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派谈杨振宁是哪一期【杨振宁谈治学】

　　今天有机会在这么多年轻人面前，谈一下我几十年念书、教书的经验，我很高兴。　　广博的知识与扎实的根基　　1938年夏天，我少念一年中学，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我在联大物理系念了四年，得到了学士学位。
　　当时联大的条件比较困难。可是那时联大读书的空气非常浓厚，学生非常努力，老师教书非常认真。我们图书馆的书很少，而且期刊也常常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到。可四年之间，我钻在图书馆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我用的笔记本的纸是非常粗的，可并不因为这而减少了笔记的用途。直到今天我还有一个四年级念王竹溪教授量子力学的笔记本，还时常查看它，因为王先生教量子力学，对特殊函数有很多的描述。
　　那时，西南联大云集了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师，教师阵容非常强大。我还清楚记得，我们大一国文就用所谓轮流教学法，就是每一个教授教一两个礼拜。通常这种办法是不好的，因为会产生大的混乱。可是那时西南联大国文系的教师阵容非常强，所以我们那一年之间就听过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和其他许多知名学者的课，使我们对文史方面的知识有了广泛的接触。这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办法。
　　那时物理系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学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电磁学则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那时候我们念书，和今天在美国大学念书有相当不同的地方，那时的教师非常之认真。所以，我当时在中国所念的课都是相当深、相当广、相当详细的。后来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发现凡是我在中国念过的课，在美国听时就没有在中国那样详细、深入和广泛。
　　科学研究与独特风格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以后，又进了联大的研究院念了两年，1944年得到了硕士学位。在联大的最后两三年，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吴大猷教授和王竹溪教授。
　　那时西南联大大学毕业需要写一篇学士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大猷先生。“您可不可以做我的导师，指导我写一篇论文？”他说：“可以。”吴先生当时研究分子动力学非常有成绩。他给了我一本《现代物理评论》，说：“你去把书中这篇文章研究研究，看看有什么心得。有心得的话，就可以写论文。”
　　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去给父亲看。我父亲是研究数学的，他对分子动力学没有什么了解。可是他对群论是非常熟悉的。他翻看了一下文章，说：“你需要知道一些群论的知识。”他就给了我一本狄克逊写的小书。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的老师，他在当时世界代数界是有名的。他的这本小书叫《近代代数理论》。这书中有一章，一共只有20页，把群论中“表示理论”，用一个非常简单、可是深入而美妙的方法进行了描述。我看了几天以后，得到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吸取了这本书上讲的一些精神。而且，这本书非常合我的胃口，它简洁而又深入。
　　我通过这本书上讲的群的数学结构，再去看《现代物理评论》，我渐渐地了解到这个群的表示，在物理里有非常美妙的应用。后来，我就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对我的一生有非常大的意义，倒不是它的内容本身是那么重要，而是因为写这篇论文的经过，使我对群论，对对称原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称原理是我以后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主干方向。
　　王竹溪先生是一个治学、做人都非常谨慎、努力的人，他的精神使我们当时的同学都非常佩服。我做了研究生之后，就去找王先生，希望他指导我作硕士论文。他那时刚从英国回来，他在英国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在王先生指导下，我写了一篇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对于我的一生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一生中研究工作的第二个主干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我要和大家提一件事情，就是作科学研究是有所谓风格的。也许有人会说，科学就是科学，科学讲的是事实，跟文学、艺术、音乐不一样，事实有什么风格？物理学所要研究的是自然界的一些物理现象和规律，把这个规律掌握住，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美的地方、妙的地方。每一个人对于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美的东西，不同的物理学工作者感受是不一样的。通过每一个人不同的感受，他对于一些现象、理论、结构就有偏好，通过这些偏好，他就发展出了他的风格。这个风格影响到他将来作研究工作取题目的方向，影响到他将来研究问题的方法。所以，风格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你去看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家的论著，就会发现他们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文章的差别跟不同文学家文章的差别是一样的大。一个年轻人达到了他自己能够掌握住风格，了解到自己所使用的风格，这就是他在研究工作发展中成熟了的表现。
　　我在西南联大的七年很幸运，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掌握住了一些杰出的物理学家的风格。当时我最佩服、直到今天我还是最佩服的近代物理学家有三个人：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这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够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里，抓住了精神。物理现象通常是很复杂的，这是和数学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在这许多复杂的现象里，你如果能抓住精神，这个精神却常常是很简单的。而他们三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里抓住精神，并把这个精神用很简单的、常常是很直接的而又非常有力的数学方法表示出来。这就是他们所以是大物理学家的道理。
　　完善研究方法与选择正确方向
　　1945年我从昆明动身到美国去进研究院。到了纽约之后，我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米教授，因为我听说他战前是在那里当教授。后来我又听说费米要到芝加哥大学做教授，所以我就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许可，1946年初进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我念了两年，1948年夏天得到了博士学位。
　　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了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时物理系对我影响最深的教授是费米和泰勒。和他们两位接触多了以后，我了解到，原来物理学跟我在中国所念的物理学不完全一样。物理学有另外一个天地。可以说，我主要从他们两位那里了解到，物理学里除了平常在中国所熟悉的演绎法以外，还有归纳法。演绎法是先讲出一个原理，然后推理；归纳法是先讲出一个现象，然后从这个现象归纳出原理。这两个方法当然是相关的，可又是不同的重点研究方法。如果说，我在中国学的主体是演绎法的话，那么在芝加哥大学学的则是归纳法。譬如泰勒教授，他对于现象的掌握是很多的，而且他的主意非常多。每一个现象一讲出来，他就有一个想法，说这可能是什么原理。他的这些想法90％都是错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只要他有10％是对的就行。而且给我非常深的印象是，他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很多的见解，他不怕讲出什么错误的见解。这也是和中国的教育方法不一样的。中国的教育方法是，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最好不要讲话。我非常幸运在中国学了一个很好的演绎法，到了芝加哥以后给打乱了，说是我们从现象开始，现象才是物理的源泉，从现象开始你才能了解到这些原理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