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父亲|小说我的农民父亲

　　父亲是江汉平原长江洞庭湖洪湖旁边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生下我们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哥哥长我5岁，小弟小我5年。――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我是半截腰。都说“父疼长子，娘疼幺儿”，这个话我体会得最为深切。
　　哥哥只晓得读书，十二三岁就离开了家乡到荆州武汉北京读书工作。老三比我小四、五岁，那简直就是妈妈的命根子。因为没有姐姐或是妹妹，所以母亲一直将小弟当姑娘来养。一个死枯老百姓农民伯伯的幺儿子，老三从小到大，居然连牛绳子都�摸过，么事出力的吃亏的流汗的活儿都没有碰过。哥哥因为只晓得读几个憨巴书，再就是会憋几句山东驴子学马叫的口里衔着臊萝卜的普通话，唱歌不怕丑喝酒不怕醉搞事不怕累，再就是他特别会投机钻营搞人事关系，会到和尚喊爷爷，会到尼姑叫姥妈，简直是活像了父亲秧田里嘴壳拱乌了的黑泥鳅，所以，他就一直读书、当记者、搞轻考事。于是，只有我这个老二该死，又不会靠读书来逃避沉重的庄稼活，也不能指望晚出生几年来享受老幺娃儿的好八字好福气。于是，打从我裤裆里那玩意儿在地上拖灰起，我就成了父亲的长工儿，帮父亲牵牛喂猪，搬犁爬耙，种谷撒种，灌田施肥，打药治虫，秋收冬播，一天到黑一年到头晒得像黑鱼乌龟王八儿！又因为沉重的庄稼活让父亲的脾气变得如三伏天的日头和天气――暴烈无常，于是，怕遭父亲呵斥，怕挨父亲牛鞭，怕失父亲饭菜，我只得忍气吞声，循规蹈矩，言听计从，父亲要我往东我不得往西，父亲要我打农药我不敢施化肥。长年累月、无休无止的劳作，让我从小就养成了逆来顺受、偷眼看人、见风使舵、虚与委蛇的性格。――我对父亲的怨恨和恼火日甚一日，时刻盼望能早日离开泥土，离开家乡，离开父亲，而且是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终于，因为了哥哥的张罗与指引，因为了自己的咬牙切齿读下的几句书，我在18岁的那年，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土地，离开了父亲，到武汉来上了大学。那时的我呀，作为对泥土的远离与对父亲的叛逆的最终胜利者，别提有多高兴了！
　　上大学的那几年的暑假，我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可以不回家了。父亲一直说我是一个苕货，我的叔子伯伯还有隔壁左右的婶娘姨母都说我是一个眼睛很大却大字不识几个的眼大无神的“瞎眼睛光光”的算命先生，他们都说“人看极小”，他们在我上大学之前把我一辈子的生庚八字都算好了，他们异口同声都说我就是父亲的小牛犊儿马驹儿兔崽子狗腿子，父亲赶牛的鞭子一定是要归我接手的，我一定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家里的十几亩地�弄好的泥腿子儿的。包括父亲，包括叔子伯伯大姨大婶，谁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靠动脑筋想鬼点子出馊主意吃轻巧饭的城里人！他们一个也没有想到！打死他们都不信我成了大学生――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我是在城里打工擦皮鞋提灰桶子的农民工！
　　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想怎么看，反正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泥土离开了我十分讨厌的只晓得叫我搬这搬那种这收那把我当长工儿使唤的父亲。放暑假的时候，我其实晓得家里的几十亩庄稼等着我去帮忙抢收抢插，但我一想到烈日下那沉重得让人可以马上累死的农活，我就本能地回避了。我也不敢直接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家给他牵牛耕田夏收秋播。我其实是一个聪明得不能再聪明的孩子啊，这些骗人的谎话我跟着我的哥哥看也看会了听也听会了早就学得滚瓜烂熟了。我对父亲说：学校要组织学生到神农架山区去进行暑期支教活动。省教育厅的领导、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亲自带队。所以爹也，不是我好吃懒做不帮您来抢收抢插，实在是因为要响应国家和学校的号召，要去体现觉悟哟。父亲通情达理，一忽悠一个准，尽管这么多年来他在最忙的农忙季节从来没有少过我的大帮小凑，哪怕是帮他牵一下牛绳割一背篓牛草也是好的哟。听说我要响应国家号召，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头一次暑假不回家的请求。父亲还担心我在外苦着了紧着了，他又连忙披着星光起了个大早走了20多里泥巴路赶到小镇的邮局为我赶紧邮寄了100块钱的用来支教所需的遥远的旅途路费。这10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那时的稻谷每百斤只能卖9块5角钱。父亲差不多要顶着烈日熬着无数蚊虫叮咬的夜晚在天育管理区粮店排上一天一夜的长队，才可将1000多斤稻谷终于卖掉然后收获一张白水条，又还需要用这张白水条到村里的王胖子那里以85折的条件作抵押，才能换回。
