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涉主义与美国的西藏政策|美国的新干涉主义

　　编者按：1949年以来美国在冷战与遏制中国的政策下，对我国西藏的政策奉行实用主义原则与双重标准，既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又支持达赖分裂势力的“藏独活动”。该政策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地位，到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再转变到炮制“西藏民族自决”论、支持西藏叛逃分裂势力分裂中国、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美国的支持并没有使流亡分裂集团达到“藏独”的目的，这一政策的结果却暴露了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0年1月3日发表题为“专家们称中美关系将面临低谷”的文章，文章说，奥巴马政府将在今年陆续批准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的“黑鹰”直升机和反导导弹，甚至可能包括为台湾设计和建造柴油潜艇的计划。与此同时，奥巴马正在准备会见达赖。“这个即将到来的低谷看来是肯定的了”。文章尤其担心中国“做出强硬反应”，指出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采取“高姿态”。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苏联的解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件快事，因为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最担心自己的实力受到挑战。因此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上，美国都把中国作为潜在的敌手。“西藏牌”战略正是对付中国的武器之一。
　　
　　美国涉足西藏的历史
　　
　　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此人曾于1884年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3年后，他辞去了外交官职务，化装成喇嘛对西藏进行了4年的秘密“调查”。当时由于地形险恶和交通不便，使他无法进入拉萨，而只能在西藏的东部和西南部地区搜集一些有关西藏的政治、文化、宗教、历史、语言以及人物等方面的资料，所得十分有限。然而，洛克希尔却仅以自己搜集的有限资料写了一些游记和论文，如《西藏》、《1891～1892年西藏旅行记》等。他在上述著作中倾诉了同情“西藏独立”的情感，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属地”的说法。由于他是第一个写出有关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美国人，加之他在1908年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因此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中国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美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官方接触是在1942年。当时，美国与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抗日的盟友。由于缅甸的失陷，中国的一条“给养线”――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美国决定协助中国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云南的公路，以便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美国指令战略情报局负责考察地形的任务，8月，该局的两名军官带着罗斯福总统致达赖的信和礼物抵达拉萨。当时由于在战略上美国十分需要中国，罗斯福总统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美国自然把与中国盟友的关系看得高于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因此，罗斯福把达赖视为中国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在信中称达赖为“喇嘛教”的“最高教长”。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战略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民党可能失去了中国”以后的可利用性。但是，美国又不愿因西藏问题引起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满，更不愿由此而削弱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因此，美国决定“暂时不介入西藏地位的争论”。但是鉴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仍十分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
　　1948年初，西藏噶厦派遣西藏分裂势力代表、时任“财政部长”的孜本・夏格巴率领一支所谓的“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这实际上是一次寻求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为了解除中国政府的疑虑，美国把西藏代表团作为美国商业部的“客人”来接待，而不是作为国务院的客人来接待。但是，鉴于对“国民党可能失去中国”的形势之分析，美国政府又进一步密切了同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关系，国务卿马歇尔秘密会见西藏代表团。美国国务院派一位资深的外交家，即老谋深算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洛伊・亨德森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并通过驻印使馆加强了同噶厦政府的联系。1949年1月5日，亨德森向国务院建议：鉴于国民党“有可能失去中国”，美国应该重新修订其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承认“西藏独立”。该建议在国务院引起了对“西藏地位”问题的大讨论。但是，因为找不到历史上“西藏独立”有案可寻的法律依据，美国政府最终决定采取“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的政策，并开始查找“西藏独立”的可行、合法、永久的根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西藏的干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由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不甘心权力的丧失，在其精心密谋和策划下发动了康区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印度。美国对分裂势力的支持，使西藏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为了公开插手西藏问题，美国积极鼓动达赖喇嘛公开宣布藏独，请求国际援助。在达赖方面拒绝公开请求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美国为了达到其目的转而支持西藏的地方叛乱组织。达赖喇嘛出逃以后，特别是“流亡政府”建立以后，美国加大了对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
　　美国与西藏上层叛乱分子联系从1951年3月直到中央与西藏地方谈判成功，美国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勾结在印度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企图诱骗当时尚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外逃，达到破坏西藏和平解放的目的。中情局还与达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保持秘密联系。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与嘉乐顿珠签订协议，请他收集情报和策划游击战。中情局于1957年在印度藏人中选拔了6名青年送往美国在太平洋塞班岛上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在那里他们学习英文及如何使用无线电、识别地图以及组织游击队。其中两人在当年8月被空投到拉萨南面的桑日宗，任务是去拉萨让贡布扎西通报帕拉达赖的侍从官如果达赖喇嘛提出请求，美国政府会为抵抗运动提供帮助。两名藏人特工在贡布扎西的安排下与帕拉会面，要求与达赖喇嘛直接会面或得到达赖喇嘛向美国的书面请求，遭到了帕拉的拒绝。美国企图与达赖直接取得联系并得到达赖支持的努力宣告失败。
　　美国支持西藏地方叛乱组织达赖喇嘛拒绝美国的要求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寻求与康区叛乱组织直接建立联系。1957年11月，中情局把3名藏人特工空投到了康区，他们加入了名为“四水六岗”的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是一个地理概念很强的名字，四水指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六岗指四条江河所流经的西藏地区。1958年6月16日，在贡布扎西的领 导下组成统一的叛乱组织“四水六岗”，贡布扎西自任总指挥。
