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 森 贫困理论_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 伦理经济学 贫困理论 权利失败
贫困的概念
（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
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
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上述两个指标H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
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在贫困或饥饿发生时，并不一定在于食物的供给短缺或不足，还有可能是分配环节出现问题，而分配的问题则源于上述权利中的某一部分的散失。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方法所重视的是“每个人控制包括食物在内的商品组合的权力，并把饥饿看作是未被赋予取得一个包含有足够食物消费组合的权力的结果”（阿马蒂亚·森，2001）。
阿马蒂亚·森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供其选择的商品的权利集合E，E中的任何商品束都是这个人可以获得的。而E取决于两个参数，即个人的资源禀赋和交换权利，前者指一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的组合，而后者则为前者的每一个资源禀赋组合指定了一个交换权利集合。如一个人可以出卖劳动力取得工资，或是出租土地取得地租，也可以利用资本投资取得利润，或在他失业且没有资本、土地时，领取失业救济都属于交换权利集合的映射。
权利失败是产生饥荒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后期，阿马蒂亚·森开始关注与贫困相关的饥荒问题，在对20世纪世界上几次大饥荒的考察后，阿马蒂亚·森以大量的事实论据证明，一般政府或学者把历次饥荒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食物供给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FAD），即认为饥荒的发生是由于食物的缺少所致的观点是占不住脚的。事实上，在饥荒到来之前人们权利的失败，才是真正引起饥荒的原因。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FAD的看法，从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提出了饥荒预防和解决的方案。
（一）FAD观点的局限
由于历史上数次大饥荒的发生，都是由于自然灾害或战争引起的食物减产引起的，因此在人们看来，饥荒是一种自然的灾害，是无法避免的。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现，历次大饥荒发生的年份，其食物供给并没有显著的下降，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高于往年，单从食物供给量这一点，并不能从历史数据中找到饥荒原因的可靠解释。如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中，无论是粮食总产量还是人均粮食产量都和近五年的平均产量接近，还略高于1941年的粮食产量，但孟加拉仍在1943年而非1941年发生了饥荒。因此官方认为的FAD观点并不足以解释饥荒发生的原因。
而在一些国家，食物产量大幅下降的年份并不一定会导致饥荒，如1993-1995年博茨瓦纳的粮食供给比1979-1981年下降了33.5%，新加坡下降了58%（周文文，2006），但这些国家在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取得了高速的增长，他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所缺的粮食。
此外，阿马蒂亚·森还发现在遭受饥荒的地区并不是所有人都挨饿，“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阿马蒂亚·森，2001）。有一大部分人是不受饥荒的影响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资源和交换的权利，拥有不同地位和资源的人对于食物的掌控能力是不同的。在这个时候，权利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均才是一部分人难以避免饥饿的原因，“食物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阿马蒂亚·森，2001）。因此，食物短缺只是相对的，FAD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饥荒和贫困发生的表象，而远非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