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生态，怎样研究？:政治生态指什么

　　摘要：近十多年来，生态美学在中国学界迅速崛起，它在推动文艺美学学科转型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了某些理论上的盲视问题。在美学学科生态想象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各种类似自然生命的隐喻层出不穷。借鉴新历史主义有关“话语转义”的理论视角，解析这一学科话语修辞现象，可以看到，其实Ecology本应有隐喻和转喻的双重知识谱系。生态研究的隐喻谱系源自海德格尔的现代存在哲学，它是去政治性的现代哲学，突显了诗意超拔的存在玄思；生态研究的转喻谱系源自苏格拉底的古典生活哲学，它是政治性的古典哲学，强调人心秩序的生活安排。中国美学的生态研究亟需从“存在论”回到“生活论”，从抽离出世走向积极入世，追问人文性的生活意义。就此，阿伦特的行动哲学给予了我们以别样的生活伦理启示。
　　关键词：生态美学；知识谱系；存在论；生活论；美好秩序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4-0111-12
　　新世纪以来，生态美学在中国学界迅速兴起，并得到一批学者的广泛提倡。一方面，这种新型研究视域的确推动了文艺学、美学的学科转型，但另一方面，它的理论根基和问题意识也许还有待深入开掘。同时，“生态”概念的人文性知识界定一直没能得到有效清理。或许，通过“生态”知识谱系的梳理，作为一种研究视域，它将会呈现出当前学界所普遍忽视的更多问题。本文试图从学科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集中梳理“生态”这一核心概念的话语转义意涵及其理论资源。在辨析现有以“存在论”为主导的生态美学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提出审美生态研究的另一重要维度：“生活论”范式。
　　一、自然生命的多重隐喻：
　　生态想象的话语建构
　　要弄明白“生态”是什么，首先不妨了解一下人们已经在如何认识“生态”。多年来，学界一直在不停地为“生态”这个元概念进行命名、定位、争论、辩解。这里，本文选择了徐恒醇、鲁枢元、曾繁仁三位主要倡导者的理论言说，作为生态美学话语建构的典型代表，试图从其话语修辞建构的特殊角度一窥堂奥。
　　1. 生命和弦：音乐化的隐喻话语
　　首先，来看徐恒醇的《生态美学》。这是国内学界最早的一本以“生态美学”命名的专著，它这样界定：“生态审美观正是以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生态审美反映了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与欢歌。”①显然，这里对“生态审美观”的界定是以“人”、“自然”、“依存”、“生命关联”为关键词标识的。从话语修辞角度来看，这些关键词基本功能是借用一种隐喻来铺展研究对象的意义。这里的隐喻有关某种人与自然通过确立各自价值达成和谐和交感的情节，最终“共感”、“欢歌”。所谓“生态美”，则“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仍然“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更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②。无疑，在对“生态美”的界定中，除了重复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主体性，还重复了“生命欢歌”这一隐喻，并增添了“生命和弦”来对抗“自然独奏”这多一层的隐喻。“生态”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演奏的一曲欢歌。在此，音乐化隐喻最后定位了生态的涵义。
　　2. 有机系统：生物化的隐喻话语
　　其次，来看鲁枢元的“文艺生态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可谓中国式生态文艺学的扛鼎之作，他认为：“新世纪的生态学不应把自己的根基仅仅建立在科学的底盘上，它同时也还应当是哲学的玄思与审美的想象，是艺术和诗。”③生态学，被赋予了哲学和审美使命，俨然要成为诗意的思。“生态学”在作者的“诗/思”中，也就“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而“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④但问题是，特定学科是否还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某种边界？如果仅仅为了人文激情批判，尽管不乏对现代文明的忧思和关怀，但若就此泛化为大而无边的“世界观”，就很容易沦为某种简化的意识形态，从而丧失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反思性。当然，此处的反思性，并非指生态文艺学对自然、社会、精神生态的批判性，而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⑤因此，从这种“生态学”基点回望“文艺”，得出的仅仅为“文学艺术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开放系统”这样似是而非的隐喻。其实，作者自己十分清楚这一命题的“生物学暗喻”。⑥值得玩味的是，这种观念却吊诡地充满了浪漫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混合色彩。
　　3. 天人万物：玄思化的隐喻话语
　　再次，来看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曾繁仁提出“生态存在论哲学与美学观”，并特别声明，这一观念区别于“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人与自然融为‘生态整体’的新的生态人文主义”。⑦他将生态存在论美学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相区分，同时又适当强调与当代环境美学的关联与差异。显然，这种理解较前两者更具学理性。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灵感来源，是后现代理论家大卫·格里芬的“生态论的存在观”。但这种后现代“生态论的存在观”在转化为中国式生态存在论美学的过程中，在原有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杂糅。马克思主义主要提供唯物基础、解放意涵和积极情绪，为生态存在论美学给出了中国特色的合法性支撑。而海德格尔和中国古代思想，则浸染了更多“生态”和“审美”的色彩，作者的理论建构每逢涉及这两者时犹显诗意。经由海德格尔，他推导出“生态存在之美”：“神殿由其所屹立的大地所构成的天、地、人、万物与千年历史的独特的‘世界’在其敞开中所显示的是希腊人千年的悲欢离合，整个民族起伏跌宕的历史及其不同寻常的命运。这就是一种真理显现、存在敞开之美，就是‘生态存在’之美。”⑧经由中国古代思想，他特别强调“天人合一”式智慧：“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总体上是一种人在‘天人之际’的世界中获得吉庆安康的价值论关系，而不是一种认识和反映的认识论关系。‘天人之际’是人的世界、‘天人合一’是人的追求，吉庆安康是生活的目标。”⑨无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思想，均呈现出玄思化隐喻特征，即所谓天人万物的交融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