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主义 [联邦主义：大国繁荣的政治抉择]

　　在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大国权力安排的制度设计大致上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选择，一种是单一制，另一种则是联邦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选择对大国甚至全球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拓展与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国家的利益常常超出了传统的主权意义而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国如何在人类进步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仅繁荣本国而且惠泽全球，政治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关键的选项。
　　单一制的政治逻辑
　　规模问题是大国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共同情境。无论是联邦主义大国还是单一制大国，其政治设计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规避和解决规模障碍。规模障碍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在单一制大国看来，社会的巨型结构才是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它们被看作是阻碍大国繁荣的“罪魁祸首”。基于此，大国所构想的制度必须能够消弭多元因素导致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因此，崇尚权威的大国试图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单一制度，以应对来自社会的挑战。在这套制度中，只有一个权威，地方依附于中央，个人服从于国家，抑制社会多样化的发展，通过制造中心权威，维持全国表面上的政治与社会和谐。
　　单一制的制度结构建立在以下六个基本定理之上：一、整体利益是政治设计的基本单位；二、政府或少数精英人物是所有人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三、精英人物既适合当法官又可以同时是当事人；四、政治领袖是人类善的践行者，具有天生的救世主气质，即使有权力欲，也可以通过良心来自我遏制；五、社会冲突是政治统治的大敌，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是看它能否有效地通过强力控制冲突的发生，进而保持一个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六、权威必须集中配置。根据上述六大定理，大国安排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希望通过这种单一中心权威制造大国繁荣。
　　一、“大拇指”政治
　　林德布洛姆曾经指出，大国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存在着一个发育良好的“大拇指”，通过这只有力的“大拇指”自上而下地引导社会发展，可以对社会施加高度集中的压力。[1]“大拇指”政治的目的是希望政治和社会更像一个整体，而不是存在着若干个与中心权威相抗衡的分散的权威。在政治精英们看来，如果大国能够实现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目标，规模问题就不会成为影响大国发展的障碍。但是，“大拇指”良好发育的结果是其他“手指”的弱小甚至不发育。尽管表面上看来，政治和社会的整体性特征明显，然而，其他“手指”的政治功能由于“大拇指”的过度发育而基本上被扼杀或替代了，当大国面临危机时，实际上它只能依靠那只粗壮的“大拇指”。
　　大国的规模现状使得“大拇指”尽管粗壮却难以有效地引导社会发展，甚至统治者和民众所期望的政治秩序也难以实现。从处理信息这个角度观之，不难发现“大拇指”政治的局限性。大国政治信息的处理主要依靠两个系统来完成：一是作为政治系统组成部分的地方政治子系统，二是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系统。在“大拇指”发育粗壮的情况下，作为其他“手指”的地方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不具备处理信息的基本能力，因为这些“手指”缺少敏感性，对信息反应迟钝，它们向政治中心输入的信息既迟缓又不准确。这给大国处理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大国的许多危机事件通常是这类原因引起的。因此，在社会复杂化、分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大国需要大大增加政治感受器的敏感性。[2]从决策的角度而言，信息失真在单一制大国里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单一中心的决策模式制度性地、同时也是人为地制造问题，那些在多中心制度决策模式中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单一中心决策模式下就是一个问题，而且通常会演变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二、权力—责任政府
　　民主—联邦主义政府是围绕公民权利来构建的，政府的责任是建立在对公民负责的基础之上的，而专制—单一制政府主要是围绕权力来配置它的政治要素和制度。这种制度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保证政治精英永久性地垄断政治权力；它的责任机制依靠严密的等级制来维护和推动，通过下级对上级的政治忠诚来实现；下级精英的政治责任就是绝对地服从于上级精英；地方精英的政治责任就是绝对地服从于中央精英。单一中心的制度只建立起一套封闭的、系统内的单向责任机制，它不受制度外特别是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整个官僚等级机构不必向权利主体负责，而只需对上一级的权力主体负责。民主政府不仅是一种对公民负责任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对公民选择能够做出持久回应的政府，在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看来，这是民主的一个关键性特征。[3]
　　责任政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是民主的全部，真正的民主政府不仅是一个责任政府，而且是一个回应性政府，当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试图影响政治的时候，公民能够被平等地对待，并且政府必须对公民的行动做出反应。相反，专制政府也许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但却不是一个回应性政府。由于专制政府的责任机制是封闭的、单向的，从根本上讲，它只对其授权的上级存在义务，而公民的参与则形不成使政府做出回应的压力。多数情况下，专制政府取消公民的组织化的参与活动，将公民公开要求政府做出回应的压力降至最低点，以自下而上的责任机制替代由政府到公民的回应机制，神话般地制造出一幅幅“对人民负责”的虚幻图景。
　　由于政府取消公民自由结社权，社会无法形成制约政府的力量，因此，也就被剥夺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大国的政治逐步演变为少数精英的独唱。麦迪逊断言，权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都将导致暴政。[4]大国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于这种寡头政治造成的：由于缺少责任，决策者可以凭个人意志行事，决策失误同时又没有纠错机制来弥补失误，因此，危机不期而至；由于政府压制多元社会的利益表达，原子化的公民缺少赖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组织的保护，因此，少数人的利益或一方的利益经常侵害另一方的利益，当社会冲突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局部危机和问题就会发展为整体性危机和问题。
　　三、多头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