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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遗产地的全球一本土关系　　Geofirey Wall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地理与环境管理系，安大略省滑铁卢N2L 3G1)　　有关资源和特殊地方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些国际机构的介入为这个问题开启了新的视角。由于更多地考虑国际社会利益，可能或好或坏会对地方层面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例如，国际机构计划协助保护由联合国官方认证的世界遗产地和一些其他保护区，如“拉姆萨尔保护区(湿地保护区)”以及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常常会引人关注，并有可能会因游人增加和旅游发展而不断给当地造成一些压力。另外，对这些地方的利用，可能会对当地居民或者居住在周边的人们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在许多地方，甚至根本没有咨询居民关于对其赖以为生的居住环境进行改变的意见。
　　国际申报要求多方机构的介入，包括联合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私人部门(当地的和其他地方的)，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以及常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当地居民。在遗产地，这些利益相关者经常都有不同的目标、角色、地位和权力。在更大利益的驱使下，当地居民的生活常常会被扰乱。
　　对于决策者、学者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言，了解因旅游而引起变化的程度以及当地人的利益，并将其纳入对世界遗产地申报和管理的国际审批程序都是至关重要的。探索在何种程度上当地人会因此背井离乡或生活受到打扰，以及他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生计形式参与旅游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进一步讲，这种探索在中国尤为重要，因为中国更多地将世界遗产看作是一种旅游发展和市场营销的品牌，快速的旅游发展对脆弱的遗产资源施加了不断增长的压力。
　　尽管对此问题的学术研究不断增多，但中国的情况还是很少受到关注。中国的遗产地数量不断增加，但当地人参与其中、提出意见的机会却非常少。这类研究将推动国际倡议在遗产地的普及和实施。这样做，不仅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也能使居住在遗产地及其周边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更多的认可。
　　这样的研究对于具有国际性重要意义的遗产地来讲具有全球关联性。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遗产资源目前面临的压力远小于中国的遗产资源，但他们也面临类似的规划和管理挑战，因此，那些拥有世界遗产地的国家也在积极参与和制订与此相关的政策与规定。
　　(作者系该系教授；收稿日期：2012—02—24)
　　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取向的新探索
　　庄志民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41)
　　在大道理上，学界和业界众所周知，作为世界遗产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具有稀缺罕见性、无法替代性以及举世公认的价值属性。所以，对其进行有利于传承的保护是第一位的，而利用其进行产业化的开发则是第二位的。
　　但实话实说，当下的我国旅游业，往往比较青睐的是其不可多得的市场价值属性，因此而不遗余力申遗的行为背后，所潜沉的是突出的功利性动机，即便没有人反对要对其进行保护，也是聪明地将保护与开发相提并论，然后，在开发时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漠视保护，因而使得遗产受到不可逆的破坏。这样的现象理所当然地受到制止，各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对此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但鉴于我们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向深入人心，从市场层面上看，文化消费势头强劲，“重文崇名”的传统心理也在驱遣着国人将注意的目光转向有着世界级头衔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于文化景观遗产。既然有此市场需求，开发浪潮迭起也变成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在开发中保护”以及“生产性保护”等看起来更富于辩证思维色彩的提法，有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的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指向性表述。
　　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到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然后，居高临下审视当下对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决策和举措，使其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哪怕是看起来并不直接违背文物保护法的遗产开发方略，也会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非议。某早已戴上“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古城，旅游开发热火朝天，每天游客盈门数量过万，而原本作为彰显特色民俗文化之重要载体的当地“土著”(即少数民族)却因为某些原因而大量从古城撤离。由于古城的本土文化空心化，因此而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警示。笔者在当地考察，曾经遇到过一位来自法国、如今定居在古城的45岁中年男子，他在15年前到此旅游，为特色民族文化所迷恋，进而爱上一位当地姑娘，结婚之后，生儿育女，其乐融融。在古城摩肩接踵的游人面前，我问他，拿这15年前后作对比，您认为是过去好，还是现在好?他眨了眨眼睛说，“都好”，接着说，“不过，15年前更好”……让这位法国朋友觉得更好的，就是旅游业并不很发达的过去时光的古城。“窥一斑而见全豹”也许会犯有片面性，但不妨由此生发开来，从“深刻的片面”视角下做探索，是否应当在科学的意义上，摸索一套旅游生产的发展路数，不至于因为特色文化在游客蜂拥而至的旅游热潮当中过早衰亡，相反，也能让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价值属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同步可持续发展。
　　问题是，什么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价值属性呢?究竟怎样对如此价值属性做经得起未来时间检验的当下决策定位呢?
　　对于前一个问题，要三言两语做出准确回答几乎不太可能，但，有一点也许各位读者不至于反对，那就是，世界遗产决不能简单地被当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商品，而且是具有某些形而上属性的特殊旅游产品，其有着与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指出的高级心理需求相对应的自我实现价值，有着与人类的“终极追求”相适应的“故乡情结”相联系的情感抚慰价值，有着与超越贫困、走向小康进而追求身心健康、快乐和幸福相吻合的愿景交付价值。
　　如此价值如何度量?如何把握?如何能将这样的度量和把握具有可行性，能落到实处变得可操作?这又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