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翻译与新式教育】 清末民初新式学堂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先进知识份子大量的翻译促进了新式教育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民初的翻译与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 翻译 新式教育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开始被动地吸收外来文明，而吸收的途径之一就是外国书籍的翻译。中国从而迎来了继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促进了新式教育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一.教育小说的翻译和新型教育理念的传播
　　清末民初，大量外国教育小说经译介进入国人视野，这些小说的译介，同时承载着倡导新小说和传播新教育思想两种使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人极力推崇和引介西学,并将小说置放在配合政治改革的思想启蒙位置加以倡导和呼吁。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译介西方小说可以补旧小说之弊,并起到“开启民智”、“保国保种”、“救国图强”的作用。在他们的积极倡言下,一批具有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学者,将目光投向西方,开始译介西方小说。当时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他一生翻译的小说多达160余种。他所译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一经刊行即引起轰动,一时之间文人学士争说“茶花女”。20世纪初,西方小说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译介外国小说之风盛极一时。教育小说即是此时乘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文化舶来品。
　　这些译介教育小说以欧美小说为主，多数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这一时期教育小说译介的成功对于新教育思想的导入和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二.日本学制的译介与新型学制的移植
　　1900年以前，中国人主要通过直接翻译欧美书籍来介绍西学，而到1900年以后，大量日本译著与欧美译著风行海内，充斥书肆，形成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的局面。
　　在学日热潮的催化作用下，1904年，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学制《癸卯学制》诞生了，而这一学制确立主要是以日本学制模式为基础的。当时主持拟定学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对日本学校制度的认识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派遣留日学生；二是派员考察日本学务；三是根据罗振玉、王国维等在上海主办的《教育世界》对于日本学制的介绍。罗振玉还聘请藤田丰八担任编辑顾问，罗振玉说：“中国欲兴学校，就离不开各种学制和学校章程的制定，而这些方面的考察研究，主要是日本藤田丰八的努力。”在中日知识份子共同译介努力下，癸卯学制问世并颁行天下。
　　癸卯学制作为我国学校从古代学校走向现代学校的第一个学制，它的颁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传统教育的终结和近代教育的开端，而作为近代中国实行的第一部系统学制的译介工作,其历史功绩不容抹煞。
　　三.先进教科书的编译与使用
　　在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建立过程中，教科书的编译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这些教科书的编译，汉译日本教科书占了绝大部分。
　　1899年，由樊炳清翻译的《东洋史要》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认为是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这部著作在中国学堂教学中颇受欢迎, 1909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金为再次译述,作为中学堂教学使用的402页的《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这就是近代从日本移植到中国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中国早期教育学的重要引进者和奠基人王国维是最早的日本教育学教科书的翻译者之一。王国维一生翻译过不少教育理论和学术著作,其中译自日本的论述教育学原理的著作有两种: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和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分别在1901年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同时收入教育世界社出版的“教育丛书”中。
　　总体来看，清末明初的翻译工作可谓硕果累累，《译书经眼录》中提到的中国译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遍及知识界的各个阶层。他们的翻译工作为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翻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董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王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