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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抑或自我的原乡] 大原乡

发布时间:2019-04-03 05:44:04 影响了:

  《大河尽头》面世,让人熟悉的大气磅礴、精雕细琢和略觉陌生的朴素叙事实践迎面扑来,整部小说中,作者熟练操弄“殖民”的复杂性与悖论性,而其间既有大历史视野下的殖民主义乱象,同时又有个体角度生发的解殖民叙事或复杂原乡,值得我们仔细揣摩。除此之外,值得赞叹的还有作者对圣山都帝坂脚下供往生者栖居灵魂的五大湖细描,“溯河空舟”奇景状摹,婆罗洲雨林拟声,以及对于澳洲爸魔术表演的精彩想象与再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永平选择一九六二年农历六月底至七月十五月圆之时作为其小说发生的时间段可谓别有深意。从年代来讲,这是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脱离殖民统治不久或将要脱离的历史关键时期,旧的历史刻痕记忆犹新,而新的国族主体尚未真正得以确立,因此“后殖民”的反思和清算魅影重重、吊诡处处。同时,选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鬼月,似乎又可深入挖掘鬼魅的殖民记忆伤痕,使之放浪形骸、穷形尽相,如此才有可能进行更精彩的呈现,更深层的反省与“除魅”。李永平提及小说中殖民主义的运作方式有:经济掠夺;宗教、文化愚弄;武力占有。
  殖民者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销声匿迹。而更可能的是,它借尸还魂,一方面深植于后继的本土执政者脑海中,另一方面却又结合现代化、全球化等时髦字眼卷土重来,更具欺骗性和杀伤力。(一)经济共谋。(二)政治共谋。其中相当经典的就是爸澳西,他经常和本土官员们一起前来,擅长通过魔术来安抚和用糖块等小礼物来讨好所有的孩子,并从中物色娇美的土著幼处女猎色。
  除此以外,《大河尽头》也涉及其他重大历史题材,如沙共、土著、左翼分子和白人外来者之间的复杂纠缠,有些是因为文化冲突,有些则是利益纠葛,有些是理念对抗。这些大历史议题当然并非殖民系列可以涵盖的。
  如果考察李永平此部长篇的主题,它更和个体的成长、反省、追溯与精神涤荡密切相关。而小说主人公永、克丝婷在探索大河尽头和攀登圣山的过程中其实又代表了两类个体的升华。
  作者把少年永发生故事的年纪定为十五岁,而且是在初中毕业后的暑假受父亲之托来到其情人处度假,其成长时间显得准确、充足而又微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历经多种身心冲击和自我教育,最终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脱胎换骨。情窦初开的异族美少女则是更大的魅惑,又是一种成长考验。
  这种魅惑大致可分成两个层面,一是来自精神的主动示好,如永对某擦肩而过的普南少女的自然爱慕;而另一种魅惑则是来自于世外桃源——浪·阿尔卡迪亚村的肯雅美少女马利亚·安娘的执著纠缠。她被皮德罗神父诱奸怀孕,同村的同龄孩子们不仅不和她玩耍,还诅咒她,于是她喜欢和来自古晋的永聊天,并告诉他谁让自己怀孕的秘密。
  毫无疑问,十五岁少年永自然有其日渐觉醒的性欲,他在溯流而上之前后及过程中的确有不少机会被刺激起逐渐腾涨的本能欲望。而克丝婷则是其欲望的核心,在爱、母爱、性爱杂织的多重张力作用下,倍觉煎熬。但几经磨难和挫折,包括新唐事件、二本松别馆永的发狂等等,最终相对物质化的欲望投射逐步升华为文化母体的脐带相连。
  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姑妈克丝婷是有其身份认同危机的。她既有殖民主义时期作为***的惨痛体验,同时作为八百亩橡胶园的女庄主又有后殖民意味上的身份危机:母国荷兰无法回归,但在本土印尼坤甸却又找不到自己确切的身份定位。大河之旅其实既是永的成长、成熟之旅,同时又是克丝婷疗伤、朝圣和自我救赎之旅。正是因为逐步明晰了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她和永相依为命,心神相通,一次次挫败了不同的诱惑、迷狂,包括来自不同层次魂魄的勾引、骑劫与魅惑。而他们对彼此坚持不离不弃后,终于修成正果,克丝婷获得再生,决定用她子宫残破的身体重新把永生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对达雅克族男子、婆罗洲革命志士纳尔逊·毕嗨的精彩处理,他是本土精英,能够与外在世界流利对话,但同时又捍卫本土利益。在面对殖民者,尤其是白人男性时,他多次惩治他们,比如在甘榜伊丹渡口营地对所有白人男队员的生殖器都留下了惨痛烙印,惩罚过于血腥和残忍(把怀孕母狗活生生踢死)的罗伯特,让他发狂挥刀乱砍自己的白人旅伴。通过这样的方式,李永平其实也描述了后殖民时期本土觉醒人士主动惩恶扬善的实践,某种意义上,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逆写(write back),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告诫式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大河尽头》中的台湾元素益发凸显,可以反问的是,昔日的南洋浪子以携带本土或纯粹中国性羁旅的形象深入人心,如今台湾元素的增强是否预示着新的趋势和倾向?
  整体而言,朱鸰是所有内叙事(内心活动)和外叙事(现实、历史、幻设的多种灵境)的见证者、推助者,恰恰是借助于她,李永平巧妙地黏合了婆罗洲、大历史、个体历史、土著、奇幻等诸多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风物与人事。
  毋庸讳言,小说中的台湾砝码益发沉重,面对对岸日新月异而回不去的大陆,台湾日益成为营造纯粹文字中国的借助。比如《大河尽头》大陆版本中对台湾闽南语的尽力保留,而此长篇的书写却又功能繁复:于己,是对自我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梳理、确认与安妥;于读者,他是以身居东台湾某新兴大学的教员身份介绍自己的故乡,换言之,这个故乡已经蒙上了台湾观察者的镜片。
  《大河尽头》作者结合殖民主义词根展开思考,他既呈现出大历史视野下的殖民主义乱象,又立足于个体,呈现出个体成长自我教育、自我清洗之后的重生,这其中自然也包含解殖民或去殖民。
  当然,如果仔细反思此部小说叙事的动力和韵味,掩卷沉思,表面千姿百态、天女散花,令人惊艳,而一旦谢幕仍然有种繁华落尽的寂寞感和不满足感,即使书写的技艺已经臻至完美。这毋宁说,这部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的小说,千言万语,鬼斧神工,极其精彩,但叙事过后,却总感觉真正值得回味的绕梁三日感也消失了,在我看来,这更反映出李永平的叙事焦虑,而并非呈现出早些年那样潇洒的浪荡与狂放的不羁。
  (《大河尽头》〔上下卷〕,李永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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