　　为了确切了解叛乱组织的情况，中央情报局命令两名藏人特工中的一人去加尔格达会面。加尔格达与中情局的会晤是美国卷入西藏事务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晤激励了美国人给康巴人空投武器装备。1958年10月和11月，中央情报局接连向竹古塘地区进行了两次空投，向“四水六岗”提供了重达18000磅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还有30万印度卢比的活动经费。随着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四水六岗”在西藏地区逐渐销声匿迹，部分人员随达赖喇嘛出逃境外。
　　美国与迭赖喇嘛建立联系 1959年3月17日达赖及其西藏上层藏独分子逃离西藏，在达赖一行接近距拉萨南约100公里的琛耶时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相遇。3月22日，中央情报局的藏人特工与达赖喇嘛会面，藏人特工告诉达赖喇嘛美国愿意提供帮助。中央情报局帮助达赖集团在尼泊尔的木斯塘组建游击组织，建立军事基地，并为其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后援物资。1961年上半年中央情报局组织了第一次空投，在之后几年里又有30多位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人员被送到木斯塘，帮助游击组织进行训练和作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西藏政策
　　
　　总地来说，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秉行的都是“新干涉主义”的政策。概括起来，它有两大理论支点：一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2009年底奥巴马在访华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又重申了这一概念)，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是普遍的，应该推广到全球，而西方国家则有推广的“权利”和义不容辞的“义务”，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点。“新干涉主义”实质上就是为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它与殖民主义、反共产主义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新干涉主义”不仅散发着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气味，而且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而其中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则为它们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极便利的借口。
　　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采取双重原则。一方面，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由美国从中美关系的国家利益出发考虑的。1992年7月28日，在美国参议院专门讨论西藏问题的听证会上，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德塞・安德森重申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指出美国从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94年5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美国还是亚洲其它国家，都不认为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同时美国对达赖集团要求美援的申请，在涉及政治的提法上做了限制，即必须删去“任何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词语，方予以考虑；美国已不接受达赖集团常用的“西藏中央政府”提法，达赖集团的“信息与国际关系部”，在这种情况下被改为“信息部”。1997年6月，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雷格发表美国的西藏政策时指出，美国认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因而不与西藏流亡代表保持官方关系。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再次重申了美国政府对西藏的这一政策。
　　而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利用西藏牌干涉中国内政以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从而达到遏止中国的目的。1993年5月美国政府以所谓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和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为条件重新考虑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签署政府令。克林顿政府是第一个以最惠国待遇为条件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政府。在此后的10年里，西藏问题第一次提到中美双边关系议事日程，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一方面要求我国政府负起责任承担世界经济恢复的任务、在节能减排中扩大减排规模并对其它国家予以援助，另一方面却不愿意负担起自己的义务，推脱责任、挥舞贸易大棒对我国的商品进行制裁，推动向台湾新一轮军售的同时又开始放风要会见达赖喇嘛，妄图从经济、政治各个从面打压我国，阻止我国的发展。
　　
　　奥巴马政府的达赖政策分析
　　
　　自克林顿以来，会见达赖已成为美国总统惯例。从一开始的非正式和“偶遇”，到后来公开正式会见。但是十几年来有些小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恰好和中国的实力强弱变化成正相关关系。中国弱的时候，西方并不太需要达赖这张牌，他们可以不见或者低调地见，而当中国强大到今天这个规模的时候，却要公开、高调地见，其用心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何2007年以来，西方政要掀起一股会见达赖的狂潮。因此，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奥巴马新政的背景下，奥巴马要见达赖仍然有着许多不同于过往的特点。
　　首先，美国如此之早借媒体透露奥巴马可能会会见达赖，颇有试探中国反应的意味。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衰落中的美国自信心不足。这和法国总统萨科奇借担任欧盟主席国时、借中欧峰会召开之际决定会见达赖是同一个道理，不过是想借欧盟之力为自己的行为增加筹码。
　　其次，美国放风要见达赖，与当前世界的大经济形势有关。美国对于需要中国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奥巴马对中国没有多少筹码可用。2008年以来，海峡两岸关系首次由双方来决定，美国相当程度的淡出甚至被暂时的边缘化。相反作为美国第一大债主的中国却有一大把的牌可出，如购买美国国债、反恐、朝鲜问题和伊朗的核开发、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全球环境保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也只能利用一下来日无多的达赖。其实这次美国再打达赖牌，反而更显示了其战略上的窘境和被动，因为这一招已经用老了。
　　最后，以盎格鲁・撤克逊文化为核心的十分务实的美国和欧洲颇为不同。只要利益足够，什么都可以交易，不像法国既要利益又要意识形态。因此，美国这次早早放风显然是要我国心领神会，要我国在经济利益上多做些让步。不过相对于过去，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手段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美国真要铁了心玩一场“一损俱损”双输的游戏，相信我国也会毫不畏惧。在2009年4月份的G20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的日程安排没有包括会见法国总统萨科奇，终于成为迫使法方让步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政策无视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为美国冷战战略与遏制中国政策所驱动，从而自始至终相矛盾。其实美国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使美国的西藏政策成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既包含了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民族自决原则)，又包含了实用主义原则下追求国家利益的狭隘与自私。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政策也是一贯明确的，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基本问题上绝不会有丝毫让步。由于美国的支持，激起了流亡分裂集团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他们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对抗，使“西藏问题”难以解决。然而美国的支持并没有使他们达到“藏独”的目的，这一政策的结果却暴露了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从长远来看，中美双方为一个来日无多的达赖交恶，并不符合双方利益。美国为了其经济利益，早日摆脱经济危机的窘境，人权原则、民主原则都可以放弃，一个达赖没有什么可以珍惜的。因此，西藏问题后续的关键就看中美的博弈和智慧，而要想最终彻底摆脱西方利用西方问题对我国的敲诈、干预，还是得加速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