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 [秦池江：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一个从山区农村走出来的金融工作者，　　一个没能进入大学门的金融理论工作者，　　一个退休不蜕变的执著老人。　　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他一生的追求和境界。
　　平凡的工作岗位
　　宽阔的学习平台
　　秦池江17岁从湖南银行学校毕业，响应支持边疆、参与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号召，随着200多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东北，在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工作了32年。一开始，他被分配在计划科当统计员，一干就是10年。
　　统计工作时间性强，涉及面广，特别是旬报，要求把全省的汇总表在旬后4天报到总行。在当时邮电通讯落后的条件下，加班加点，半夜守着电话是常事。统计工作平时忙于“记数字、打算盘、汇报表，但数字背后有着鲜活的故事，要求统计员及时识别，一点也不能马虎，没有业务知识功底，没有负责的工作态度，就容易出差错。”“我觉得统计是一个很好的岗位，因为全行的业务都和我有关系。”秦池江把统计工作视为学习业务、文化和政策的最好平台，他对会计制度、信贷管理、货币流通和各项业务规章制度等知识，都有浓厚的兴趣，边学习、边理解、边验证。正是这10年的磨炼，养成了秦池江守时、严谨、细致、思考的习惯，在平淡的工作中沐浴着紧张和快乐，也成为他一生受益的无形财富。
　　坚持实事求是
　　从小处看大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秦池江经常参与政府中心工作，几乎每年的春耕、夏锄、秋收和征购粮都要参加，也有很多机会参与各种社会经济调查。黑龙江全省不少大工业、大农场、小手工业、大大小小的商业企业，他都去过。“作经济调查，不能只是主观考虑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只是单纯的业务观点，或者仅仅是按行政命令做事，要结合实际情况，独立思考，求真务实。”说到感受最深的一次调查，秦池江禁不住声音哽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随同一位副省长到农村搞征购粮调查。当年农业歉收，国家征购粮任务完不成。在一个县的调研中，农民实话实说，“社员春天口粮太紧了，小麦打场以后，给每户救急分了吃了一点”，我们算账，平均每户分吃了50斤粮食。情况清楚了就起草调查报告，提出了要如数扣回的措施。因为“瞒产私分”是犯大错的事呀！那位副省长听了我们的汇报，说：“国家向农民要余粮，农民还吃不饱肚子，这两头都要考虑呀！你们的调查，如实反映是对的，但要从农民口粮中扣回来就不要那么写了。今年扣回来明年还是不够吃怎么办？”这件事在秦池江的印象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说，我们搞经济调查，深不下去就摸不到实情；调查以后，说实话，提出可行的对策也要多动脑筋。“我们做经济工作，要对国家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我们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要考虑人民生活现况，考虑社会的安定，考虑国家今后的发展。不是为了调研而调研，不能凭个人喜好，不能先入为主。”
　　多看书多想问题
　　坚持独立思考
　　秦池江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新的平台。当时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成立金融研究所，领导决定让他到研究所当副所长，从那时起，他时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对金融政策和银行业务总爱琢磨，琢磨完了也常发表点“奇谈怪论”。比如，当时不能说我们国家有通货膨胀，只能说现金发行偏多；不能说有信用膨胀，只能说银行贷款过多。那时的经济书刊很少，在有机会认真细读《资本论》，初步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后，秦池江对我国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实际分析。后来，他又参加过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培训学院的培训和IMF在中国举办的学习班，秦池江思路更宽了，研究的内容也更广了，也接受了不少新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
　　“直到现在，我也不习惯于按人家的旨意，按社会的风向写文章，除非我不写，我要写，一定是经过我自己的思考。有条件就多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议，多看一些书籍，广泛关注社会生活，增长间接的知识和新的社会信息，经过自己的观察比较，才动手写出一点文字。我写东西不是为了稿费、得个奖，我写东西要有自己基本的信仰，要有自己的语言。”
　　养成超前思维
　　敢于承担责任
　　在秦池江担任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期间，正是我国金融改革开展比较关键的时期，按照总行领导提出的“课题带队伍”的精神，他组织各地金融研究所开展学术讨论和课题研究。他说：“搞课题研究，不是对现行政策的宣讲和流行理论的导读，而是要有宏观性、针对性和思辨性，要多一点百家争鸣，有时还要冒一点风险。”曾经有一个课题报告，因同主流观点有冲突，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责难。面对现实，他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上并没有畏惧和退却，但在如何对待研究人员的成果和责任方面，他却主动去承担后果。
　　曾经同秦池江共事多年的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李民说：“也许我没法去评述秦所长的学术成就，但在开展海峡两岸的金融学术交流方面，他能担当、敢坚持。”1993年，当时政治环境所限，两岸的金融交流还处于萌芽时期。秦池江敏锐地看到了两岸政治经济发展，两岸金融交往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中国社科院于厦门组织的两岸产业结构学术研讨会上，他与台湾学者周添城教授建立联系，商谈了两岸开展金融学术交流的设想。通过周教授的沟通，中国金融学会与成立不久的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建立了联系，克服了重重困难后，第一届海峡两岸金融研讨会于1994年得以在台北举办，俞天一、曾康霖、江其务、唐旭、王喜义等都参加了这次聚会。从那以后，两岸金融研讨会已经举办了近20届，为后来两岸金融界的相互了解和业务合作，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氛围，为两岸金融合作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
　　矢志于公众利益
　　无动于个人得失
　　秦池江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坚持恪尽职守、淡化个人名利；为了公众利益敢于直言，面对个人利益决不伸手。2002年，他被人民银行总行聘到参事室工作。对这份“义务”工作，秦池江不改初衷，深入调研向总行领导反映真实情况，仗义执言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当时我国的城市信用社正处于紧锣密鼓的整顿清理之中，并确定城市信用社限期退出市场。城市信用社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基层金融工作要思考和求解的一个大问题。秦池江和参事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浙江、江苏、安徽进行实地考察，与第一线业务人员、信用社管理人员、中小企业客户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掌握了许多实际情况和数据，了解了社会各方的想法和意见，最终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报告，向总行领导提出建议：对于服务方向明确，经营管理有方的城市信用社不能撤并，而应该予以保护，促进发展。后来总行领导调整了政策，使一批城市信用社逃过了生死大关。
　　秦池江曾在黑龙江选区当选为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任职的10年中，他珍重和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始终关注民生，勇于参政议政。他在10年中每年都要提出多项议案和建议，对政务工作发表过不同的意见。例如，他提出了“关于制订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的议案，“关于建立国家科技创新投入保障体系的建议”，“关于建立农民工和谐工程的建议”，“关于制订社区投资法”，“关于制订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关于制订农业融资法”、“关于修改《票据法》“等议案，有的一次未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就多次提出。
　　2005年，他在代表视察中撰写的《关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的调研报告》在《科技日报》上全文发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还被黑龙江省人大评为十位优秀代表之一。
　　从1953年参加工作起，秦池江经历了中国金融业60年的风雨洗礼；从退休至今17年了，他依然密切关注着金融领域内的新问题、新政策和新动态。他说，现在中国金融需要研究的问题、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作为退休人员议政不乱政、补台不拆台，但愿看到中国的事情越办越好，但愿我们多一点独立思考和原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