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信笺】 信笺

　　有些东西也许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往下传，但手机绝对是下一代往上一代送，现在很多老年人的手机就是子女们淘汰下来的，有些老年人还不会打，只是带着而已，最多也就是接接电话。在我的记忆中，过去是二十年为一代人，现在据说五年就可以为一代人，我想，这多半是交流工具闹的，不同的交流手段会造成不同的交流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今天，如果有人说，现在10代人生活在同一个时段，我想，这种说法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这一代人（五六十岁）虽然使用起现代交流手段来，离得心应手还差一大截，但与年轻人相比，我们掌握过的交流方式却要多得多，所以这方面的回忆也要丰富些。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无法想像当年父辈们打电话之难。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电话开始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前只有局级和局级以上的干部以及那些享有同等待遇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家中，才装有电话，而且他们似乎也不用交电话费，因为打电话是工作需要。而普通老百姓则只能依靠传呼电话，往往是一些小店提供传呼服务。店主们为了挣这点钱，服务是很周到的，常常会看到他们站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楼上的人下来接电话。而楼上的人上气不接下气跑下来时，可能还接不着电话，因为对方等的时间太久，把电话挂了。小店里的电话一般是放在窗外的一块木板上，寒冬腊月，打电话的人会冻得直打哆嗦；到了盛夏，打一次电话就会汗流浃背。当时的传呼电话还不能打长途电话，打长途必须得去长途电话局，长话局永远挤满了人。当时，北京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就是通过这样的电话同广州联系，可以说，长话局最早承担了促进商业活动的重任。
　　后来，老百姓也可以装电话了，除了要花上几千元钱外，常常还要托人给装电话的人送烟送酒，才能把电话请回家。在电话线路紧张的年代，消费者做不了上帝，只能扮演低声下气的角色。现在，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拿起手中的电话就能打到天涯海角，距离不再成为交流的障碍。最会让人产生错觉的是，有时德国来的电话竟然比郊区的电话还要清楚，似乎打电话的德国朋友就住在对面的楼里。不过，与朋友电话打得多了，见面的次数就少了，好像话已经说尽，不必为了絮絮叨叨再跑好远的路。就连住在一百米外的朋友，也是打电话多，见面少。这样的结果是，朋友间少了许多接触，今天，只有年轻的恋人才渴望面对面的相视。现在，也没有了朋友突然来访的惊喜，因为来电预告早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了，即使我不在家里，他们也能通过手机通知我。
　　手机就像无形的线，随时随地把人与周围世界连在一起，有时，也会让不少人痛恨，但很少有人能完全地抛弃它。手机的出现更使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成了“电话亭”，坐在公共汽车上，能听到姑娘与男友柔声柔气地交谈，谈买卖财大气粗的声音，还有催丈夫马上回家的命令，坐半个小时的车能听到不少“隐私”，打电话的人并没有“设防”的需要，因为他们知道，身旁的人最多也就是听半个故事罢了。
　　仔细想一想，最让我留恋的还是靠书信进行交流的时代。从上海到北京上学后，我真正体会到信的重要。当时与家里的惟一联系就是通信。父亲总是定期给我写信，每星期三我几乎总能收到他的信，如果那天信箱是空的，我就会着急起来，好在，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我上了五年大学，与他的通信从没间断过，尽管大部分的信只是报个平安，偶尔，父亲也会把他写的古体诗寄给我，让我兴奋许多天。一般我总是利用上夜自习的时间给家里和老同学写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坐在大教室里写信的情景，那是我心里最平静和愉快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回忆和思念中，从笔下流出的是充满情感的文字。那时，我很少感到寂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发泄了感情和思绪，通过收信得到了不少温暖。
　　不过，信件也给我带来过麻烦，上世纪60年代，我过去的邻居去了香港，她给我来了信，过了不久，辅导员就找我谈话，明确告诉我不许与她通信，迫于无奈，我只得不给她写信。没想到的是，那次断了联系后，整整过了三十三年，我们才又找到对方。
　　现在，我想，只有偏远地区的人仍然把写信作为主要的交流手段，因为那里打长途电话不方便，且又比较贵，很多人也没有可以发电子邮件的电脑，所以他们只能依靠笔和纸了。前几年，我有时会收到云南边境地区一位小学老师的来信，每次读她的信，我都有很多感触：她的字写得非常工整，也很秀丽，文字也非常规矩，而我自己自从有了电脑后，拿笔写信的能力也差不多丧失了。
　　最近一两年，我发现一些在我班上学德语的青年学生，说话和写短文时很缺乏逻辑。我曾与同事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有一位同事说，他们是手机和因特网的一代，拿起电话就说，上网就聊，不需要很多逻辑思考。说和写确实是不同的，说话一般是脱口而出，而写东西就不同，需要想一想前后顺序，需要逻辑，否则会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我知道，我无法左右年轻人的交流方式，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用德语说话和写短文时，要动脑筋想一想，看一看所说所写的句子上下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我这么做肯定没有太多的效果，只是尽一份责任罢了。
　　再说，我也没有权利去责怪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放弃了写信，即使要写，似乎也没有了写信的对象。但我家里始终保留着一些老的信笺，有一段时间，我回家探望父母前，会去荣宝斋给父亲买些信笺，因为觉得它们漂亮，自己也留一些。现在，偶尔，我还会拿起这些信笺看看，不知不觉中，那早已消逝的写信年代又会在记忆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