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底颜跃明简介【“颜跃明现象”】

　　33岁的颜跃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他自己在改革中脱颖而出名声远扬的那一天起，他便仿佛走进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怪圈：每当“改革勇士”“全国优秀青年厂长”“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等桂冠一顶顶戴到他头上时，“造反派”“三种人”“**犯”等一个个黑帽也随之飞临头顶！
　　1983年，28岁的颜跃明不过是湖南娄底市皮革厂一位进厂两年的二级集体工，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眼见工厂严重亏损，行将倒闭，颜跃明毛遂自荐，要求承包工厂，并向市政府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年扭亏为盈。在市政府干预下，颜跃明总算如愿以偿并不负众望：干部聘任制、职工劳动合同制、计件浮动工资制、销售经费包干制、产供销一条龙数据管理制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在全厂的顺利实施，使小小的皮革厂半年内便创利8万多元。到1985年止，他承包皮革厂3年，总计完成产值400.93万元、利润47.2万元，上交税金15.8万元，仅税金就比承包前增长了30倍。工人人均月工资由33元提高到90多元。企业年年被评为省、地、市先进单位，1985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改革整顿先进单位”称号。
　　1986年5月，改革实绩突出的颜跃明受命于危难之际，被调任产值、利润增长速度在全地区倒数第一的市轻工业局党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两年过去，全局产值、利税增长幅度在全地区由倒数第一到名列前茅，成为地、市优胜单位和“产值、利税双高”优秀局。市政府为此给颜跃明记了两次大功。与此同时，“改革勇士”“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的称号以及大小报刊的宣传使颜跃明名扬全国……
　　“不了了之”的效应
　　如果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是“枪打出头鸟”的产物，“出头椽子先烂”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佐证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经历了众多灾难的古老国度里，“事成而谤至，功成而毁来”就极其可悲地成了当今社会的某种必然趋向。
　　本来，“一个人干事，两个人告状，三个人挑刺，八个人调查，无数人议论”的现象，对于处在改革风口浪尖上的颜跃明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一般都不予理睬。他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组织。可事实却适得其反，面对浊浪的每一次猖獗围攻，某些领导总是以组织的名义要他“无则加勉”，习惯用“不了了之”的处理方式。由此产生的一连串效应，令人瞠目！
　　1984年年初，中共娄底市委授予崭露头角的颜跃明“改革勇士”的称号，与此同时，一封“颜跃明是造反派头头，是三种人”的告状信也从天而降。告黑状者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文革”时颜跃明才是个11岁的少年，连当红卫兵都没有资格，更别说当造反派头头了。可是居然有人相信，并且郑重其事地进行调查，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同年年底，当颜跃明参加“全国优秀青年厂长”评选时，又有人告他有重大经济问题。经市审计、财政、税务等部门联合调查：颜跃明不但一身清白，而且将省、市发给的200多元奖金全部捐给厂里办的“青年之家”和幼儿园。此事又是不了了之。
　　1985年年初，当颜跃明由预备党员转正时，又有一位挨过他批评的角色，置自己妻子的名声于不顾，伙同妻子炮制了颜跃明有作风问题的材料，从“耍流氓”到“**犯”，罪名不断升级。于是，专案组又宣告成立，几个月调查下来，事实证明依照控告者提供的作案时间，颜跃明都不在现场。虽然皮革厂党支部一致通过了给他按期转正的决议；但市委组织部却以调查组未作结论为由迟迟不予批准。为此，颜跃明不得不硬着头皮几十次到有关部门要求对自己的“作风问题”作出公正结论，结果是四处碰壁、病倒在床。8月3日，他无可奈何地向市委、市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团省委领导闻讯赶来，省里几家新闻单位也前来为改革者壮胆助威。8月7日，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推翻强加在他身上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查处诬陷者。
　　颜跃明忍辱负重，收回了辞呈。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放起了鞭炮。他的党员资格如期转正，然而诬告者却仍逍遥法外。两年过去，他先后5次上诉市法院、检察院要求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但结果却无声无息。1986年元月，在省政协会议上，身为省政协委员的颜跃明再次递交了《关于要求按法律处理诬告者》的提案。同年9月14日，等来的却是这样一纸使人啼笑皆非的复文：“根据调查组提供的材料确认，**问题，无确凿证据，应予否定；诬告问题，经有关部门分析也难以成立。”还是不了了之！
　　1987年初，根据市整党办、市政协转来的有关材料，颜跃明主持查处了所属造纸厂厂长梁乐洲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问题，追回了脏款，并移交市检察院侦察，提起公诉。可悲的是，此举对颜跃明来说简直是引火烧身！颇有背景的梁乐洲纠集一伙在改革中失去既得利益的人大动干戈，摆出了必欲置颜跃明于死地而后快的阵势，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
　　他们公然炮制《告全市人民书》《讨颜跃明檄》，四处张贴，甚至在市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散发，为了在舆论上将颜跃明搞臭，又抛出了一份伪造的已故精神病人的“遗嘱”，声称1985年4月的某一天，颜**了一位女工。殊不知1985年3月至5月，颜跃明正在北京参加团中央举办的青年厂长研究班进修，根本不在湖南。经查证，“遗嘱”根本不是死者档案中的笔迹，那一手老态龙钟的繁体字竟出自一位因贪污被颜撤了职的职工之手。颜跃明随即向各级领导提出了控告，再一次上诉市检察院、法院。检察院虽已受理，但迄今尚无结果。也许是习惯于听候“组织处理”，对于这类明显的法律问题，我们的一些执法部门也似乎淡漠了依法断案的观念，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
　　今年春节刚过，颜跃明顶住舆论压力，到下属的一家工厂检查工作，却被梁乐洲的同伙寻衅打伤，住进了医院……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10余次在节骨眼上的诬告，近20次调查为什么都是不了了之？为什么一次次涉及法律的控告不交司法部门处理，反要由党政组织兴师动众调查？诚然，不了了之，对于领导者和有关部门来说，不失为一种既省心又保险的办法，既不得罪人，又不需负丝毫责任，“太平官”照当，铁交椅稳坐。他们宁可动用众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一次次地随流言浊浪的掀起而永不疲倦地去充当冠冕堂皇的配角，而绝不愿冒“险”去当主角，依法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于是，“慢表态，少开口，遇见问题绕道走”便成了当今社会上众多“太平官”的“座右铭”。——不了了之的悲剧，能不层出不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