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 [革命者·游离者·参与者]

　　国家和国际体系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近代以前，中国是区域性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近代以后，国际体系出现整体化和全球化趋势，将所有国家纳入其中。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以来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总结应对国际体系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助于丰富我们的外交思维，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在制定国际秩序方面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中国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先秦时的中国自身曾形成国际体系】
　　中国是最早融入国际体系、最早应对国际体系问题的国家之一，先秦时的中国已形成区域性国际社会，也就是说，在现在中国的地盘上，先秦时已形成一个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马丁?怀特认为，人类历史上符合基本构成条件的国家体系只有三个，即古希腊—罗马国家体系、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体系以及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或西方国家体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同意，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已经演变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都认定先秦时的中国本身曾形成国际体系。胡适表示，战国时期，“好多个封建诸侯长成了大国，而几个有力量的独立国家并存竞争”。从整个中国体系看，“中原各诸侯国以及中原以外的国家都拥有差不多同等的独立性”。顾颉刚表示，春秋以前在中国内部的政权实体“多为独立的国家及部落”。葛剑雄认为，西周的分封制就是“承认各诸侯国实际上的独立”，而春秋战国时期只是诸侯国“已经存在的独立性的表面化”。而在唐家璇主编的《中国外交辞典》中，则明确说周礼是春秋外交的“国际法”。
　　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不少人恐怕一时接受不了。其实，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在西周时期，诸侯国的独立权虽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到西周中后期这种限制已经开始瓦解，周穆王征讨犬戎不胜，“自是荒服不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基本上不再服从周王朝。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诸侯国是在周王朝统辖之下的一级国家政权”。即使在今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继续承认英女王是本国的最高元首，但没有人会认为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不是独立国家。因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春秋战国时代一些独立的前国家实体是古代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基本行为体。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外交，一是外交主体有模有样。那时在中国现在这块大地上，有几十个独立主权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军队，管理着固定的领土和人口，能独立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有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力，能相互订立得到各国公认的盟约；二是外交人才群星灿烂。如子产、管仲、张仪、苏秦、范睢、晏子、蔺相如、蔡泽等；三是外交思想精彩纷呈。孔子理想主义的外交思想，老庄自然主义的外交思想，管子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兼具的霸权主义外交思想，荀子王霸之道的天下主义外交思想，等等，影响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外交历史；四是外交峰会司空见惯。当时诸侯国家间国君互访或参加多边的盟会是家常便饭，《左传》记载盟会多达160余起；五是外交智慧层出不穷。合纵连横、唇亡齿寒、完璧归赵、远交近攻，卧薪尝胆，等等，至今给人以启迪。这几点，中国后来的历朝历代恐怕都未能超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体系，那是需要外交人才、外交思想、外交智慧的历史时代。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无论哪一国，既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中国大地上当时的列国在外交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影响人类命运的剧目。
　　【中国长期是区域性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
　　秦汉的建立使中国归于一统，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东亚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有高山、沙漠和大洋阻隔，又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它悠久灿烂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使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东亚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体系和秩序。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中国主导下的和平。由于中国的实力远远强于于该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统一强盛时，中国为该体系的一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二是通过册封等，中国为其他国家政权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三是将儒家治国模式引入国际秩序，重在“以德服人”，不干涉他国内政，以“礼”为核心调节和约束国家间的关系，强调国家之间正式的等级制度，邻国只要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双方便可相安无事。四是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贸易。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长期以来受中国单极影响，但并非任何朝代都这样。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曾经历汉匈两极争霸的时代（匈奴面积是西汉前期的两倍多，汉匈相互承认平等，约为“兄弟之国”，相互承认对方首领为“天子”，汉匈军事力量基本相等，匈奴在西汉前期取攻势，楼兰、乌孙等26国曾归附匈奴）。东汉末年，中国分裂为魏蜀吴三国，后又经历分裂或分立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时代、五代十国时代、宋辽金夏时代等，这时的东亚国际体系显然是多极争霸的时代。争霸中的多极都在中国现在的版图内，按今天的观点，不管谁主导东亚国际体系，代表的都仍是中国。不过，当汉族中原朝廷软弱无力或面临内乱和分裂时，中国对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力则大受影响，东亚地区往往陷入动乱之中。这时，汉朝政权往往不得不反过来向匈奴进贡、和亲，汉宋朝廷反过来也向金、辽等政权称臣纳贡。
　　【中国与国际体系间的历史性变化及启示】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国际体系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在应对国际体系这一涉及政权安危和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在不少时候缺乏均势战略思维和均势外交大师。北宋时，宋辽金形成了三国相互牵制的均势。对北宋安全而言，辽国对金国的战略牵制不可或缺，辽金抗衡最符合北宋的安全利益。然而，北宋朝廷却自毁均势，自毁战略缓冲力量，与金达成海上之盟：北宋帮金灭辽，金把幽云十六州送给宋，宋每年将送辽的岁币转送给金。灭了辽国，金国得以长驱直入，酿成俘获徽宗、钦宗二帝的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南宋晚期，蒙古已成为南宋的心腹之患，维持金国对蒙古的战略牵制，即维持宋蒙金三国均势体系，最有利于南宋的安全，宋廷却念念不忘雪靖康之耻，与蒙古联手灭了金国，南宋随之也亡于蒙古。宋朝外交缺乏均势的战略远见，竟然在同一个地方连续摔倒了两次。千年以来，宋“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的得失为后人所关注与讨论。王夫之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策论部分第五题题目便是“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苏美争霸，中国这张牌开始凸显重要性，中国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可惜中国外交当时全面左倾，既要“打倒美帝”，也要“打倒苏修”，还要“打到各国反动派”，不怕得罪人，自我孤立，未能借机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均势体系，使两极争霸的红利为日本等国所得。邀请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安全环境才得以大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