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方方【评方方《武昌城》】

　　摘要：方方的新作《武昌城》虽是对正史的描述，却与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不同，已不再是“政治编年史”类的小说，也不同于过多感性描写的《红高粱》中对抗战的描写，是对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做了相对平衡的统一。本文通过对小说主要人物罗以南和马维甫的分析以及与五六十时年代战争题材小说、莫言的《红高粱》抗战描写相比较，来凸显《武昌城》所具有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平衡。
　　关键词：《武昌城》 战争小说 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
　　一、罗以南和马维甫
　　罗以南以一个身在军队心却依然“外在”的旁观者角度见证了武昌战役。他受祖母影响，自小信佛，醉心于研读苏曼殊，对革命几无兴趣，也是一个思考多过行动的人。他本想离开学校、离开武昌城、离开这纷扰的尘世时去寺庙中躲避时事，安了余生，但他绝不可能就此摆脱这繁杂的一切，在去寺庙的路途上遇到了他的同学梁克斯，这个对革命充满热情、对北伐军充满信心的年轻人，为了参加北伐战争南下到广州一路追随北伐军至此。迷惘中的罗以南遇到了革命意志坚定的梁克斯，在梁克斯的“教育”下，加上被砍头同学陈定一对自己的救命之恩一事未了，使得罗以南跟随着梁克斯一起参与到北伐战争的队伍中，见证了坚韧残酷的武昌攻城战。
　　罗以南是一个充满着担忧意识的角色，他甚至不能像梁克斯那样舒心随意的笑一笑。作品中有多处以罗以南的角度来预示梁克斯的最终命运，如梁克斯要去野战医院找郭湘梅，临行前跟罗以南笑脸相别，梁克斯那灿烂的笑脸却让罗以南心神恍惚，他蓦然间觉得那脸像极了挂在司门口高空的陈定一。对于革命问题，罗以南的态度是：我不介意革命不革命，我只是随缘。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信仰是比人格更高的一种精神支撑，参战的人似乎是不应该说自己没有革命信仰的，但罗以南听从的是自己的内心，他的确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的坚定的革命信仰，但他还是有独立人格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他必须救自己的同学梁克斯，这与自己是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他内心是超脱于当时所谓的革命信仰和革命精神的。他沉静淡泊，对于人生充满迷茫，对于革命没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他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心态，无助又无奈。整个上篇作者都是以罗以南作为叙述视角，是一个既可以参与到战争中又可以游离于战争之外的特殊人物，性格更加中性，更能表现出作者的叙述态度，不偏不倚。
　　守城篇中北洋军军官马维甫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对象。同样，马维甫也担当了预言守城失败的角色。多处写到他心中感到此战必败，败在大势上，大势已去，非人力可挽。也有多处写到他无由的相信自己必会死在宾阳门。马维甫也是一个内心煎熬、充满矛盾的人。青年学生多次策反他打开宾阳门，让革命军进来，他自己也看到武昌城内民不聊生，已然是一座人间地狱，但他毕竟是北洋军官，开城门这种行为是对军人职业的绝对背叛，他内心是矛盾不言而喻。他拯救了武昌百姓却毁灭了自己。从宾阳门城楼跳下的那一刻他以死亡彻底让自己解脱。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马维甫是一个悲剧人物。马维甫，这个北洋军官，充满责任感、同情心、人情味，在人品上无可挑剔，若不是自己的北洋军人身份，他也不会因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他无力改变自己的人生悲剧。作者让我们看到所谓“敌我双方”都在经历内心的煎熬，都是一样的人，没有谁生来注定就是反面人物。
　　二、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把方方的《武昌城》与五六十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相比较，首先让人感到不同的就是创作动机问题。方方创作《武昌城》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武昌原来是有城的、了解到这座城市竟曾有着如此复杂丰富的历史、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心生澎湃，尤其是当作者看到那份关于武昌战役部分人员死亡的名单时，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从此处看出方方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了响应政治意识形态的号召，描写战争和政权的正义性、合法性，它是完全出于自己内心的召唤，想把这场战役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为自己也好，为这座城市也罢。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是“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为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而创作的一种革命战争题材小说”①，是在战争年代奠定，在解放后十七年得到充分发展的一种战争文学，《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是这一类文学的代表。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使创作者只能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来观察和叙述历史，以新生政权代言人的身份想象和演说革命战争。作品以正义战争必然胜利为叙述主导，以此原则来组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加之作家创作题材注意力的转移，所以长时间以来战争题材小说一直处于徘徊不进状态，如同“政治编年史”一样，突破和创新少见。但正如从维熙先生所说，莫言的《红高粱》把“作者望而生难、读者望而生厌的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重新赋予其盎然生机。”莫言褪去了英雄们身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外衣，使他们重新焕发出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机。就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来说，叙事过程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自始至终都直接参到作品其中，表现出参与历史进程的积极的态度和愿望。作者将自己炽热的感情注入历史，让看惯了对历史作静态的、死物一样叙述的读者眼前一亮。在汪洋恣肆的颠覆正统历史的叙述狂欢中，看似作者是在追寻那所谓的“真实历史”，其实更多的还是作者自身叛逆、情绪的表达，对理性秩序的反抗。当主体情感的过多过密渗入就会使历史的偶然性凸现出来，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抗日的力量被一系列偶然性的人和事摆布着，偶然性充当了小说主要的情节和推动力，把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战演化成了各自权利集团间的明争暗斗。如在书中，江队长为了争取余占鳌的抗日势力而劝说他接受党的领导，江队长说：“我希望余司令能能够加入我们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爷爷笑一声，说：“让我受你们的领导？”江队长说：“您可以参加我们胶高大队的领导工作。”“让我当什么官？”“副大队长！”“我受你的领导？”“我们都是受共产党滨海特委的领导，都受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毛泽东？老子不认识他！老子谁的领导也不受！”在这里，经典抗战题材小说的叙述模式被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被搁置，作者情感支配下的偶然性因素在起主要作用。
　　童庆炳教授认为，“在真正的作家那里，总是存在一个‘悖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背反。在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应是亦此亦彼。”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即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②《武昌城》应该说是达到了这种对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亦此亦彼”的状态。对北伐战争中武昌战役这一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背景的描写基本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描写上也表现出了历史的大趋势，凸显出了历史的本质特征。但小说毕竟不是对历史的原原本本的复述，它要体现作家对历史事件具体场景的构建能力、具体人物细节的想象能力，在这建构想象中时体现着作家的“人文关怀”精神的。但由于篇幅所限，人物较多，不免会出现人物形象单薄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每个人物都是独特的，作者在内心对他们是平等看待的。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平衡处理中，方方的《武昌城》做了有效的尝试。
　　注解：
　　① 田文兵《正义战争经典叙事模式的建构——兼论“十七年”战争小说与意识形态关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7页。
　　② 陆贵山《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14页。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