎装的
　　３，６００名女兵，告别了三湘大地，踏上了西行的漫漫之途……
　　新中国的大地上，上演着一出让人心动神往的“湘女出塞”。
　　她们是第一批进疆的女兵。
　　她们没有再回来。
　　１９５２年初，为了解决军垦战士年龄大，大多没有成家的困难，王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让他帮忙解决一下。周恩来批示，新疆军区到山东去招女兵。
　　在山东的征招工作同样很顺利。
　　蒙山沂水――这块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土地，又把它大批优秀的女儿送到了祖国的最西端。
　　从山东招来的女兵已难找到精确的数字，仅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就来了好几批，有说五批的，有说三批的，总数不下１万人。
　　于是，又有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鲁女西行”。
　　在此之后，上海的女兵来了，河南的女兵来了，四川的女兵来了，陕西、甘肃的女兵来了……
　　坐火车，坐汽车，兰新路上，浩浩荡荡，说着南腔北调的女兵们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年出塞的昭君，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比起她们来，多少显得有点凄婉，有点悲凉。
　　她们也没有再回来。
　　半个世纪过去，在今日新疆兵团各团场发黄的资料上，还能零星寻觅到当年她们进疆后的踪迹：
　　安集海农场：１９５１年７月，分给本团湖南参军女兵５５人。１９５２年８月，又分给本团参军女兵６０多人，湖南参军女兵２０多人。
　　沙湾县乌兰乌苏农场：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８名湖南女青年参军到团。７月，４１０名山东女青年到团。
　　炮台农场：１９５２年６月，军区和兵团分配给二十五师从湖南参军的女青年１５０人。７月分给从山东参军的女青年４７６人。
　　１９５２年，驻焉耆十六团农场，分来一批山东女青年。十七团农场分来山东参军的女同志２８２人。
　　１９５２年７月，给车排子农场分来几十个山东女兵。
　　１９５４年４～５月，山东妇女新疆建设总队女青年７１９人，分两批到达农七师参加生产。
　　……
　　这是些追逐理想的女人。
　　这是些勇敢献身的女人。
　　
　　下　　篇
　　
　　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苍老。
　　在一幢普普通通的住宅楼里，我见到了她。
　　她叫王玉梅，是第一批进疆的湘妹子。她身材适中，头发很黑，不过发根部位的白色让人能感到黑发的虚假――看得出，这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人。
　　她爱笑。她笑的时候，我就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样子，我想那时的王玉梅一定是一个俊妹子。
　　“你是湖南哪里的？”我问她。“长沙。”她说。
　　几句话说过，我便看出她是个很爽快的人。
　　问起她到新疆当女兵的经过，她一句话概括了：“我家成分不好，能当兵，走到天边我都乐意。”
　　“报名顺利吗？”
　　“不顺利。”
　　“为什么？”
　　“年龄不够，那年我正读高一，１６岁，人家要招１８岁以上的。”
　　“你怎么让他们答应的？”
　　“我说我要革命，我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说着，她笑了，“那时很左，其实我家也没有五类分子，成分虽然是地主，我父亲却一直在外面教书。我的老家在益阳，解放时只有一个我没见过面的伯母，男人都没有了，她就顶了一顶地主帽子。”
　　王玉梅说她每天一放学就去招兵点磨，一连磨了２３天，表示参军决心；她说她还举出了许多女英雄的例子，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花木兰、刘胡兰、卓娅……
　　到了第２３天，招兵点的领导――大家都喊他刘营长，胡茬子总是刮得乌青，陕西人――他终于说话了：这女娃一肚子名堂，是个人才哩，革命性也坚决，就收下吧。
　　就这样，她当上了女兵。
　　她说当时进疆的场面很排场，轰动了整个长沙城，几千女兵都穿着新军装，戴着大红花，在长沙火车站集合上火车。送行的人很多，家长、朋友、同学、从各区县到省的领导把站外广场和月台上挤得水泄不通。
　　她说她妈也去送她。她妈哭了，说她父亲有课不能来。她劝她妈莫要哭，她说你女儿能当兵你不高兴吗？她妈就不哭了。她说一有探亲假我就来看你。妈妈说，我等着。
