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上的奇葩:黑土地

　　新时期以来，吉林作家继承老一辈艺术家丰厚的艺术积淀，汲取关东特有的文化精髓，产生了一批富有鲜明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的优秀作品。王长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小说秉承了吉林小说一贯的创作特色，充满了浓郁的关东乡土气息。
　　一、赤子之心的地域书写
　　故乡永远是作家的文学之根。王长元小说以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为基本创作元素，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独具美感的黑土地风景。这既是吉林小说的共同特征，也是吉林小说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根本所在。
　　王长元小说善于描摹东北小人物的苦乐人生，彰显诙谐泼辣的关东性格，无论是生活场景在乡村、小镇或者都市之间穿梭，抑或是人物命运在各自迥异性格决定下纠结动荡，故事的文化底色都是广袤的关东黑土地。有评论文章说，王长元的文字是一个一个结结实实垒砌在关东的土地上，他的很多作品都弥漫着关东浓烈的气韵，关东独特的文化意象如大仙儿、红辣椒随处可见，小说人物的姓名如二皮、咬子等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东北方言写作的程度相当高，甚至偶尔还飘散着二人转悠远的旋律。
　　东北的拓荒时代具有着宏大的史诗意义，几百年来的移民、拓荒，酝酿了具有强烈性格的关东文化，给予了王长元感悟生活的灵气和艺术创作的才情。王长元从小就生活在有着典型关东风土地貌的大安，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还养育了丁仁堂、李杰、张顺富、于笑然、任林举等作家，很有些“群星闪耀”的意思，值得我们探究和回味。
　　二、爱恨交织的人物塑造
　　王长元对人物塑造颇有造诣，其独创性取决于其笔下人物具备的关东精神特质、文化观念和整体性格，这是源自东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移民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
　　一是拓荒时代形成的淳朴善良的性格。中原移民面对丰厚的自然资源和诸多生存挑战，形成了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那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发性力量，而非由外而内的约束性力量。这种内在的、本原的善性较伦理规范和社会规范更加有力，更加符合人性。如《窗棂上挂串红辣椒》中，促使老太太毅然将亲生儿子绳之以法的力量并非是法律，她也曾想让儿子逃跑，但是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蜕变为一个凶悍的匪徒时，她内心的良知促使她大义灭亲。
　　二是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神话式思维。如在《老北江水域》中，主人公木头偏执地认为“老北江”吞噬人命是一还一报的宿命，在他的眼睛里，老北江不是普通的一条河，它是有着超自然力的神明。这最终导致木头投身江水，平息“老北江”的怨气，结束永无休止的献祭。吉林小说很多都携带着这种崇拜自然、万物有灵的思维，山河万物都承载着独立于人心之外的生命逻辑，而非中原文学中作为个人感情的载体或者文化的意象。这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三是尚武重义的英雄情结。闯关东的移民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下层民众，他们从事着淘金、伐木等原始的粗放型劳动，而且还要应对匪帮、猛兽和险恶环境等诸多生存的挑战。因此东北人有以武力和技能判断是非的思想倾向。王长元笔下的人物一方面，对朋友肝胆相照，重义气；另一方面遇事好冲动，有豪气。他们追求征服的快感，渴望生命力的瞬间释放，追求一种原始的、自由的充满挑战的生活。这与南方温婉精致的小说情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是吉林小说乃至东北文学的一种审美特质。如在《小北门》中，几个童年的玩伴之间，充满着暖暖的情义味道，几个孩子间的那种仗义和豪气，令人为之动容。再如《贼船》中船夫与乘客之间外强中干炫耀武力的喜剧性表演，充分地体现了小说人物的“强者为尊”的性格倾向。
　　四是愚昧粗豪的性格缺陷。在王长元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种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和返璞归真的文化气息，也能看到东北人的思想方式和内在性格中不可避免的缺陷。他们普遍性格直爽、粗豪，只是略显粗鲁，老东北人也不乏很愚昧和迷信，如《苦秋》中的大玉和咬子；也很阿Q，如进城的二皮。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归根到底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用自我视角还原最本质的人物性格。
　　三、悲天悯人的故事讲述
　　王长元笔下人物多是平凡甚至卑微的，如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痞子、农民工、妓女等等。在怜悯这些底层人物的同时，王长元也以非同一般的笔触，剖开人物心灵的重重外壳，或使套在人物灵魂上的精神枷锁暴露在读者的面前，如《贼船》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相互提防、恐吓乃至伤害；或呈现出被边缘化的小人物的深切迷茫，如《英雄壮举》中描写本意要行凶却被当成英雄的二皮，得知自己的幸运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幸时价值观陷入迷失状态，“内心就空荡起来，像五脏六腑被掏走一样空落”。还有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对于物质力量异化人心灵的批判，如《黑虫》中小知识分子内心底线被物质力量突破后的自甘堕落。这些无疑让王长元的小说具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能够让人们在文字中惊醒从而自省。
　　然而，更重要的是，王长元力求把个人叙述转换成一种共通的情感体验，却不让笔下人物的某种迷茫化为彻底的绝望，从而诉求以善的力量，对正在蒙尘或失范的人性进行挽救。这种创作倾向，在新时期吉林小说中具有普遍性。在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小说用“传统的重铸”解决现代性的危机——道德的沦丧和生命力的退化。因而，吉林小说中经常出现原始的淳朴的民风民俗，以及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人的顽强生命力和英雄主义精神，作品往往拥有催人向上的力量。
　　关注底层民生命运，相对于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精英化倾向，诸如家族史小说、白领小资文学、帝王将相传奇乃至架空玄幻小说等等，吉林小说对于现实题材和底层故事的偏爱，显得尤为珍贵。
　　王长元的小说叙事语言老辣、幽默、硬朗、粗犷，弥漫着乡土气韵，凝结着东北地域的精魂，散发着一股子关东特有的野气、豪气、爽气，几乎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他总能把泥土中生长起来的语言，活脱脱地移植到书面之上，这种类似“新写实小说”的创作风格，当然也使得他的小说具备了某种现代性。
　　王长元的小说写得很亲切、实在，没有华而不实的修饰，有的都是老百姓平常生活中的日常用语，甚至是白话乃至方言。他基本上是原原本本地按生活的真实和本色来结构组品，情感和用笔都非常质朴，却让人读后感觉触碰到一幅幅生活的画面。在写作中，他尽量还原生活平实的本色，不去过多地添加主观的情绪和想象，从而使人透过文字的表象，真正领会关东人精神追求所在，在深层次的情绪里思索生活的哲理。在王长元那些貌似粗陋的字里行间，蕴藏着的其实是精巧的艺术构思和厚重的地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大巧若拙的表现。这种“粗犷硬朗、粗中见细”的语言风格受到了读者相当的偏爱，并且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