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_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本着友谊、团结和公平的精神，通过体育活动提高人类尊严，从而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的世界。但自从1920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以来，现代奥运就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政治化的阴影，同时还夹杂着种族、宗教与信仰之间的无尽纷争。特别是进入1960年代以后，奥运会更是遭到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毒瘤”――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德国慕尼黑开幕，比赛进行到第10天时，一起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完全粉碎了这次“和平与欢乐的盛会”。本文撇开政治因素不提，仅从这次事件中出现的轻武器以及事件的教训这两个角度出发，阐述事实，分析因果，牢记历史，以史为鉴。
　　
　　“惊悚一幕”中的战术运用
　　
　　1972年9月5日凌晨，以色列代表团的大多数教练和运动员正在奥运村驻地沉睡。4时许，8个身穿运动服、手提沉重运动包的黑影悄悄地翻越了东侧围栏，潜入奥运村中部的31号公寓――以色列代表团驻地。这8个黑影都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最激进的极端派别――“黑九月”组织的成员，为首的是35岁的伊萨――真名叫卢蒂夫・阿菲夫。
　　
　　4时25分，恐怖分子将万能钥匙插进了1号房间的门锁里。第一个听到动静的是40岁的摔跤裁判约瑟夫・戈特弗鲁德。他开始以为是同室的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回来了，但门外传来的压低了的阿拉伯语谈话声使他确信大祸即将临头。于是他一面用身体顶住房门，一面用希伯莱语高喊：“有危险!快藏起来!”几秒钟后，金属门框和铰链被撞裂，恐怖分子一拥而入，用枪口逼迫戈特弗鲁德趴下。虽然以色列运动员奋起反抗，但除举重教练索科洛夫斯基逃脱外，他们最终还是被恐怖分子控制。恐怖分子将5名以色列人捆绑起来，随即又撞开了隔壁的3号房间，绑架了另外6名以色列运动员。在将他们押到1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里乘隙冲出“虎口”，恐怖分子在他身后连连开枪，身材矮小的祖巴里左闪右躲，最终越过庭院安然逃脱。温伯格忍住巨痛，乘机打碎了一个恐怖分子的上颌骨，另一个正朝祖巴里扫射的恐怖分子转过身，开枪将温伯格打死。同时，28岁的摔跤运动员约瑟夫・罗曼诺冲向一名恐怖分子，竭尽全力想夺下后者的AK47，但从身后打来的一排弹将他几乎拦腰打成两截。
　　死里逃生的索科洛夫斯基和祖巴里分别跑到南朝鲜和意大利代表团驻地打电话报警。5时整，慕尼黑警察局长接到报告。5时10分，警察到达事发地。5时30分，恐怖分子通过一楼窗户扔出了英文写就的通牒，要求在当天上午9时以前，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两名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他们送往一个安全地点，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人质，否则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整个慕尼黑和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
　　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进行了紧急磋商，虽然德方试图进行妥协，但梅厄夫人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强硬立场：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让步。
　　前期谈判并不顺利，波恩来的两位政府部长、慕尼黑市长及警察局长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被恐怖分子拒绝了。
　　直到下午4时50分，有关方面才开始认真考虑用武力营救人质。13名打扮成运动员的警察爬上与31号公寓毗邻的屋顶。但恐怖分子通过媒体不恰当的实况转播知晓了发生在屋顶上的一切。第一次努力因为媒体介入而被迫终止了。
