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师夷长技以制夷

　　摘 要：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在每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对于如何摆脱厄运，维护民族独立与发展、中华民族何去何从，都会产生一个重大理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间的每一个创新理论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这表明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也证明了先进理论一旦用于实践就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 救国思潮；理论创新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在每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对于如何摆脱厄运，维护民族独立与发展、中华民族何去何从，都会产生一个重大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间的每一个创新理论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这表明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也证明了先进理论一旦用于实践就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期，面对千钧一发时刻，我们更应该勤于探索，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本文试图简述近代中国各主要救国思潮的发展变迁及影响从而阐述理论创新的艰巨性及其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
　　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
　　十九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各国争相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总体实力领先于非资本主义地区。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农业文明仍然绽放着绚丽光彩，然而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堕落，士大夫依然“夜郎自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走私船开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贪婪的目光正盯着这个古老的帝国。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连连战败。中华民族的尊严、甚至生存遭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被战争惊醒的部分开明士大夫开始注意到英国殖民者的强大，感受到工业文明的优势。他们开始审视“天朝上国”开始关注西方世界，开始思索如何摆脱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产生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抵制列强的侵略。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写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书的最终写作目的是“制夷”，通过“师夷长技”而抵制挫败列强的侵略。这一理论集中代表了中国刚步入近代时期的救国思潮。那么这一理论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除林则徐积极地实践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十多年后，魏源遁入空门，不久巨星陨落。而林则徐遣戍新疆 。这一理论没有使中国摆脱继续沉沦的厄运，然其作用不可忽视。首先，它引导了中国人民摆脱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天朝上国”思想的束缚，放眼寰球关注世界。其次，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洋务运动的口号“师夷长技以自强”很显然来自“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建近代海军与新式学堂的运动，历时35年之久。洋务运动将传统中国拖入了近代社会，它引进的西方科技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它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又起到了与洋商争利保护民族资本的作用，同时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冲出国界渡洋过海，为日本人开阔了眼界，影响了其明治维新。正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影响深远，魏源被称为“中国的但丁”，是“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学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学者。”[1]
　　二 维新变法，救亡图存
　　19世纪60年代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传入中国，其思想也传入中国，也因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为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何启等。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科举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等。尽管它呼声微弱，没有形成政治运动，但却为19世纪末的维新思想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884年中法之战,马江惨败引发了康有为救国救民之心。1888年他到北京开始以救国为己任，向翁同龢等陈救亡大计，并以布衣上清帝万言书请求变法，上书未达天听。此后他强调“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 [2]“上书不成只好回家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绛帐于广州长兴里，舍名万木草堂” [2] “七月，刻成《新学伪经考》”，然该书的刻版，使谤言宏起，“被视为惊世骇俗，致有人请效孔子诛少正卯之例，要求降旨杀康，……”[2]他于1894年进京会试，他的答案被视为是“离经判道”而榜上无名，只好归南海讲学著书。《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著作之一，从该书成书经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为建立维新变法理论，历尽艰难。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泱泱大国竟被一小岛国打败，此乃奇耻大辱。康有为北上，《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在京举人悲愤交加。正所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并指出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就是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战后各国争相把魔爪伸向中国，掀起瓜分狂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于是把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相结合。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在北京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用媒体来宣传变法理念。并设立强学会，然而康有为等被比做“东林复社”加以植党营私罪。他又以“舌战群儒”的气势面对大臣召见。上清帝第六书中说道：“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很快让光绪帝相信只有变法才能强中国，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变法，发布了变法诏书。正是康有为等人坚忍不拔的勇气与毅力说服了光绪皇帝进行变法。
　　然而新政只持续了103天，地方官员也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变法政策，所以变法形同虚设。然而，变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场变法开了办报和学会的风气。正如汪荣祖所说：“此后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风气渐开”，“学会的风气既开，各地效仿，此起彼落，再难于阻挡”。它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观念没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3]再次，它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最后，康有为大胆的理论创新并克服困难将创新理论付诸实践，使革命党人提前看到了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使革命与三民主义提上日程，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见先进的理论一但产生并付诸实践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