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秧歌视频_浅论陕北秧歌的渊源演进及现实走向

　　陕北秧歌是陕北文化中最为绚丽的一颗明珠。它是陕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顽强不懈的表现,是勇于面对困境的真实写照。本文主要是以陕北秧歌的渊源为线索,阐明陕北秧歌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和特点,以及新秧歌运动对陕北秧歌的重大影响,以时代的角度去分析阐述陕北秧歌今后的艺术化发展路线。
　　
　　一、陕北秧歌的历史渊源
　　
　　如果要了解陕北秧歌的历史渊源,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秧歌”。秧歌字面的意思是南方农民插秧时唱的歌,即插秧之歌。秧歌主要以民歌小调和民俗表演为主,由于民情、民俗的差异,同一地区也会形成各种风格特色的民间秧歌。比如南方的“花灯”、“连响”和靠近山区的“耍猴”,以及北方多有的“龙灯”、“高跷”等表演。起初流传于南方插秧时的农事活动传到北方并发扬光大后形成的陕北秧歌艺术形式,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农村自娱自乐并且穿插民俗、民情,有固定的演出时间的广场性艺术活动。
　　陕北秧歌最早的由来是因为陕北自古以来生态环境极差,地处黄土高原之上,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以土地为本,视土地为性命,因而祭祀土地爷以求获得丰收,就成了陕北人新年中的第一宗重要的社会活动。民国河北《沧县志》提供的资料信息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一,它怀疑秧歌“命名之义”乃“南人种稻插秧而歌”,并提示出“秧歌”的另一名称──“阳歌”。由此可知,秧歌源于祭祀土地爷的活动,形式多样,是一种民间广场集体歌舞艺术,表演起来,多姿多彩,红火热闹。就陕北秧歌来说,我个人更多地倾向于曹谷溪先生提出的“南北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结合”的说法,因为陕北秧歌是一种自发于陕北民间又吸收外来秧歌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群众性的载歌载舞的广场综合艺术。春节不仅是人们劳作一年后获得放松轻闲之际,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为了下一年的风调雨顺,人们不仅要着手农耕准备,更要进行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春节来到,陕北民间小调和陕北秧歌,各种庆典祭祀和娱乐活动就铺排开来。可以说,这就是传统的陕北秧歌。
　　
　　1. 陕北秧歌的表演特征
　　在陕北黄土高原上,植被稀疏、色彩单调。由于陕北的人文民俗和地理位置处于黄土高源之上,水源贫乏的原由,人们劳作十分辛苦,所以在苦焦的日子里他们只有通过“阳歌”来宣泄压抑的苦闷心情。正是这样的缘由,陕北自古就有的“阳歌”,也就不可能不被这外来的“秧歌”所浸染。这样一来在陕北秧歌中就有了“丑角”和“武性”的夸张表演,这些可以说是陕北“阳歌”演变为 “秧歌”一个具体表现形式。我认为,陕北在中国古代一直处于边关的位置,经过几次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北方的异域民族进入中原。所以陕北吸收了不同地域人民的文化,同时也被这样的文化感染、融合,于是当地的“阳歌”与外来的“秧歌”结合就产生了陕北秧歌。在陕北秧歌中表演者红袄绿裤、脸涂油彩,手持彩帕、高举红伞、耳垂红炮,这是由于陕北秧歌崇尚大红大绿,好营造热烈欢快的景象。陕北秧歌主要有“大秧歌”和“踢场子”两大类。大秧歌,是一种在广场上进行的集体性歌舞活动,规模宏大,气氛热烈,动作矫健豪迈,情绪欢快奔放,并伴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跑驴等社火节目。“踢场子”秧歌,参加人数为偶数,成双成队,男待彩扇,女舞彩绸,既刚健,又柔美,既洒脱,又细腻。逢年过节,城乡都组织秧歌队,拜年间好。村邻之间还扭起秧歌互相访拜,比歌赛舞,热闹非凡。 陕北秧歌表演形式,主要特点是“扭”,所以也叫“扭秧歌”,即在锣鼓乐器伴奏下以腰部为中心点。头和上体随双臂大幅度扭动, 脚下以“十字步”作前进、后退、左腾、右跃的走动,上下谐协,步调整齐,彩绸飞舞,彩扇翻腾,同时舞者还伴随唱。
　　
　　 2. 陕北秧歌的表演形式
　　陕北秧歌主要有三种角色,即伞头、文、武身子和丑角。现在的秧歌舞,经过改革后角色有所不同,服饰可为现代装,腰系红绸带。手中道具可以是镰刀、锤子,可用花伞。丑角也可不要,也可和霸王鞭结合起来。陕北秧歌是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传统大秧歌是扭完后停着唱,群众叫“敲起来扭起来,不敲不扭唱起来”。扭大秧歌领头者叫伞头,一手持伞;另一个舞者身挎一串铃,手拿佛尘,称之为马排子,走在伞头后面。锣鼓琐呐一响,伞头着带着秧歌队,在前开路,变化各种队形。最红火的要数邻村互访彩门子秧歌,秧歌队进门要过彩门,对方秧歌来迎接。这时如两军对阵,一问一答,答对了方才接回村里。表演程序一般是伞头起唱,多为见景生情,即兴创作,锣鼓间奏,群众合唱最后一句。
