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与京城文化空间的重构|空间重构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进城的乡下人”写成的名篇，如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也有不少现代作家笔下的“进城的乡下人”的故事和命运，如王统照《山雨》中的奚大有、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等，为后人留下了不同色彩的乡土记忆。然而，当代的“乡下人进城”与现代的“乡下人进城”，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今天，当我们谈到“乡下人进城”时，首先更为强烈意识到的，是中国普遍涌动的、不容回避的一种社会现象，然后才是一种文学现象。社会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使1亿多农民工涌进城市打工。这个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12%，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不了解他们的状况，倾听他们的声音，我们如何能够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境？没有这个群体的经验，我们如何谈论“中国经验”？没有关注和源自这个群体的文学，我们如何能够说“中国文学”是中国人的文学？
　　“乡下人进城”这一现象在北京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2003年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全市在京居住一天以上的外来人口为409.5万人，居住半年以上人员为307.6万人；务工经商人员为318.5万人，其中农民工239万，占75%。这近300万农民工是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体，不仅是某些行业的主力军，而且实际上已是整个北京城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北京都市生活的各个领域。
　　北京农民工主要是这样一群人：农村户口，由外省市进入北京务工；在北京至少居住半年以上；以16-40岁年龄段人群为主；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以初中学历为主；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职业集中于餐饮、批发零售、社会服务、建筑业、制造业五个行业；主要居住在用工单位提供的民工宿舍或散居在城八区的平房区。特别要强调的是北京农民工的学历。统计表明，在6岁以上的外来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10.7%；受过高中教育的占16.4%；受过初中教育的占57.8%；受过小学教育的占13.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9%。其中，农民工初中学历的占到72.71%。这说明北京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并不算低，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接受能力。
　　农民工的存在，对北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或社会关系方面，而且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北京文化空间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使北京文化空间形成了“乡下人文化”与“城里人文化”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农民工大量涌入而生成的对我国城市/农村二元结构的移植。这种文化空间的新变，对“进城的乡下人”和“城里的文化人”都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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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城的乡下人”正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参与技能，改善目前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与“城里的文化人”交流，融入北京的文化生活。
　　为了解北京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现状，我们在2005－2006年曾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这里所讲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是指北京市农民工现有的、能够实现的精神文化生活，简称其为有效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指北京农民工渴望的、现阶段不能够实现的精神文化生活，简称其为潜在的需求期望。调查表明，北京市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没有一种普及率(指经常做的比例)很高的文化活动。调查发现，没有一种文化活动的普及率超过50%(最高的看电视也只有49%)，普及率超过20%的只有看电视、看报纸、看杂志、看书(主要是小说)、听随身听/录音机五类活动。即使是看电视这种简单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不是大多数农民工能够得到满足的。对于那些需要付出较多时间、较多费用并且需要一定技能的消费娱乐类和体验消费类文化活动，农民工较少涉及。
　　（2）北京农民工迫切希望得到学习培训的机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农民工自我感受就业压力很大。大多数农民工希望通过学习增加就业的机会，甚至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比如，大多数的农民工认为“电脑已经成为一个打工者必备的技能”。
　　（3）北京农民工交际圈封闭，文化活动更多的是自我消遣，他们渴望突破。无论生活还是找工作，农民工更多地局限于熟人朋友之间的联络，与社区居民很少来往。调查显示，73.19%的北京农民工渴望融入北京的城市生活，并且他们的学习愿望非常强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2.08%的北京农民工做过义工，甚至有1.93%的农民工经常性做义工，而且有高达33.57%的农民工愿意做义工，反映了北京农民工渴望与其他阶层发生互助关系的愿望，并不想一直处于被同情、被援助的地位。在“想”与“做”之间存在的差距，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农民工自身的工作岗位的要求限制了其活动时间和活动范围；二是社会上对农民工做义工普遍还持有讥笑、轻视和怀疑，甚至拒绝的态度；三是目前做义工还有一定条件的限制，有些甚至是具有歧视性的条件，比如：义工必须是北京户口，这就是很多农民工不能跨过去的门槛。
　　目前，北京农民工已经组建了诸多文化团体，在大都市里建构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诉求：比如，1996年，北京部分打工人员在《农家女》刊物的组织下，成立了“打工妹之家”，还专门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打工妹》，发表了一批作品。2002年，部分打工人员在北京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2002年5月起，这批各有文艺特长的打工者，把建筑工地、社区广场当舞台，利用业余时间四处为民工免费演出。两年多来演出了200多场，不但深受欢迎，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在自制的《天下打工是一家》的CD宣传语中说：“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不能表达自己。而‘打工青年艺术团’却能通过文艺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2005年，一批北京农民工组建了叫“劳动号子”的演出团体，这个演出团体的存在之艰难，从以下介绍可见：“很多队员有过做群众演员的‘北漂’经历，他们从城乡接合部电线杆上贴的小广告找到‘劳动号子’，又带来各自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松散的组织，坚持下来实属不易。难免遇到有人回家收麦子，有人加班没有时间参加排练，所有的节目都安排了A、B角色，以防突发事件。”（（《劳动号子喊起来》，载《南方周末》2006年7月6日）虽然如此，他们还是顽强坚持下来了，并在2006年6月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我们在一起2006年”活动周。2007年2月，由香港乐施会支持，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起的同心诗社成立。来自广东、河北、山东、河南、陕西、辽宁、浙江、四川、内蒙古等省区在京务工的几十位工友、歌手等共聚一堂，以相互交流创作的简朴方式举行了诗社的成立仪式。其成员都是外地来京打工的工友：建筑工人、保安、厨师、食堂女工等。众多文化团体在北京的纷纷涌现，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提升自己、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也表明了农民工文化团体正日益成为北京文化空间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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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的文化人”，尤其是作家、艺术家，日益关注“乡下人进城”这一现象和“进城的乡下人”这一群体。