　　长到这么大，终于第一回可以堂堂正正地不回家了，可以逃避沉重的暑期劳动了。怀着胜利的喜悦的心情，我马上到武昌火车站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一路轻快地在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来到了伟大首都北京天安门。你们肯定要问我了，说我为什么敢于只拿着100块钱就可以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度过60多天的漫长的暑假？――我告诉您吧，因为我在前面说过，我有一个好吃懒做不喜欢种地只晓得读死憨巴书的哥哥――刘老大。刘老大那时在北京，在央视当大记者。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白天跟着他在首都各大新闻点采访出镜扛摄像机混吃混喝长见识，晚上就和他一起在海军司令部的廉价出租屋里守着CCTV看白天里和刘老大一起拍摄的电视新闻。我们边看电视边吹牛皮边喝燕京啤酒边吃北京烤鸭，日子过得比神仙都还舒服些。有的时候，刘老大坐飞机出差到外省神五神六拍摄采访去了，我就一个人跑到宋祖英的楼下听她“咪迷米妈麻马――”地练声唱歌，听她唱好日子辣妹子越来越好！听着她的歌，我简直就觉得我的暑期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而且越发觉得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真是越来越好，来来来――我用我的杀猪一样的喉咙学着宋祖英的歌：生活的笑容天天挂眉梢――嗷――越来越好！
　　――我早就把父亲忘得一干二净啦！
　　你郎们肯定又觉得我是在吹牛皮。你郎们肯定要怀疑我怎么还可以偷偷地听得到宋祖英练声唱歌？呵呵，我实话告诉你吧，宋祖英是海政文工团的歌唱家，她的家就住在海司大院里面。前面交代过：刘老大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跟鬼里姆妈都哥得好。刘老大通过关系在海军司令部的“八一”小学操场旁边租借了一间10多平米的小平房，那个地方和他上班的央视只隔了公主坟的一条大马路，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因为住在大院，所以，我也可以在海司里面自由走动。当然，里面的核心军事禁区我是进不去的――这个还是要有一说一实话实说不能戳白扯谎。
　　刘老大是一个怪物。跟好学好，跟坏学坏――我就是跟着他学坏的。刘老大十二三岁在荆州读书，放暑假回来的时候，他就经常召集我、老三和叔子、元子姑妈的孩子一共6个小朋友开会作报告。他不晓得从哪里偷来了公家的一盒子复写纸，抽出一叠来分发给我们，要我们在白纸上面画假发票，逐一填写报销单。报销单的明细一般都是“刘老二买化肥2包，16点8元”、“刘老三买办公用品一套，25点5元”等等，然后就请刘老大在领导批字的那个格子里签字拍板。刘老大就用棉花白纸和着唾沫涎水做了一根烟，他就一边叭纯手工制作的高级棉花烟一边眯缝着眼睛装腔作势又看又审过细地问我们究竟买了些什么，然后翘着二郎腿依次为我们签上“同意报销。刘老大”的字样――他神气活现模仿领导当官批条子的样子简直是把我们笑得一个个都要搐筋！遗憾的是：做梦都想当官当干部的刘老大从小就练签字批条子的书法手艺，直到今天，他也一回都没有真正签过“同意报销”的字样，倒是“情况属实，请领导批示”一类的《请示报告》体与“经手人，刘老大”之类的秘书套路搞得熟之如流了。
　　刘老大1米7几的大个子，200多斤，又肥又胖。从我记事起，我就发现他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不过，这个话又好象表述得不是十分准确：既然没有骨头，那他怎么为领导当差跑路跑得比兔子都还要快呢？印象中好象从未见刘老大把胸脯和腰脊骨挺直过，见谁都是一副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的神情，就像我的工地上一台台成天挖土打洞掘地下通道的永远不知疲倦的挖掘机。每次请人吃饭，只要有比他大一篾片子的领导在场，他就会端着满满一杯酒轮番烧香作揖一般地围着桌子敬酒谄媚套近乎打恭维，活像了一头喝醉了酒的围着磨子不厌其烦转圈圈的驴子，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死脸死血，从不悔改。说句实在话：刘老大这种小丑做操猴子跳圈的做作连我都看不顺眼，感觉很不自在，脸上臊得慌！――这也是我为什么一般不愿意和他同坐一桌、称兄道弟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刘老大有事无事总喜欢问家里的情况：种了多少地呀？每亩打多少粮食呀？淹水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鱼蹦到干坡子上来呀？……他总有那么多的稀奇古怪的怎么问也问不完的问题，好象他真的蛮喜欢家乡蛮喜欢种田蛮喜欢父亲一样！其实，他是一个纯假日货，口里喜欢家乡，却从不回家；嘴上说喜欢家乡的泥土，可从不帮父亲插一根秧，犁一分地！――当然�，我也对他表示理解表示不屑乃至鄙夷，因为像他这样的言行不一表里分离的“农民城里伢”实在是多得很，他们其实也蛮可怜，这样的人我以前只是听说，后来上了大学，见了一些世面，于是就对像刘老大这样的好多好多的“假把式喜欢农民关心农民爱护农民”的城里人有些无动于衷有些见怪不怪了。