　　恐怖分子把最后期限延长至当晚12时，并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一起送到埃及开罗，如果届时以色列仍不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就在开罗处死人质。德国边防警察部队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在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救援行动。受梅厄夫人之命前来协助营救人质的以色列反恐专家兹维・扎米尔也已赶到了慕尼黑，他看过方案后，认为这次行动组织太过草率，关于对手的情况了解太少，能否成功没有把握，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当晚10时20分，恐怖分子和人质通过德国军方安排的一辆大众汽车转移出奥运村，然后乘坐两架直升机前往慕尼黑郊外的费斯滕费尔德布鲁克空军基地。直到这时，德国人才看清一共有8名恐怖分子，而此前的情报一直说是5名，所以只在机场楼顶安排了5名狙击手。解救计划全部依仗狙击手在短暂的几秒钟内将恐怖分子全部打死，现在是5对8，显然胜算不大。而20分钟前就来到机场的扎米尔对德方的准备更是不满，他认为，应该在恐怖分子下车后向直升机走去的时候进行伏击，否则就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
　　10时35分，两架直升机在距一架波音727客机约100m处降落。伊萨等4名恐怖分子走下直升机，强迫两名驾驶员在前面充当盾牌，前去检查客机。机场灯光昏暗，并有许多阴影，狙击手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而且因为没有通话系统，任何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事先化装成机组人员的警察们进入客机后，在没有通知指挥中心和其他人的情况下，经过一番“民主”讨论，居然决定先行撤退了。当伊萨登上空无一人的飞机时，立即明白了一切，并马上回到跑道上。这时探照灯突然打开，楼顶的狙击手随即开火，虽然两名看守直升机驾驶员的恐怖分子随着枪声倒下，其中一人当场毙命，但狙击手在仓促中未能命中更多的日标。其他恐怖分子立即躲进阴影里，留守的贾马尔和另外一名恐怖分子则藏到直升机下，用AK47向主楼、探照灯和727客机猛烈扫射。有两名直升机驾驶员安全脱险，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而被捆绑的以色列人质还坐在直升机内无法动弹。
　　恐怖分子拒绝了警方的劝降，警方因顾及人质安全而行动受到限制，双方陷入僵持。最后警方临时决定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组织突击队员进行强攻。一名恐怖分子听到装甲车开动的声音，便向载有5名人质的直升机内投入一枚手榴弹，直升机顿时燃起熊熊烈火。紧接着，另外两名恐怖分子也向第二架直升机内的4名人质扫射。直到凌晨1时30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才被打死。经过清点，贾马尔等3名恐怖分子还活着，其余5人均已毙命。此外，两名德国警察殉职，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死亡，武力营救行动彻底失败。
　　这届奥运会前苏联以50块金牌位居第一，美国以33块名列第二，而以色列则运回去11具尸体。
　　
　　事件中的轻武器分析
　　
　　事后针对失败原因的各种检讨分析中，武器装备不够精良、火力不足始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比如MP-L/MP-K冲锋枪的精度、威力不够以及G3SG-1狙击步枪的有效性问题等等。其实，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冲锋枪
　　在慕尼黑事件中，德国警方使用的是由本国瓦尔特公司生产的MP-L和MP-K两种冲锋枪。两者均采用折叠式枪托，32发直弹匣供弹，配用9mm巴拉贝鲁姆手枪弹，其区别仅是枪管长度不同。
　　MP-L/MP-K采用自由枪机式前冲击发原理，全枪体积、质量均比较小，携行方便，而且全枪大量使用冲压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MP-L/MP-K本来是作为军用冲锋枪而设计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两种冲锋枪并没有赢得军队订单，但联邦德国警察和治安部队却大批量采购和装备。当时警方对于冲锋枪的概念仍和军方一样，对精度尤其是单发精度并不特别关心，MP-L/MP-K中标的重要原因是价格便宜。其实195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的HK公司已经在G3自动步枪的基础上，研制出精度超众的HK549mm冲锋枪，即后来鼎鼎大名的MP5，但由于该枪采用复杂的滚柱闭锁方式，加工精度要求高，价格昂贵，因此最初的商业销售并不成功，在德国，仅有边防警察的少数单位装备。