　　近几年来，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日益成为众多“城里的文化人”的一个热点。社会学研究如王颖的《中国民工潮:关于打工族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王洪春的《中国民工潮的经济学分析》，电影如贾樟柯的《小武》、杨紫烨的《颍州的孩子》，小说如刘庆邦的《神木》、曹征路的《那儿》、阎连科的《丁庄梦》，报告文学如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打工诗歌”等，都引起了国人瞩目，甚至引发了较为剧烈的论争。其中，以“乡下人进城”和“进城的乡下人”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热点。
　　近20年来，北京乃至中国文坛流行着一种试图把“审美性”和“政治性”分离开来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对以往极“左”文学思潮的反拨，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并不正确，也不符合新文学的发展实际。关注弱势群体，呼吁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任何一个作家作为国家公民所应该秉具的素质。很难想像一个没有道德担当的民族的文学会是健康的。可喜的是，进入2000年以来，北京作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力度大大加强了。作为农民工最多的大城市之一，北京的不少文化团体和作家都积极关注“乡下人进城”这一现象和“进城的乡下人”这一群体。比如，2005年《北京文学》举办“第二届北京文学奖”，就特意将“读者最喜欢的报告文学奖”颁给了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2006年7月，北京市文联发起了“首都文艺家边村行”活动，积极关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互动。
　　曾几何时，《我爱我家》《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成为京城热播的电视剧，城里人看起来乐此不疲，津津有味，而眼下的《刘老根儿》《保姆》也同样成为热播节目，还是那些城里人，对农村农民的命运备感关注。这种转变既是时代潮流影响的结果，也是“城里的文化人”自觉调整的结果。北京作家阎连科就这样反省这20多年来的文学思潮：“文学当然不应该承担过分的责任，这是几十年文学发展的教训，但如果文学到了什么也不再承担时，文学也就不再是文学，而是流行文化。如今劳苦人已经从文学中退了出去。我们从文学中很少看到对底层人真正、真切的尊重、理解、爱和同情。这个问题在近年的长篇创作中尤为突出，像萧红那样的写作已经几乎绝迹。”
　　20世纪30年代，新兴的左翼文学拨正了“五四”以来过于注重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限制，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关注底层民生的这一面，并把关注的底层从农民拓展到工人，为文坛带来了新鲜、刚健的气息。回顾历史，反思现在，北京作家如何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继承左翼文学传统，积极关注“乡下人进城”和“进城的乡下人”，无疑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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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北京文化空间这一层面上，“进城的乡下人”和“城里的文化人”之间的最大问题，是存在着诸多障碍性因素，不能有效地沟通和交流。
　　“乡下人进城” 这一现象和“进城的乡下人”这一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这种不平衡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去对待这种不平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同阶层之间没有互动、缺乏交流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僵硬的、因循守旧的社会，不可能适应世界性竞争。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不同阶层的流动性和交融性很大，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才有可能得以协调解决。我们应该意识到，与“上山下乡”那种强迫的“城乡交流”相比，这种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展开的“乡下人进城”无疑是一种时代进步，并更能有效推动城乡间的交流。而积极推动“进城的乡下人”与“城里人”的文化沟通，实现彼此的文化融合，对促进北京乃至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种“城里的文化人”和“进城的乡下人”的互动，对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学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进城的乡下人”带来了来自田野的刚健、质朴、新鲜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城里的文化人”则具有着精深、丰厚、高雅的文化修养。两者的有机结合，能促进北京文化的向上生长。当前北京以“乡下人进城” 这一现象和“进城的乡下人”这一群体为题材的许多作品，内容雷同，形式单一，过于强调伦理担当，缺乏探索文学形式的意识。这实际上是两者融合得还不够成熟的结果。
　　 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忧虑地发现：“进城的乡下人”和“城里的文化人”在文化层面上的沟通变得很薄弱。“乡下人”的文艺团体与“城里人”的文艺团体，往往各自为阵，营垒分明。在农民工的文艺作品中，与“城里人” 的交流障碍是他们经常表述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在农民工创作的一个小品《隔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为什么我让座，这个城里人不坐呢？她是嫌我们脏吗？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宽广的马路不是我们建造的吗？为什么这些城里人不让座，还嘲笑我们让座呢？在我那宽广美丽的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互相帮助不是天经地义吗？我们与城里人的心为什么隔得那么远呢？！”有农民工诗人这样写到：“梦想的翅膀带着我的青春/飞向了中国的北京城/这里一片莺歌燕舞/我被深深地吸引了/瞅个空隙/一个猛子便扎了下去/我努力改造着自己/想办法让自己融入其中/努力，努力，再努力/奋斗，奋斗，再奋斗/终于有一天/我迷惘了/因为这儿并不容纳我/我被鸟的统治者以异类驱赶了出来……”“劳动号子文艺社”曾经一度与城里的文化人合作排戏，但没有成功。他们感觉：“还是城里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他们思想和做戏风格与我们完全不同，碰到专业的人，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演出来就不是味儿。”（《劳动号子喊起来》，载《南方周末》2006年7月6日）这说明，两者在深入交流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城里的文化人”和“进城的乡下人”共同努力，而且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