　　送她的还有三个班里最要好的同学，她说她们羡慕死她了，她们骂她真鬼，这么好的事情也不事先跟她们说一声。她说招女兵的告示满街都是，又不是什么秘密。她们说告示上说招１８岁以上的，谁知道１６岁也能走。她说她不好说什么，只是笑。她说那时她心里有点得意。
　　她还记得火车缓缓开动的时候，妈妈和三位同学一直跟着送她。她说看着风把妈妈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她的心热了一下，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儿，但她忍住了，她朝她们挥手，笑。火车刚开出长沙站，她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
　　我问她回来看过她母亲吗。
　　她说看过。
　　我问什么时候。
　　她说１９７１年，整整２０年之后。
　　她的声音低沉了下来。她说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新疆武斗很厉害，家里来电报说母亲病危，等着见她一面。她心急如焚，请了个假，带着１２岁的儿子，买了张火车票就回来了。
　　“我进门以后，来到母亲的床前，妈张着嘴，眼睛瞪得老大，空洞得怕人。我大声喊她，她的嘴抽动着，但发不出声音，她定定地盯着我看，过了好长时间，一滴泪水从她眼角滚了下来……”
　　说到这儿，她起身到里屋去了一阵。
　　她再出来时，眼圈红红的，手里端着一碟巴旦木，对我说：“吃这，新疆的特产。”
　　气氛有点沉闷。
　　我有点后悔，我刚才提了个不适当的问题。
　　就巴旦木，我们又说了些诸如新疆特产之类的闲话，然后把话题又慢慢引到“湘女出塞”上。
　　她们坐火车来到了西安，那时西兰铁路还没修好，又坐上汽车，直往西开，汽车跑了一个星期，才到星星峡，出了甘肃，进了新疆，又走了两天，才到乌鲁木齐。
　　她说她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戈壁滩，什么叫沙漠。她说西北真大，也真荒。
　　到乌鲁木齐，她们又被分到天山南北的各个团场。新疆生产部队多，几千女兵，一眨眼，身边就剩那么几个姐妹了。
　　我曾从一份资料上看到，那批湖南女兵按各团人数比例分下去，最大的团场能分到４０多人，少的只能分到十几个，太边远、交通不便的连一个都分不上。一个团３０岁以上的干部战士都有一千二三百人，十几二十个女兵掺到里面，胡椒面都撒不过来。
　　一个老军垦给我讲过一段真实的笑话：听说军区从湖南接来一批女兵，马上要分到各团解决一下老兵们的个人问题，大家高兴得直哼小曲儿，连上厕所都笑眯眯的，尤其是３０岁以上的排长连长营长，每天刮一次胡子，莫合烟也抽得不那么勤了。两三个月过去了，却不见女兵的一点动静。性急的连长跑到营里打听，问女兵啥时候分来。营长说早下来了。连长问，人呢？营长说，你急什么？连我还轮不到呢。原来，他们一个团才分来１６个女兵，团首长和团机关干部中，３３岁以上的单身老兵就有２１个。其他几个营还有四五个三十五六岁的营干。比起这些人，他们这个营干部资格还不算太老，所以全营一个女兵也没有分到。那个连长回到连里，不哼了，不唱了，胡子也不刮了。别人问他怎么突然间蔫了？他说旱久了，不浇水，还不蔫。
　　王玉梅所在的团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她们这批女兵分去了１３个。
　　到团里第一天，团长政委接见。团长跟政委咬着耳朵说了句悄悄话，被站在一旁的王玉梅听见了。
　　团长说：“就这么几个，咋分？”当时王玉梅还不知道团长这话是啥意思，没几天，她就明白了，原来是老兵太多，分不过来。
　　“原先招我们来说是开拖拉机，什么开拖拉机，从乌鲁木齐到团里，连拖拉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过，原来招我们这些女兵来，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那些老兵当老婆。”王玉梅笑着说，过去的事，推远了说，没了委屈，多了幽默。
　　我问她：“听说女兵到新疆后，分配给谁，组织都定好了，是不是这样？”
　　“那是误传。”她说，“不过，组织做工作是真的，先尽着职务高的，年龄大的。”
　　“女兵愿意吗？”
　　“你想想，十八九岁的女孩嫁给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感情能接受吗？大家说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来找叔叔的。”
　　说到这儿，我也禁不住笑了。
　　王玉梅笑得眼睛都挤在了一起：“女兵们有的哭，有的吵，热闹得很。于是干部就做工作，年龄大？年龄不大怎么能叫老革命？跟这样的老革命结为伴侣是光荣的――文化高点的干部往往这样做工作。有些营团干部是大老粗，做工作更简单：老点大点咋了？灯一吹，被一蒙，嫩的老的俊的丑的还不一个样。”
　　我们又笑。