　　在陕北,每年春节来到,“锣鼓一响,喉咙发痒”,人们就开始筹办娱乐活动,有的地方也叫“热闹”或“闹红火”。早年多是男扮女妆。随着时代的发展,女的也参加。男女队身着彩服或带云角装的秧歌服,男的用毛巾包头,女的手持彩肩、汉巾。在活动形式上,有大场秧歌、小场秧歌。其中包括一些道具舞,如“狮舞”、“龙灯”、“水船”等。拜年有排门子秧歌,彩门秧歌;正月十五有酒曲秧歌、花灯秧歌。小场秧歌又叫踢场子,分二人场、四人场,八人场。舞蹈动作丰富,豪迈粗扩,潇洒大方,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局憨厚、开朗乐观的性格。陕北人闹秧歌,不仅是青年男女的事,甚至许多老汉、老婆也乐于参加,锣鼓一敲响,喉咙眼直痒痒,就想亮开嗓子唱几声,甩开胳膊扭秧歌,踢场子,自取其乐。不参加秧歌队的人就跟上秧歌队看红火,不仅在本村看,甚至跑上十里八里的山路,到邻村看歌,正月十五闹元宵,转九曲,也就正是陕北闹秧歌的最高潮。
　　
　　二、陕北秧歌受到新秧歌运动的影响
　　
　　陕北新秧歌,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后,解放区人民全新生活的反映。它形成于40年代前后,真正成为一种新秧歌运动,则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当时大批的知识文化界人士纷纷涌向延安,反映到文化艺术活动中也就存在着指导思想和观念倾向等一系列问题。如思想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民间艺术上的借鉴或排斥行为,外国艺术上的盲目推崇和生搬硬套。面对这样的情势,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借鉴和继承、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文艺的人民性和阶级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等重大问题及相互关系,由此而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新纪元。
　　
　　1. 从“小鲁艺”发展到 “大鲁艺”
　　座谈会后不久,毛泽东专门到鲁艺作报告,号召要走出“小鲁艺”,要到人民群众的“大鲁艺”中去。因此,当年12月间,鲁艺决定组织一个民间形式的宣传队,要求全院师生献计献策,于是一个百余人的鲁艺秧歌队就诞生了。1943年元旦期间,鲁艺秧歌队排练了一些秧歌小场子,如打腰鼓、莲花落、打连响、表演唱等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的秧歌节目,在延安街头、党中央所在地的枣园和杨家岭巡回演出,一下轰动了整个延安城。由于鲁艺秧歌的影响,延安各机关部门和文艺团体,纷纷组织自己的秧歌队,当时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除了鲁艺秧歌队外,还有边区文协秧歌队、延安县秧歌队、抗战剧团秧歌队等。由于鲁艺秧歌队组建最早、人才最多、演出效果最好,因而当时影响最大、最为知名,人们亲切地把鲁艺秧歌队称之为“鲁艺家”。正是由于如此大规模的秧歌演出,使得当时的延安,成了秧歌的海洋,从而形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新秧歌运动。新秧歌运动,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参加人数之多,表现内容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它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最大程度地把文艺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洋溢着一种清新、欢快、健康、向上的情调,深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2. 陕北秧歌发展至大型秧歌剧阶段,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如果说新秧歌是当时陕甘边区广为盛开的群众性的艺术之花,那么,秧歌剧团则是这百花争艳中结出的最为丰硕的果实。如果说新秧歌使得陕北传统秧歌中的大场子秧歌在此时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的话,那么,秧歌剧则使得陕北秧歌中的小场子秧歌发展到了辉煌。过去旧秧歌中小场子的插科打诨、逗趣逗乐性的即兴式表演,到了秧歌剧则成了有因有果,有人有事,有矛盾有结局的与边区人民革命和生活紧密相联的以“剧”的形式来进行展示的全新形式。于是,一大批贴近生活、形式多样、新鲜活泼的秧歌剧就在这样的背景上相继涌现,而最为有名的有《兄妹开荒》、《夫妻织字》、《刘二起家》、《十二把镰刀》、《小放牛》、等。纵观当时上百种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其中都洋溢着一种情绪,这就是新的边区生活中人们所有的那种热烈激奋的喜悦之情;其中都反映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解放区蓬勃向上的新生活,它是吸收民间艺术精华创造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新艺术。
