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十年边界谈判】中国边界谈判

　　2008年最后一天,中越双方宣布,如期完成了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这标志着中国长达21000公里的陆地边界,已有近20000公里得到确定。之前,中国与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勘界工作已基本完成。从1954年中缅边界谈判算起,在历时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陆地轮廓终于清晰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边界现状
　　
　　1949年,中国新生政权在环顾周边时,突然发现这个古老国家的边界,居然包括了三种相互交织的“边界线”:既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也有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还有当时中国的实际控制线。可以这样说,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段边界是已经确定的。
　　与历朝历代不同,这个新生政权并没有“布国威于四海”,而是把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第一位,尽管当时许多国家对它半信半疑,甚至怀有敌意。
　　于是,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
　　即使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应用“现实主义”的逻辑成为“大国”后,周恩来还是对金日成说:“我们的国界很难划分,我们对你们实行门户开放。”当一些朝鲜人在鸭绿江中拉沙子时,周总理也只是表示:“别说是沙子,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然而,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中国领导人觉得无法回避边界问题了。如1954年,印度公开以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中国被西方歪曲的形象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获得了极大改善。
　　边界问题从此进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中国在边界划分问题上并没有锱铢必较,以此换来了中缅边境良好的战略环境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这个“大朋友”的疑虑的初步消解。
　　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也相继顺利签订,92公里的中阿边界谈判过程甚至不到10个小时。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这一轮划界高潮之后,就只剩中苏、中印、中不(丹)和中越边界留待划定了。然而,这一留就是40年。
　　
　　边界冲突三十年
　　
　　1960年以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亚非拉团结的共同愿望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边境的稳定,而此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迅速上升的国家利益,让边界局势紧张起来。
　　从1959年8月中印边境“朗久事件”到1989年中越“赤瓜礁”冲突,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之间,军事冲突穿插着边界谈判,在打打谈谈中持续了30年。
　　中印边界1700公里,核心问题就是“麦克马洪线”。事实上,这条线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并没有阻碍中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印两国甚至还联手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源于1950年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机军事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此后,印度的“前进政策”引发了“朗久”和“空喀山”等一系列边境事件,战争也终于未能幸免。
　　中印关系的恶化在中国边界问题上至少牵连出了另外两个结果:一是中巴(基斯坦)边界问题顺利解决;二是中不(丹)边界划定无限期拖延。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当原则性的纷争蔓延到国家关系层面时,边界首当其冲为表达不满提供了新的渠道。
　　1960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的边界谈判。周恩来为中方确定的谈判口径是: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然而,1964年启动的第一轮边界谈判,6个月的成果只是在专家层面上双方承认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这点微薄成果没能促进缓和,最终导致了1969年两个大国在珍宝岛兵戎相向。
　　“珍宝岛事件”6个月之后,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见”,才使两个大国之间几乎“一触即发”的气氛缓和下来,中苏边界谈判也因此得以重开。不过此后的9年谈判,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沟通的渠道,边界对峙却日趋严峻。
　　
　　不能老这么吵下去
　　
　　边界问题并非只是简单的领土得失,往往要结合宏观的国家间关系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看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界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它最终表现为一个政治问题。边界问题的激化往往能凸现国家关系的恶化,相应的,其解决不但要依靠国家关系的改善,更需要各方的妥协。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国内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外交也同时面临新的契机。邓小平1982年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提到周边安全对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重要性,他说:“一打仗,(改革开放)这个计划就要吹了。”尽快解决边界问题成为中国发展一个客观的需要。
　　1981年12月,中印两国重新恢复边界谈判。不过,中印边界问题真正出现曙光还是在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之后。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中印双方领导人决定“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最终解决边界争端。
　　瓦杰帕伊1979年以外长身份访华时就曾提议任命“特别代表”解决边界问题。他这一提议在24年之后终于成为现实。更为巧合的是,印度第一位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米什拉在中印关系最冰冷的1970年恰恰是驻华临时代办。那一年,毛泽东主席对他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这样吵下去嘛!”
　　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冻始于稍后的1986年。邓小平重申了周恩来总理20年前确定的谈判方针:“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现有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中苏边界谈判,在中断10年之后于1987年再次恢复。仅仅两年半时间,中苏就达成东段边界走向的协议。相比从前,这个速度可谓惊人。苏联最终没能同中国就西段边界达成最后协议。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继承前苏联西北边界遗产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依然延续了同中国友好协商的势头。在中国与这四国军事互信机制蔚然成型、经贸合作不断增强的情形下,边界协议也水到渠成。到1999年8月,除中塔两国在帕米尔地区尚有小部分存在争议外,中国西北边界也全部划定。
　　2004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解决了中俄边界上最后的悬疑―――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自此,中俄边界全部划定。
　　相比较而言,中越边界谈判直到1993年8月才得以重开。中越双方经过16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在所有双方有争议的227平方公里土地中,113平方公里划归越南,114平方公里划归中国。
　　曾有人把中越1350公里陆地边界比作是一道“巨大的等待缝合的伤口”。其实中印、中苏(俄)边界又何尝不是呢?如今,这几道巨大的伤口快要被缝合了。
　　
　　陆地边界“收官”,海洋边界“序盘”
　　
　　在陆地边界大体确定的同时,海洋边界问题也被纳入中国视野。中国海洋边界同1949年时陆地边界的情况类似,隔海相望的8个国家几乎都与中国在海洋边界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南海一些岛屿及专属经济区上向中国提出主权要求,而中日关于钓鱼岛归属、中日朝韩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也存在争议。在中国自己测定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与邻国存在争议的面积大约有150万平方公里。
　　更重要的是,与绝大部分的陆地边界问题都是双边问题不同,中国面临的海洋边界问题增加了一层多边外交的背景,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解决的复杂性。
　　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越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中越两国在北部湾海域的专属经济区的分界线。这条“S”形分界线成为中国第一条海上边界,从而拉开了中国与邻国海上边界谈判的序幕。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协定只对海域加以划分,并没有涉及相关岛屿的主权归属。传统上,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边界纷争中,岛屿的主权归属往往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纠结在一起,使海洋划界问题更加复杂。而这份协议将岛屿置于海界划分的“零效力”地位。
　　相比于南海,中日关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的谈判则异常艰难。在当前情势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尤其是要达成一个双方民众都能接受的协议,双方政府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50年来,中国经历了两次陆地边界的划界高潮,也经受了整整30年的边界军事冲突的洗礼。事实证明,灵活务实、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才真正能够解决边界的纷争,基于现实的、双赢的边界协定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摘自《新晨报》)
　　(文/郭力 中国移动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