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12家新闻单位怎奈何一个“九品官”？】

　　甘肃省广河县孙家村党支部书记杨建忠私宅侵占校园一案，自1990年该村青年农民马忠英上告以来，终于在1994～1995年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在内的12家新闻单位、20名记者先后多次到兰州、广河、孙家村采访、调查。新闻界介入此案的离奇过程以及各位记者在此案的调查采访过程中被围攻、被胁迫的遭遇，比此案本身的是非更加令人玩味。
　　此案争论的焦点是村支书杨
　　建忠是否占了孙家小学校园
　　据甘肃省广河县祁家集乡孙家村村民们反映，孙家村有一孙家回族小学，也叫“孙家小学”。在1980年～1993年间，杨建忠逐渐吞食校园，修建自家宅院。村里的孩子只好到5里外的祁家集上学。由于途中要经过常出事故、交通繁忙的兰郎公路，家长都不放心。全村现有200多户人家，400名入学适龄儿童，330名孩子失学在家。村民们多次主动要求修复学校，杨建忠都不准。于是，村民上访到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接到村民的上访，着手调查此事。
　　然而，政府部门得到的是另一种说法：广河县信访室1993年8号文件和1994年9月由县纪委、文教局、信访室、土地局、乡政府的联合调查报告认为，“孙家村历史上从未办过小学和中学”，只办过“两年制的耕读班”。1994年底，由省教委、州教委、县教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汇报”，沿用了这种说法。按这种说法，杨建忠没有侵占校园，顶多是占了1978年就已经停办了的“耕读班”。关于此案的这种说法就这样一级一级由县里传到州里，州里传到省里，省里又传到中央。无论村民们如何逐级反映，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
　　甘肃电台半个月的批评
　　报道以表扬批评对象结束
　　当地村民在上告无门、孩子求学无校的情况下，求助于新闻媒介。
　　1994年8月、9月，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接到孙家村村民马忠英等15名群众的来信来访后，新闻部先后两次派出记者11人前往广河县和孙家村调查，并在9月8号～23号的新闻节目连续报道了半个月，明确披露了杨建忠私宅侵占校园一事，引起了甘肃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西北民院、兰州一中、兰州铁路一中等几十所大、中、小学以及党校和机关的很多申张正义者纷纷来人、来电或投书电台，一致要求尽快恢复学校。省纪委书记、省人大副主任和省教委主任也在电台上就此事发表公开讲话，一致要尽快恢复学校。兰州城关区宁卧庄小学1000多名学生表示愿与孙家村失学儿童“手拉手”，为此，省广播电台新闻部的记者捐资2600元支持这一希望工程活动，并准备安排孙家村失学儿童30多人到电台与宁卧庄小学的同学见面，同时邀请省委宣传部、省教委等有关部门及部分新闻单位参加。孙家村村民得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给电台做了锦旗；孩子们做了民族小刀三把，作为备赠纪念品。
　　然而，这个功德无量的希望工程活动却莫名其妙地夭折了。而且省电台关于孙家小学的报道也突然没了下文。直到半个月后，1994年10月初，人们再次从电台听到关于孙家村的消息时，听到的却是一篇关于孙家村支部书记杨建忠是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人的报道，听众不知所云。
　　《甘肃日报》也演出
　　了惊人相似的一幕
　　与此同时，《甘肃日报》也演出了惊人相似的一幕，使它的读者如坠云山雾海。1994年5月17日《甘肃日报》以“应尽快恢复孙家村小学”为题呼吁广河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尽快解决杨建忠侵占校园修建宅院的问题。此后不久，广河县有关部门去人去函报社，认为村民反映的问题失实。为此，1994年10月4日《甘肃日报》又继续发表两位记者的调查汇报：“杨建忠侵占校园修建宅院的真相”，再一次希望广河县的有关领导能够切实正视这个问题，并尽快依法加以妥善处理。可是后来人们没有从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却在1994年10月10号以后的《甘肃日报》上看到了有关广河县教育如何如何好的连续报道。
　　到底是谁和谁在捉迷藏？谁在愚弄谁？
　　“东方时空”记者被轰
　　出孙家村，录像带被扣
　　私宅是否侵占校园，这是个很具体、很好判断的事。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几乎所有村民都可以作见证人，几乎所有曾在这里读过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可以是见证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是非，村民上访多年，省报、省电台介入，为什么就了不清呢？
