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闲美：晚明江南生活】江南风物

　　自明代中期以后，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社会上风行起来。晚明江南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但江南人的生活并非忙于争利，而是如“舞蝶游蜂”一般，充满闲情逸致。
　　闲情逸致的生活方式，归根结蒂还是要找到一种逗闷的乐子。这些逗闷的乐子，举其大者，包括谈禅说佛、蒲博之风、狎妓听曲、旅游消闲四个部分。喜禅悦佛是晚明江南士大夫的风尚。当时的士林名流如焦竑、冯梦祯、陈继儒辈，都好佛喜禅，有些甚至对佛学还有比较独到的研究，有著作传世。晚明江南的缙绅士大夫，同样视**为风流之举，并将**作为一种娱乐，成为他们闲适生活的一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常州一带，士大夫的赌风大盛。一些士大夫致仕归家以后，开设赌坊，赌徒借此躲避朝廷的禁令。到了万历末年，更是出现了进士“以不工赌为耻”的奇怪现象。至于**的方式，尤其是马吊牌兴起于江南之后，自南而北，很快风行全国各地。狎妓听曲，也是江南士大夫风流雅致的生活之一。在晚明，士大夫挟妓饮宴较为盛行。江南的文人雅士对戏曲也有特别的嗜好，家中蓄有声伎，养着一些家乐班子。如张岱家的声伎，始于万历年间其祖父张汝霖，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组建了很多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明人好游，尤以江南人为甚。人在自然界活动，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旅游人文风俗、景观。晚明江南人文风景最著名者，张岱认为有扬州清明、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无不按照四时节序的变迁，形成了一些全国闻名的人文风景。
　　与民间闲适生活相应，在当时的江南出现了一种职业闲人群体，此即清客、帮闲。其最为典型的例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清客店的出现；二是明代的帮闲，有男女之别，亦即除了男帮闲之外，尚有女帮闲。尽管清客、帮闲遍布全国，但还是以苏州、松江二府最为集中。
　　在追求物欲与享受之后，晚明江南的生活风尚又开始趋于艺术化。生活风尚的艺术化，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如何美化居室，提高自己生活的品位，无非是藏画、藏书、养金鱼、放置瓶花之类。
　　在晚明的江南士大夫家中，通常挂一些描绘香奁士女故事的装饰画，“以资玩好”。还有一些好古之家，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买上数十幅画册，藏于家中。等到客人上门，就悬挂于中堂，“夸以为观美”。尤其是在书画的悬挂方面，更是有了诸多的美学要求。根据文震孟的描述，堂与斋因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挂画方式。堂尊严庄重，较为气派大度，宜挂大幅横批；斋较为小巧精致，则宜挂小景花鸟之画。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般人家无书，有一些书，也不过是用作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然在晚明的江南，图书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风。在晚明，一般有钱人家出现一种以藏书为风雅的习俗，尽管不免附庸风雅之嫌，但还是一种生活风尚上追求艺术化的反映。
　　在江南杭州，士大夫家中几乎家家都养观赏鱼作为装饰。所养之鱼为红鲫鱼，俗称“火鱼”。其品不一，如鹤顶破玉、红颊白喙、牛鬣素尾、阳背阴腹之类，都可以算是观赏鱼中的奇品，一尾就值千钱。养鱼之盆、盂，或为金，或为玉。将这些鱼盎放在客厅的几案上，有客人到来，“出相夸示，以为娱”。松江府嘉定县的游闲子弟，也开始畜养“朱鱼”用来观赏，品类奇绝，一尾可值银一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居室的案头，总是布置一些与四季相配的瓶花，也即在胆瓶中插时花，藉此引类连情，境趣相合。以插花为例，必须按照居家的时宜及各类花种的性情，以独具的慧心，作巧妙的安排。在生活日趋富裕、闲暇日多以后，其中的幽人开始优游玩弄，仿照古代的名笔，修剪花木，点缀盆池，弄一些盆景，作为家里的摆设。盆景将自然与艺术之美带入屋舍之中。不过一个盆景的培养，常常需要花费十多年。在生活时尚上已是如此精致，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晚明江南优游、闲雅的生活，至甲申、乙酉之际，戛然而止。明清两朝鼎革，打破了江南人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富足、宁静的生活，使他们顿时陷入困顿、动荡的境地。南京秦淮河与杭州西湖的盛衰，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感伤题材。往日的河山已经远去，往事不堪回首，怎能不让人悲痛，不让人感伤。江南旧景、旧人、旧事，不过存在于梦中，仅堪“梦寻”、“梦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