在慕尼黑事件发生后，德国警察才开始全面装备MP5，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MP-L/MP-K的实际射速不高，连发状态下约为96发/分，因此枪口跳动对精度的影响不算很大，但火力强度因此受到影响。该枪能够单、连发发射，并且有不到位保险，防止枪械走火。快慢机有单发、连发、保险3个位置。当快慢机装在保险位置时，快慢机轴锁住阻铁，扳机被锁住不能扣动，从而形成保险。当武器因意外原因(如枪口向上跌落)出现枪机反跳至弹匣后方而又不足以越过阻铁被阻铁挂住时，枪机虽然也能复进并推弹入膛，但随之却被不到位保险挂住，这样就可避免走火。但是由于此时保险并未锁住枪机，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在不到位保险失效时。
　　此外，MP-L/MP-K的瞄准基线较短，分别只有357mm和270mm。而且两枪的瞄具设计比较简单，准星为柱状，并有护罩，通常情况下表尺中间的觇孔式照门对应75m射程，而表尺上方的缺口式照门则对应125m射程，当光线昏暗时，可以用缺口式照门和准星护罩顶端进行概略瞄准。柱状准星高低可以调整，但需要借助工具。就此可以看出，该枪的瞄具并不适合警用，因其难以精确射击单个有生目标，尤其是在布鲁克机场光线不足的环境下。
　　其实从整体上来看，MP-L/MP-K的设计水平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冲锋枪，特别是内部结构设计上有很多地方可圈可点。虽然它们的精度不及MP5，但即使是后者，在机场的那种情况下也很难准确射中挟持人质的恐怖分子。MP-L/MP-K的最大不幸是碰上了慕尼黑事件，由于最后结局令人无法接受，在事件中出镜率最高的MP-L/MP-K的名声也由此受到极大影响。也正是因为此次事件，后来的反恐行动中要求提高冲锋枪精确度的呼声高涨，MP5才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
　　
　　狙击步枪
　　
　　关于布鲁克机场战斗的细节，历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无一例外地对狙击手和他们的武器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当时警方安排的狙击手使用的是由HK公司生产的G3SG-1狙击步枪。该枪其实是G3自动步枪的一种变型枪，结构、原理与G3A3几乎完全相同，同样发射7，62mm NATO步枪弹。它是在当时批量生产的军用型G3自动步枪验收过程中，将那些平均弹着点完全符合规定要求、而散布又最小的枪支挑选出来，换上专门的发射机构、带有折叠两脚架的前护木和带贴腮板的枪托，再加装瞄准镜而成的。
　　
　　G3SG-1的特点是装有专门的发射机构，扳机力在5～15N之间。其发射机构使用非常简便，先将快慢机推至单发位置，然后推动扳机向前，扳机即呈待发状态。瞄准目标、打出一发枪弹后，扳机可重新装定于待发状态，可迅速进行再次发射。该枪也可以装定普通发射机构，此时扳机力为26N左右。
　　G3SG-1狙击步枪配有专用的赫斯尔德特瞄准镜，放大倍率为1，5～6倍，在100～600m射程内可进行风偏和距离修正，且瞄准镜有测距功能。快装式瞄准镜座是制式的，装在上机匣顶端。该枪不需卸下瞄准镜，就可以使用普通的机械瞄具。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G3SG-1只能算是特等射手步枪，精度比普通步枪好，优点是价格比较便宜。但作为专门的警用狙击步枪来说，其首发命中精度并不是特别高，尤其是该枪还可换装具有连发功能的发射机构，万一装定错误，在解救人质的战斗中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而且连发功能会对单发射击精度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各国后来列装的警用狙击武器，大多采用半自动或非自动设计，而非采用从自动步枪中挑选高精度武器加以改造的方式。这也是后来德国又研制了PSG-1狙击步枪的原因。
　　
　　血的教训带来改变
　　
　　从上面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慕尼黑事件以悲剧终结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人”而非“枪”，换句话说，是有关方面事先准备不足以及德国警方糟糕的组织决策和临场应变能力，才导致了11名以色列人质的死亡。
　　在事件发生前，“黑九月”组织可能将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动袭击的消息已经通过种种渠道传到了以色列和联邦德国情报部门耳中。但以色列认为，恐怖袭击还会采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惯用的劫持民航客机的手段，或是在机场直接袭击乘客，而没有想到袭击会针对以色列体育代表团。以色列反恐专家扎米尔只是提前一个月派了两名特工去德国进行联络，他们在对德国有关方面做出的严肃保证感到满意后就回来复命，并未仔细检查当地的保卫计划和具体措施。
