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方志文化，实现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方志和地方志

　　[摘　要]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史志工作者要深入弘扬方志文化，实现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结合本区文化建设实际，着重从旧志整理、方志的现代性与传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个角度来阐明。
　　[关键词]方志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非物质文化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山东省提出了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式发展之路，滨州市滨城区“十二五”规划中亦描绘了滨城区文化事业发展蓝图，即建成绿色生态经济文化强区。这些战略性的远见卓识为我们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思维、新机遇，作为史志工作者当深入弘扬方志文化，在文化强区建设中作出新贡献。
　　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之一，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作为独树一帜的方志文化理应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由方志本身特点所决定的。方志的区域性，决定方志只记载某一行政区域内的事物，因而它也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方志的资料性，要求地方志必须客观地记述事物、事件和人物，最接近史实，最具真实性，最有可信度；方志的连续性，使志书全面反映事物发生发展演变消亡的过程，记述完整，纵不断线；方志的综合性，反映在记述内容的广泛全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无所不包，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方志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使他责无旁贷的拥有了“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正是由于方志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和独特功能，因而形成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方志文化，这是几千年历史文明发展的积淀，是精髓，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并发扬光大。我想从三个不同角度结合工作实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滨城区，夏为兖州地，商为薄姑地，周属齐国封地，秦属齐郡，自西汉武帝置湿沃县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
　　明代万历年间即修《滨州志》，清代康熙、咸丰两朝又续修，宣统元年还编有《滨州乡土志》一卷。《蒲台县志》始修明嘉靖末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再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续修光绪十六年（1890年），《蒲台县乡土志》修于宣统间。由此可见，滨城区古有修史写志的传统。这些志书的流传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其他任何一种著述都无可比拟的。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只有接近群众，服务大众，被百姓感知、认可，才会有绵延不息的生命力。在重点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同时，我们不能无视旧方志在方志文化中的地位。任何一种文化流派都有其传承性，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不可复制的旧志古籍，在保存好旧本，甚至是孤本，不使其散佚、损毁的同时，还要做好旧志的整理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也都在做着。旧志整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现代排版技术，将旧有志书重新出版印刷，不改原貌，这样可以把旧志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可以发挥其传阅、研究、普及的作用，而不是常年珍存在博物馆里，即便真正想要研究他的人也不得见真容。二是因为旧志的语言与现代语体文已有了代沟，很多人很难顺畅的阅读，更别说晦涩难懂的古体字，给查阅使用带来了困难。对旧志的翻译注解问题就摆在了面前，这对于志书的大众化是一个很好的推进。我们也已对清咸丰《滨州志》注释断句完成，准备印刷出版。当然旧志整理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关键是如何做好与现实的要求相对接。修志是为用志，旧志整理辛苦半天也是为了更好利用。网络时代要结合现代检索手段，全方位运用数字技术，与现代科技无缝对接，实现无论何时何地，自由自在为我所用，这方面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探索实践。毕竟纸质的东西保存起来不可避免有一些局限，倘若流失损坏将是不可补救的。
　　二、说到志书，很多人会联想到“故纸堆”、“老学究”
　　不错，中国修史写志历史悠远，社会主义新方志却是建立新中国后开始的，因此在浩如烟海的志海书林中，旧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承载的历史、文化更深厚。在积极倡导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同时，不能回避它们的存在。旧志与新志的共存要求我们正确把握方志文化建设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才能做到弘扬优秀传统，吸纳现代文明。其实志书的现代性和传统性都是相对而言。现代性主要指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和风貌，传统性主要指反映以往时代的内容，特别是包含旧时代的思想特点等。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站在当下角度看，旧志不可避免的带有旧文化的气息，关键是怎样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一概摒弃，也不能全盘接纳。比如当今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各地都在积极挖掘历史背景深厚、人文积淀久远的遗迹、故事、传说等，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古镇，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滨城区在构建城市文化的框架中，注意吸纳志书中积极向上的因素，着力打造富含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了一系列结合旅游产业的文化项目。
　　杜受田故居的开发和利用是比较成功的一例。有志书记载：全部建筑为四合大院，占地0.93公顷，内含28个小院，有客厅、堂屋、绣楼、厢房、祠堂等380余间。门前有木牌坊1座，门首悬“太师第”、“相国第”横匾，门厅内悬有“大方伯第”、“亚元”、“传胪”、“父子伯侄兄弟翰林”等匾。现仅存绣楼、客厅和部分堂屋、厢房，均已残破。奠基人杜诗位居二品，按照明朝礼制，大门可以开三门、五架大梁，然而杜家宅仅一门；他居住的房屋可五间正房九架大梁，然而仅三间正房五架梁。杜受田是清朝咸丰皇帝的老师，曾任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他一生品端学粹、爱国恤民、廉洁勤政，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虽位居一品，为官一生却地未置一亩，房未增一间。为弘扬杜氏文化，尤其注重教育的治家理念，2009年对杜家大院进行修复重建，基本保持原有风格，为典型的明清鲁北建筑特色，因以杜受田声望最高，故命名为杜受田故居。滨州杜家虽有众多朝廷重臣、府州主官，但是杜家的住宅却极为普通，房屋装饰也异常简洁，家产的弱势与杜家人做人的谦虚低调相映成趣，而他们对功名的低调与为人为官的积极敬业却又相辅相成。开放通畅是故居的典型特点，杜家大院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不仅有大门，而且有过道，四通八达。整个大院透露着一种天伦之乐、亲密无间、和睦共处的温馨和谐。杜氏家族在明清600多年间长盛不衰。以杜受田为代表的杜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科甲鼎盛、人才辈出，其中秀才347人、举人8人、进士12人，翰林6人，七品以上的官员有91名，杜家以“一门十二进士”、“父子五翰林”、“四代为相”、“满门清官”而远近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