　　后来，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了。后来，父亲唯一的精神支柱――他的村长头衔也被村里几个怪物反对派戳落了，告落了。后来，父亲的地在第三轮土地大延包中又拿掉了上十亩了。后来，和他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终日形影不离打打骂骂吵吵闹闹生了大儿子生了二儿子生了夭折的三姑娘生了幺儿子的老伴王新伢也在56岁的2009年的春天里油菜花鲜艳盛开的时节脑溢血心脏病突发倏然离他而去了。后来，他的90岁的母亲高幺伢子也在2010年的中秋节离他而去了。小弟弟老三也因为了刘老大和我的关照与作死地支持栽培，他早就上大学搞工作到长沙陪着他的湖南妹子做上门女婿去了。
　　刘老大，我和老三一个都不在父亲的身边了。我不止一次地对父亲好言相劝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父亲不要再种地了，请他郎到城里来和我一起过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我怎么劝也劝不信，因为父亲实在是一个倔犟的人。他就是舍不得离开他的乡下的家离开他的几亩田。他说那个家是他一辈子拼死拼活一手一脚一砖一瓦一锹一土垒起来的。“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出远门。54年发洪水，三年自然灾害、96年97年98年99年连续4年发那么大的洪水庄稼颗粒无收，一垸子的人都到深圳广州武汉长沙打工擦皮鞋，到处都是抛田抛荒，我老刘都没离开过薛刘高的土地一天半日哩！要是�得我的这几亩田，你们几个短命儿只怕早就跟我一哈都饿绝气哒！”――父亲说话像在做报告。他以为他还在当高刘村的一把手村长哩，真是搞笑得很！
　　父亲一个人在乡下种地，没得半个帮手。庄稼有时渴得要命，就要喂水给它们喝。父亲就经常一个人把那一套有200多斤重的1匹5马力的柴油抽水机艰难地肩挑手提弄到3里开外的杨伟老师的田旁边去抽水。有时候，小河港汊里的水被墩台上隔壁左右的叔子伯伯抽光了，他就只好等着下点小雨将河港的水位抬高一点好把潜水泵的屁股淹没。因为等一点水不容易，特别是柴油机太沉太重，搬去搬来把人都要搬死，所以父亲晚上就要在田埂子旁边守夜等雨防小偷偷抽水机。“双抢”时节垸子里的蚊子又大又多，一个个比麻雀儿都要大。父亲上半夜，就象一个鬼一样围着抽水机转圈圈，一边转一边唱着为亡人敲丧鼓的曲子词：“人生一世是好简单嘞/好比黄粱是梦一场/纵然是黄金有万两嘞/眼睛一闭就风筝断――”父亲唱着唱着，眼睛就模糊了，他依稀就看见了他的老伴王新伢给他端着一大碗荷包鸡蛋饭朝他走来……他就不再觉得黑夜太长形只影单……唱着唱着，父亲就慢慢地眯上了眼睛。于是蚊子就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来打父亲的巴结了。父亲被叮得皮泡水肿。不过，让夜蚊子觉得美中不足的是：父亲的皮肤比水牛皮都要黢黑都要皮厚，那血吸得不是蛮过瘾。要是能把刘老二的城里的儿子刘弘毅的细皮嫩肉啃上几口就好了。夜蚊子是这么想的。
　　父亲的运气着实是不好。2010年，老屋里发大水，他的十多亩正在抽穗扬花的中稻全部被水浸泡了将近半个月。秋收时，减产了五六成。国庆节的那天，他仅仅留下了口粮，将其余所有的五千多斤稻子卖掉，换了4800多块钱。父亲将钱放在他和母亲结婚时的楼下房间的那张老桑木柜里。父亲第二天早上7点多出门，去套里种油菜籽。9点多钟回得家来，见后门、房门、柜子门全部敞开，家里还有43码左右的清晰的球鞋泥巴印子。父亲脑袋一炸。他赶紧地到柜里去摸他的卖谷子的钱。钱被小偷卷得一分不剩，鬼影子都冒得一个了。父亲给我打电话，告知此事，我是又气又恨。我抓小偷的本事没有，埋怨父亲的损话还是有的，我说：该的！鬼要你一个人在屋里种田的！
　　今年，父亲还是在家里种地。你郎说我父亲的运气是不是差到了极点？！去年，他是碰上了大水，遇着了小偷。今年呢，是会着了70年不遇的大旱，他的秧田干得抹叉，裂缝里塞得进坨子拳头。电视里面说：长江里面的水都要快干了，洪湖里面的鱼呀荷叶呀一哈都干死了渴死了。根据我的初步估计：父亲今年的收成起码最少要减产7成以上，如果还不来水还不下雨的话。
　　我已经对父亲忍无可忍了。好话说不信，那就只好跟他来蛮的来横的了！我掏出手机，给父亲下最后通牒：把屋里的田赶快丢落，跟我马上到武汉来！
　　“不能走啊，不能离开家呀儿啊！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劝我离开家了！我一走，你的娘我的娘就成了孤魂野鬼了！”
　　电话那头，父亲老泪纵横。
　　电话这头，我已泣不成声。
　　看来，只有我亲自回去帮父亲种地了。
　　我的命真是苦啊！
　　
　　刘斌，现供职于中建一局武汉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