　　在德国方面，各部门对相关事件事先完全没有预案，以致袭击发生后措手不及。无论是各级指挥官，还是一线行动人员，都没有经过营救人质的相关训练，更没有这方面的协调经验。警方先是寄希望于和恐怖分子妥协，在多次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才下定动武的决心，却又错过了行动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在布鲁克机场的伏击行动中组织过于草率，以致造成局面的混乱和失控。
　　计划本身的疏漏是导致机场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恐怖分子人数不明的情况下，安排在楼顶的狙击手人数明显不足，5名狙击手需要同时射杀人数将近两倍的恐怖分子，即使换成今天的GSG9特种部队，也难以保证成功，尤其是对付持有手榴弹的恐怖分子，必须要求一枪致命，否则即使有两秒钟间隔也会给其留下触发引信的时间。德国警方安排的狙击手都是此前招募的射击运动员，他们只有使用运动步枪的经验，没有经过长期的狙击专业训练，更没有射击过活体目标，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求狙击手对多个移动目标进行速射，而且还要准确命中目标，实在是勉为其难；再则在机场昏暗的光线条件下，只装备了普通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手难以识别目标，而机械瞄具在那种距离上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由于狙击手没有对讲机，得不到具体指示，在犹豫中错过了最后的射击机会。当指挥官决定开枪时，机场多个探照灯同时打开，突如其来的光亮又影响了狙击手的瞄准，而在双方交火后，难以迅速寻找到隐藏在黑暗中的恐怖分子。与此同时，楼顶的狙击手却又因为没有隐蔽好，而被恐怖分子用AK47步枪打伤。
　　出动装甲车的决策更是有些仓促。后来清理现场时发现，倘若装甲车的攻击推迟几分钟，至少第二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有可能幸免于难，因为捆绑的绳结上留有牙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挣脱绳索。恐怖分子听到装甲车的轰鸣后，铤而走险，杀害了全部人质，导致营救工作功败垂成。
　　这次事件给以色列和联邦德国的有关部门带来了重大变化。以色列政府从空降兵等部队选拔人员，成立了“哈贝雷”特种部队。“哈贝雷”在后来的反恐斗争中大显身手，如1976年7月3日，“哈贝雷”长途奔袭4000公里，救出被扣留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105名以色列人质，击毙7名恐怖分子，创造了反恐战史上的一大奇迹。
　　德国政府鉴于慕尼黑事件难以容忍的耻辱，决定以波恩以东的奥古斯特为基地，组建一支永远处于临战状态的反恐特种部队，即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简称GSG9，而MP5冲锋枪也如愿成为这支新型部队的标准武器。GSG9通过参加多种反恐行动而名声大振，如1977年10月13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被4名恐怖分子劫持，装备MP5和闪光弹的30名GSG9队员展开突袭，仅经过5分钟战斗，机上4名恐怖分子3死1伤，87名人质安然无恙。GSG9以先进装备和高超行动技巧一洗5年前的耻辱，也自此成为世界各国反恐部队的样板和标准。
　　
　　
　　五环旗下的反恐警戒
　　
　　慕尼黑事件的血腥一幕对于现代奥运会的意义之一，就是唤醒了主办者的安全保卫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反恐也是奥运会各项准备工作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在随后的历届奥运会和其他重大赛事中，组织者都提高了安保组织力度。但让人遗憾的是，奥运会并未从此变得一帆风顺――1996年7月27日，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奥林匹克公园发生炸弹爆炸，2人死亡，110多人受伤；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基地”组织曾计划袭击卢卡斯高地核反应堆，利用核污染破坏奥运……恐怖主义的幽灵仍在竞技场上空游荡。
　　我们当牢记慕尼黑事件的教训，将防恐、反恐作为奥运会准备工作的重点之一，当五环旗徐徐落下时，它承载的应是人们的欢笑与美好回忆，而不是1972年那样的悲伤和泪水。
　　
　　编辑　郑双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