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镜记者报道案例分析_韩国保护记者的情况与案例分析

　　在韩国没有专门保护记者的法律，记者需要的法律保护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记者因为经常遇到麻烦而需要特殊保护措施，这很可能说明不是简单的记者行业的问题，而另有政治文化等更加复杂的原因。
　　记者在韩国社会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在韩国说自己是记者是很体面的事情。比如，在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总统部工作的高级别(“首席级”)官员当中，5名是记者出身。不少韩国记者从政，比如就任国会议员等。前任韩国驻华大使郑钟旭在他赴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之前就是《韩国日报》记者。
　　与之相对照，如果我在中国说自己是记者却会遇到尴尬。记得有一次，一个中国人拿着我的名片，翻来覆去地检查，然后来了一句：“现在的记者骗子太多了！”后来一位中国朋友解释说，记者身份在中国很微妙。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也不同。Fred Siebert 在1956年说：“每个国家的媒体运作性质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现实。” 我认为韩国是记者社会地位“过于”高的国家，而在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应该再提高一些。
　　有些中国人知道我毕业于美国一所常春藤联盟大学之后，会奇怪地问我：“你哈佛毕业，还当记者干嘛？” 这也让我郁闷。在韩国，哈佛毕业的人当记者的也不少。
　　我这次被邀请分享当韩国记者遇到麻烦时，可以从哪些方面获得帮助和支持的经验。我知道中国媒体人为什么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因为在中国，记者采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麻烦，甚至有采访时被伤害的事例。
　　虽然在韩国这种事情不常发生，记者工作面临的情况也不会跟中国完全“对口”，但笔者还是想介绍一下有关韩国的情况，希望对中国同行和媒体研究者有参考价值。在以下内容里， 笔者将尽量把国情不一样的地方进行分析，目的是帮助中国新闻研究者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韩国没有“记者证”
　　首先，在韩国没有“记者证”。这可能很难理解。在中国，记者被鼓励随身带记者证，这不仅可作身份证明，也是保护记者的预防措施。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跟外国的情况直接比较会有困难。
　　不过，在韩国也有过“记者证”时代，那是20世纪70年代。如果一名记者不按照官方的指导报道，官方就拒绝发给他记者证。结果，有人开始卖记者证，假记者证也出现。有人还用记者证去找一些公司，威胁他们违反了有关企业安全法律而向他们敲诈钱财。
　　目前，在韩国正规媒体机构工作的记者一般都没有记者证。不过，如果小学学生团参观报社，报社为了纪念该活动，发给学生“名誉记者证”，但这只是纪念品。
　　还有，有时可以看到个别地方非主流媒体机构以发记者证的名义向想当记者的人索要很高的“手续费”的报道，这肯定是个骗局。
　　韩国虽然没有记者证，但是有“Press Pass 或Press Card (媒体入场证)”。 这是当一个记者负责报道一些官方单位时，比如外交部或法庭，为了方便记者“进门”到政府办公楼参加新闻发布会发的通行证。
　　此外，还有往往有时间限制的，在某活动期间有效的入场证。比如韩国丽水召开世博会，媒体机构登记后可以拿到 “Press Pass”，这样在世博会期间可以准入。但这都不是记者证，不过一般人看了，往往误认为这是“记者证”。
　　韩国记者协会
　　在韩国，维护记者权利的代表性机构是“韩国记者协会”。它成立于1964年，目的是为了团结对抗当时军事政权试图压迫言论自由的行为。“韩国记者协会”的四个纲领是维护言论自由，提高记者素养，保护记者权利，加强国际交流。
　　在韩国，这不是唯一的记者机构，还有“韩国新闻协会”“韩国新闻编辑人协会”等权威机构。但是韩国记者协会规模最大，目前拥有8000名左右记者会员。
　　在韩国每个媒体机构都有劳动组织，除了致力于提高记者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之外，他们还通过该组织来阻止报社为了企业利益损害报道公正性的行为，保持编辑独立性。
　　韩国记者协会发行月刊《记者协会报》，1968年因对抗军阀政府被停刊，后来复刊。韩国记者协会每年颁发“韩国记者奖”，这是韩国记者最高荣誉之一。它还发《记者手册》，帮助记者的工作。韩国记者协会是“国际记者联盟”(IFJ)的会员组织。
　　除了韩国记者协会以外，韩国还有其他记者组织，比如“韩国市民记者协会”“韩国科学记者协会”“韩国互联网记者协会”“韩国电影记者协会”，等等。所有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都不是政府组织，也不在政府辖下，以保持独立性。而且，这些记者和记者组织的团结，以及社会的支持，是韩国社会维护记者权利的最重要的力量。
　　关于韩国记者的案例两则
　　【案例一】
　　2001年，韩国一所麻风病医院董事长起诉两名记者，称他们诽谤其名誉，因为二人披露了他涉嫌挪用公款。但是法庭认为该报道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知情权，是正当行为。媒体报道该事件后，司法机构随后的介入也发现报道属实。
　　在韩国有有关媒体的法律，其中包括所谓“言论仲裁法”。如果有人认为由于媒体的不公正报道受到名誉、财产方面的损失和伤害，并且双方不能通过“改正报道”等方式妥善解决矛盾的话，当事者可以把案例提交给韩国法庭机构的“言论仲裁委员会”。法律程序跟民事诉讼类似，由法庭调查案件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决定赔偿额，等等。
　　当事者须在有关“问题报道”后6个月之内向法庭提出仲裁申请。由于媒体报道引起的损害往往时间紧迫，法庭通常对媒体报道引起的裁判行动比一般裁判快。一般来说，法庭的判断依据是报道是否符合事实和人民的知情权。这意味着媒体工作者也不能滥用“报道的特权”。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案例中看一下这个问题。
　　【案例二】
　　2012年2月，《法律时报》报道，一名电视台记者和一名地方议会议员被监察厅起诉。这两个人欺骗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说能够帮助他得到在不允许建筑公寓地区开发公寓的许可证。
　　2012年3月，韩国地方媒体《庆州FOCUS》报道，一个姓李的57岁的记者被警察逮捕。这名记者收到当地国会议员竞选者的钱而把钱分给其他记者，目的是让媒体对该候选人做正面报道。
　　2012年6月，《韩国日报》报道了一名记者被警察逮捕的故事。这名记者44岁，住在韩国东南部大邱市，他采访了不同的公司，指责公司内部有违背有关法律的情况，威胁公司要报道此事，并索要“广告费”。
　　2012年6月，《亚洲经济》报道，一名财经记者因为写了某公司盈利的虚假报道而得到暴利，因而被监察厅起诉。
　　从以上简短的四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当记者不遵守法律时，他们也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而且，媒体也会报道自身不正规的行为。这一点也不奇怪——记者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
　　结语
　　在韩国，维护记者权利的问题主要涉及政治和媒体的博弈关系。韩国有有关媒体的法律，但还不很完善，也正在演变之中。比如关于记者报道权利和国家安全的范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记者有没有义务向国家机关透露他们的新闻线索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跟其他的国家一样，韩国记者群体也有职业道德的问题。
　　不过，总体上看，记者在韩国社会地位还是受到尊重和认可的。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中，记者还是他们的优选职业，而且竞争也蛮强，一般1000个人申请，只有10个人能够得到记者的工作。
　　在韩国，记者采访时一般不会遇到麻烦或人身安全的困境。在韩国也没有专门保护记者的法律，记者需要的法律保护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记者因为经常遇到麻烦而需要特殊保护措施，这很可能说明不是简单的记者行业的问题，而另有政治文化等更加复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