　　1994年11月27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组的记者孙杰等一行三人来到甘肃试图调查采访此案。可他们一进孙家村，采访刚刚开始，就被四五十人团团围住，有人还在大声嚷嚷“汉人到清真寺是要杀头的”！不管记者怎么掰开揉碎地解释，这些人都不听，一会儿情绪激昂欲打架闹事，一会儿又胡搅蛮缠故意刁难。群众情绪一起一伏，非常有节奏，明显有人从中挑逗，故意阻拦采访。记者深感此非久留之地，走为上策。然而又有人提出，人走可以，东西（录像带）得留下。大有“缴枪不杀”之势。万般无奈， 记者只好把录像带留下，从而结束了这次惊险而滑稽的“访谈”。
　　本来，是与非，大家都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为什么有人这么害怕被采访？
　　新闻部门虽然没有直接裁决的权力，但它有自己的职责。特别是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不久，仍处在宣传和舆论监督为主的阶段，新闻监督不能保持沉默。1995年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少年报》、《中国教育报》又分别发表“内参”反映广河县一学校被村干部长期占用的问题。1995年1月21日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杂志第187期配编者按再一次呼吁“救救失去校园的孩子们”。
　　中央三大报冲破重
　　围，再次披露真相
　　然而，各新闻单位对此案的如此关注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95年4月，《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光明日报》的周立文、《法制日报》的袁成本三位记者再次奔赴甘肃采访时，又遭遇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同样的胁迫。多亏他们在采访战术上高度重视，精心安排，最后冲破“重围”，了解到一些关于此案的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很幸运地在1995年4月24日这三家报纸上看到三位记者对此案的报道：孙家小学建于1968年。校舍是清真寺旁牟维忠家的宅院（牟家当年被划为地主，其家产被充公）。1970年，牟维忠平反，家产归还，学校迁移到孙家村的中心地带——打麦场。孙家村三个生产队各投资600元，村民轮流投工，盖了五间新校舍和其他附属建筑，并围了商约两米的土墙，面积约有1600余平方米。原来的打麦场也因此成了学生活动的操场。1978年，杨建忠当村委主任期间，在学校北私建宅院，把他在清真寺北的家全部搬了过来。1980年，杨建忠推倒学校围墙，在教室和校园内堆放自家的麦草和其他杂物，并在校园内种树。1990年，一场原因不明的大火烧毁了校舍。1994年，杨建忠重修宅院，推倒残存的教室和围墙，将这块公共场地全部据为己有，总占地面积约5亩，大大超出政府规定的农村新建私宅面积（规定为0．4亩），也与该村人均耕地8分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时记者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乡政府有没有权力将包括原校园在内的5亩多集体所有的场地批给杨建忠？县土地局有没有权利将如此大面积的私宅予以法制认可？
　　中央电台记者到兰
　　州又一次当了“皮球”
　　三家报纸报道以后，1995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两位记者邓斌、包军昊再次赴甘肃采访此案的最新进展。他们来到兰州后，出乎他们的想像之外，虽然没有被围攻，却发现自己被当作皮球在省政府、省委、省教委等有关部门之间推来踢去，无人接待采访。
　　是的，新闻只是信息媒介，充其量只是反映问题，有关部门可以对这种反映抱冷漠态度；但是否应该尊重新闻的反映权利？
　　据调查，以7至12周岁的标准统计，广河县孙家村失学儿童达260多名（入学儿童110人）。另一些有关资料统计，广河是全国第二大**县，是西北地区**的集散地。在云南大理州因**、**被捕判刑的人中，有80％是广河县人。这一切，记者们怎能熟视无睹？
　　在法制建设尚不健全，青少年权益保护主要依靠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一些部门对待新闻监督的态度难道不值得反思？
　　截至发稿时止，记者又得到以下三条消息（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组的录像带还被“借”在广河。
　　（二）1995年5月12日《甘肃经济报》头版右上角以“顾全大局，维护稳定，广河妥善处理侵占校园问题”为题报道了此案的最新结论：5月2日由县委常委（扩大）会通过的处理决定中说，同意甘肃省教委，临夏州教育局联合调查组的看法；但为了维护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和孙家村的团结和睦，要求杨建忠无偿让出由县政府批复同意使用的原耕读班院子，由村委会依法安排使用；同时要求发动群众，多方集资，早日在孙家村建一所小学。
　　（三）孙家村农民马忠英1995年6月29日来电：杨建忠仍然不愿退出学校校园，县委决定只是一纸空文。这里的孩子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被耽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