　　“再说不通呢？”
　　“继续做工作。”
　　“再不通呢？”
　　“做过几次工作，加上男的主动点，几个月一年半载耗过去，也就差不多了。实在不行，再重新介绍一个。”
　　“也是老兵？”
　　“当然。”
　　问起她的情况，她的脸上竟然泛起一点赧色，她喝了一口水说，当然也给她介绍了一个，姓张，３１岁，山东人，是个营长，长得高高大大的。她对他说不上印象好不好，光是年龄就不行，大她１５岁。
　　干部照样做工作，团长找她谈过，政委找她谈过，那些对上相的女兵也来劝她，她都不同意。
　　张营长也来看她。张营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不会甜言蜜语，来看她时兜里总装点杏干、葡萄干送给她。她开始不要，看他窘得脸红成了布，才收下了。由于她没热情，每次坐半天，说不了几句话。她记得他对她说的最大胆的一句话是，你的眼睛真好看。王玉梅说到这里，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脸，我发现她的脸又红了。
　　“听人说，张营长打过许多大仗，身上枪眼六七个，在女兵面前可一点看不出当年的威风来。”她说。
　　“如果当时他的胆子大一点呢？后果会怎样？”我问。
　　“这……”她吱唔了一阵，笑着，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终于没有同意。她说自己太小，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戏言自己大概有点傻，开化晚。领导说她思想有问题，她急了，说，我才１６岁，结婚不符合婚姻法――那时的法定结婚年龄是１８岁。
　　这一招真管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领导没有再找她谈话。
　　我问她那个张营长呢？
　　她说一年以后，他从他们团调走了，调到了更远的一个团场，在喀喇昆仑山下，听说是他自己要求调走的。走的前一天，来看过她一次，跟以前一样，带了些杏干给她。她问他为啥要调走。他笑了笑说，说了你也不懂。说完他就走了。
　　她说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听人说他直到３６岁时才结的婚，女人是很贤惠的一个山东姑娘。她说她算了一下，那是她结婚的第二年，她２０岁结的婚。
　　张营长是个好人。她又小声说了一遍，仿佛是对自己说的，并不需要我听见。说罢，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问她的丈夫是不是她自己找的。
　　她说还是组织介绍的，还是比他大１４岁，湖北人，六军的干部，结婚时他是团部的助理员，１９８２年死在农场，肝癌。她有一儿一女，女的是老大，在北京上的大学，现在在深圳。她现在跟儿子住在一起。
　　我问她还回不回去。
　　回去？回哪儿去？长沙我什么都没有了，新疆现在就是我的家了。她平平淡淡地说。
　　我的心震了一下。
　　告别王玉梅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能看一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想印证一下我的想象力，因为我觉得她年轻时一定很美。
　　她答应了，进里屋拿出了一个老式相框，指着一张发黄的照片，让我看。
　　这是一张六个女兵的合影照，我一眼认出了前排左边的那个小姑娘就是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她年轻时确实很清纯，很可爱。
　　她说这张照片是１９５１年在长沙照的，六个人在一个区里，在招兵处领了军装后就迫不及待地去照了这张像。
　　接着，她一个一个介绍她们。
　　前排中间的分到了三道河子，是她们六个中最早入党的。说到这儿王玉梅说她因为出身问题，直拖到１９５９年才入党。
　　前排右边的，分到了北疆的一个农场。她结婚时才有意思，没有房子，十对夫妇住一个地窝子，每对间隔２０公分拉一道草帘子。后来见到王玉梅说悄悄话，说那一阵哼不敢哼动不敢动，别扭死了。
　　后排左边那个怎么也没打听到下落。
　　右边的那个工作最好，一来就分到了卫生队，退休后回长沙了。
　　说到后排中间那个，王玉梅声音低了下来，说，她１９６５年就死了，听说是浇春水时，不小心掉到大干渠里淹死的……
　　从王玉梅家走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她坚持把我送到了楼下。告别时，我向她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她显得有点慌乱。
　　我离开了她。我牢牢记住了那张发黄的照片，记住了照片上的六个女兵。
　　新疆是她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