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宗教救赎与印刷术的诞生_印刷术是谁发明的

　　乍一看标题，似乎这是几件不大搭界的事情。把看似不搭界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是福尔摩斯的过人之处，也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智慧。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就像从地下起出的一堆破碎的陶片，历史学家的技艺，就是拼接、缀合这些碎片，努力复原陶罐当年的样貌。也许我们足够幸运，最终能够拼出一个完整的器物；也许留下来的碎片实在太少，而这个器物对我们好奇心的诱惑又实在难以抗拒，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拼接者在各个孤立的碎片之间努力建立起合理或不合理的关联。在碎片的边缘无法衔接的空白之处，就是各种联想、猜想和假说自由飞翔的空间。
　　印刷术的起源就是这样一堆高度挑战历史学家技艺和想象力的碎片。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面对这些碎片，不断提出各种假说。这些碎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史料中关于早期印刷术的各种片段记载，一类是零星出土的早期印刷实物。对这些史料的不同解读，以及关于现存实物真伪和断代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万花筒般关于印刷术产生年代的众多学说。唐代已经出现了印刷品实物，因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印刷术发明五代说、宋代说不攻自破。而唐贞观十年说（张秀民先生力主）、隋朝说、南北朝说，甚至汉代说，则各有所据，聚讼纷纭。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出土了新的印刷品实物，旧的纷争尘埃尚未落定，战场上又腾起新的硝烟——域外有人开始挑战中国作为印刷术发明国度的荣誉。在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韩国学者如获重宝，咄咄逼人，中国学者逐条批驳，寸土不让。战场从学术界一直延伸到媒体、民间乃至和国家外交联系在一起。活字印刷术、汉字的联合国申遗之争，让人不禁想到时下一些聪明人致富的捷径——抢注商标和网址。直到孔老夫子、西施、李时珍也纷纷被人强拉着去加入外籍，这场纷争更显现出光怪陆离的诡异之象。想来大洋彼岸的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国家竞争新概念的时候，也没估计到会把东方的古圣先贤和旷世佳人一同惊动起来。
　　尽管枪来棒往，热闹非凡，但其实这场论争甚至闹剧并无多少新意。关键是近年来再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史料或实物发现，因而所剩下的也就是在既有的材料基础上无休止的自说自话和意气之争了。说到底，要还原陶罐的原貌，还是要靠发现更多的碎片，或者找到更高明的缀合技术。恰在此时，地球彼端一个英国人以一种别样的冷峻发言了。他的出现似乎有些突兀，因为他好像不属于这个圈子，他的专长既不是出版史，也不是科学技术史，他本是个宗教史学者。坐在欧洲汉学重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书斋里，他以一种前人从未有过的眼光端详着这堆已经被人审视过无数遍的碎片。他面前这道缀合题的难度与他人并无二致，但是他所尝试的解法却是大有不同。他从人们不曾属意的地方找来一些新陶片，语出惊人地说它们也属于这个陶罐。他在碎片之间建立的联系出人意表，大胆而跳跃。他的招数和别人全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出格，如果在武林或是棋界，只怕是要被目为怪拳或“妖刀”的。然而正是因为此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路数，要让那些饱受在原地打圈圈的无休止的争吵疲劳轰炸的读者精神为之一振。
　　说怪也不怪，他只不过是从他的老本行来看待印刷术起源的问题。宗教与印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人们早就注意到，印刷术发明初期，印刷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宗教出版品。东方的雕版印刷是从印刷佛经开始的，古滕堡发明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首先印制的是《圣经》。为什么总是宗教印刷品？需求量大，宗教狂热，似乎很好理解，但是没有人深究过，为什么单单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特定的地方，诞生了宗教印刷品。
　　巴雷特——原谅我关子卖得久了些——长期浸淫于中古宗教史的研究，这使他看待印刷术起源问题时独具只眼。他在探究宗教与印刷术起源之间的关系时，绝不是简单的、想当然的，而是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之中，这多少让印刷术的起源看起来有些“偶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或许值得怀疑，但绝对够吸引人，够给力。
　　公元二至五世纪，全球气候变脸。和我们现在担忧温室效应不同，当时的灾难是气温骤降。据史料记载，低温使得陆地环抱的渤海海域也冰冻起来。公元五三五至五三六年，北半球遭遇了近两千年来最剧烈、持续时间最长的寒冷天气。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在其名作《战记》（History of the Wars）中说，五三六年全年阴霾蔽日，瘟疫流行。中国史籍《北史·魏本纪第五》载：“是岁，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十七八。”此时正值中国南北朝战乱时期，恶劣的天气导致作物绝产，严重的饥荒和骚乱更加剧了局势的动荡。据气候学家分析，造成该年罕见恶劣天气的原因，可能是南太平洋上拉包尔（Rabaul）火山大爆发，巨量火山灰飘散全球，遮蔽阳光，引发“核冬天”效应。也有科学家认为是受到来自太空的宇宙碎片的影响。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灾难性的天气在世界范围内对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灾荒、饥馑、动乱、瘟疫，压抑、愤怒、焦虑、绝望，这一切都成为宗教情绪滋生的温床。末世论抬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渴望寻找心灵的慰藉。佛教自东汉以来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这段时间恰好与全球气候的灾变期暗合，“南朝四百八十寺”与天上飘浮的火山灰或太空尘埃或许不无关联。
　　南北朝时，除了两个不太友善的北朝皇帝之外，帝王和民间普遍崇信佛教。阿育王是古印度最伟大的君王，也成为后世东方帝王弘扬佛法的榜样。阿育王本是嗜血暴君，在帝业如日中天之际，放下屠刀，皈依佛门。阿育王弘佛的标志性举措，是广施八万四千块佛骨舍利，其中有的进入中国。这种行为成为崇信佛法的帝王们仿效的对象，史载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为复兴北周武帝时遭到压制的佛教，向各地散发了一百零七个佛陀舍利。传到中国的佛骨舍利毕竟是有限的，而佛经则是佛的法身舍利，因而散播佛经可以获得与散发佛骨舍利同样的功效。隋文帝曾供养佛经十三万卷，隋炀帝则供养了超过九十万卷的佛经。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在位期间，印造《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广施四众，一九二四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时这批佛经曾大量出土，这是典型的仿效阿育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