　　
　　三、陕北秧歌的现实走向
　　
　　陕北秧歌,从一种原始的实用祭祀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影响广大的民间群众艺术,从一种传统的旧秧歌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秧歌和秧歌运动,从一种简单的秧歌剧发展到大型的秧歌剧,直到孕育出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乃至影响了中国日后歌舞剧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可以说,这是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文化人共同创造的财富,因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度审视这一过程时常常感到,艺术来自于人民,艺术来自于生活,艺术来自于时代。秧歌剧艺术在不断的自我发展中,逐步地完善丰富了起来,逐渐地由低级形式跃上了高级形式,实现了秧歌艺术所应该有的辉煌境界。
　　当历史由20世纪40年代进入到21世纪之后,作为曾最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秧歌艺术,能否再度出现它在新时代下的新辉煌呢?综观近些年秧歌艺术发展的现状,尽管现代科技和物质条件赋予了它过去不曾有过的景象,但其本质性的表现则是在向传统的旧秧歌中的大场子秧歌的回归,要说有特点的话,只不过是道具现代化了,场面壮观宏大了,表现内容则紧缩为一种简单性的宣传。现代秧歌的这种走向,实际上只是传统秧歌形式的一种借代,其阔大的景象只不过是一个失去了秧歌艺术特有价值内涵的空壳。长此以往下去,秧歌艺术只会变成现代物质化的铺排而没了其应有的人文精神,枯萎衰竭也就在所难免。
　　
　　结语
　　
　　面对如此境况,作为一个原本最具有活力和最具有派生力的秧歌艺术,到底应该怎样去实践,这恐怕是一个需要认真探寻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可能使这一种艺术形式又重回旧路地再走一遍,但它又应该生出何样的姿态以面对现实,如何根据秧歌艺术自有的特点,并结合现当今全新的时代生活,切实地去发掘、去研究、去探索。试想,如果当年没有鲁艺人那样一群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化的艺术家的辛苦努力,也就不会有新秧歌、大型秧歌剧和民族新歌剧的诞生。所以,发展当代的秧歌艺术,就必须有一批乐于吃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惟有这样,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秧歌艺术,才能不断花样翻新,才能在不同时代不同生活里,开出不失自己本来面目又别具一格的灿烂花朵来。
　　
　　参考文献
　　1. 曹谷溪:《再谈陕北秧歌》,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吉林音乐出版社1989年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42年
　　4. 《延安府志》
　　5. 王生堂:《陕北正月天》,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
　　6. 陕西省文化厅等编印《陕西省“陕北秧歌学术讨论会“论文专集》1985年
　　7. 朱维青:《舞蹈》,《舞蹈杂志》第264期(2003年)
　　8. 潘志涛编《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法》,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
　　9. 高倩编著《安徽花鼓灯――中国传统民间舞蹈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
　　
　　王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责任编辑:唐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