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雄故土上的神秘之丘]象雄

　　 　　 　　从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陶器和铜短剑 　　在对象雄文明漫长的的追寻道路上，人们一直在注视着地下的考古发现。 　　死亡也许是人生中最为神秘、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人类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存当中，古代墓葬是人们生前世界的折射。因此，考古学90%以上的研究对象，便是埋藏在地下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古墓葬，它们往往是揭开早已消失的古老文明神秘面纱的最为直接的科学证据。
　　在对象雄文明漫长的追寻道路上，人们一直在注视着地下的考古发现。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教授便已经开始注意寻找西藏西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迹。他曾在拉达克境内的列城（Leh）发掘过一种以“石板为盖”的墓葬，据他描述说：“墓葬内部用未经加工的石头砌成墙，……这些墓大约长1.8米，宽1.4米，深1.8米。陶器都是手工制品而不是用陶工车盘制作的。在残破不全的状况下发现的器皿似乎不足95厘米的高度和宽度。一些陶罐上装饰着深红色的图案。”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杜齐的观察极为细致，他注意到，出土的陶器中没有发现过彩陶，仅在陶器的表面有呈锯齿形、梯形以及其它形状的刻纹，推测“它们可能代表的是树叶及各种草类”。
　　杜齐还观察记录了这些古墓葬中出土的其它遗迹：“在每一座墓葬中都可以发现许多头盖骨，其数量从三个到五个或二十个不等，头盖骨呈长头形，可以与具有现代人特征的短头颅的头盖骨进行比较，还发现各种各样的青铜物品，其中有手指大小的椭圆形珠子和顶部有三角形孔及挂环的铃形垂饰。在另一些物品中还发现了用假宝石制成的珠子及一些青铜碎片。”
　　杜齐的脚迹也踏上了阿里高原。他记述说：“在离冈底斯不远的卓玛山口附近，我们发现了另一座用石头环绕的墓葬，其所在位置海拔较高，这座墓设计成椭圆形。”
　　虽然杜齐的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揭示西藏西部历史上象雄文明的考古学面貌，但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继续追寻西藏西部早期文明遗存的重要线索。然而遗憾的是，在杜齐之后，这种追寻由于各种原因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1957年，中国学者开始踏上阿里高原，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科学调查工作。其后，1979、1981、1985等年度，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察队又多次对古格王国遗址（实际上主要为都城扎不让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成绩卓著。
　　但也许是由于古格王国的光芒过于耀眼夺目，几乎吸引了人们所有的视线，对于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的追寻，似乎反而被人们所淡忘。
　　直到1998年，在探索象雄文明的科学道路上，出现了一缕令人振奋的曙光。有消息传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札达县境内发现了一处名为“卡尔普”的古墓地，在这里清理出几座年代大大早于古格王国时代的墓葬，出土了几件完整的陶器。
　　1999年，我在拉萨罗布林卡内举办的“西藏文物展”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这批出土在象泉河流域的古陶器。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和杜齐所描述的情况竟然十分相似：陶器表面饰有深红色的图案、各种刻划出的纹饰、没有发现彩陶器……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预感：中国学者对于象雄文明的追寻与探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就是考古学。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是在交互作用之下，让人从中感受到发现的无穷乐趣与刺激。
　　1999年8月，是阿里高原一个多雨的季节。8月2日，终于在几天连绵不断的阴雨之后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我和其它考古队员们第六次进入到阿里高原进行考古发掘与调查。
　　就在昨天，连日的雨天终于造成了恶果，一场猛然间暴发的山洪袭击了我们在山脚下设立起来的营地。营地旁边平时那条清澈见底、静静流淌的小溪，刹那间变成了一条狂暴的黑龙，以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夹杂着上游的草根、树枝席卷而来，吞没了我们的营地。虽然大家奋力“抗洪救灾”，将营地紧急迁移到河溪上游的高地――我们戏称这个新营地为“八一新村”――但是所有的帐篷都进了水，身上穿的衣服、脚下的鞋袜、地下的被盖统统被水浸透，弟兄们几乎是在又冷又湿、寒风沁骨的帐篷里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放晴之后的高原，又恢复了她美丽的面容，蓝天白云笼罩着绿草茵茵，清风扑面，纯净的空气中略带着几分青草的芬芳气息。抓紧这个难得的晴天，考古队员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分头开始工作。
　　我和我的老搭档李永宪一同前往皮央村作些考古调查。这个村庄因为皮央遗址的发现而著名于世，村子里的藏族群众也因为我们多次在此开展考古工作而成为了老朋友。
　　下午，结束了野外工作之后，我们开始沿着来路返回营地。途中，路过村子里的“恩吉拉”（藏语“医生”之意）家，这家人曾经是我们在皮央遗址工作时的老房东，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恩吉拉一家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喝茶歇脚。
　　几碗热呼呼的酥油茶下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谈得热闹，恩吉拉的夫人索央一边不断地向我们的碗里续上酥油茶，一面织着毛毡。不经意之间，我忽然发现索央从桌子下面不时地拿出一个盛羊毛线的罐子来团绕几下毛线。虽然只是那么一刹那之间，但那个陶罐的形状却已经象一道电闪雷击一样击中了我。
　　 “索央，把你装毛线的那个罐子拿出来给我看看！”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道。
　　索央呆呆地望着我，不明其意。
　　 “就是桌子下面那个陶罐”，我急切地指着桌子下面请求道。
　　随着索央拿出陶罐的手从桌子下面慢慢地伸到我跟前，我的心跳也加快了，这正是我在罗布林卡的文物展上所见到的类似卡尔普墓地出土的那种陶罐：褐色的陶质，表面有红色的彩绘，口沿部上翘形成流状，单耳上有刻划的纹样……
　　 “这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接下来的谈话，完全就变成了现场考古调查。结果出乎意外，就是几天前这几场连续不断的大雨，将索央家后面的山坡上冲出了一个土坑，她家的小孩从土坑里找到了这件陶罐。
　　 “当时是好几个摆在一块呢，唉，可惜不知道你们要这样的罐子，孩子们都给砸碎了”，通过我们的神情，恩吉拉和索央大约也感到这当中的重要性，颇有些惋惜地说道。
　　 “那些碎片还能不能找到呢？”我急迫地询问道。
　　 “我试试看”，恩吉拉起身向外。十多分钟之后，他回到了屋子里，手中捧着一堆破碎的陶片，陶片的质地和纹样与那件完整的陶器完全相同。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接下来，我们在恩吉拉的带领下，来到了现场，找到了出土陶器的土坑，同时还观察到其它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土坑的形状略呈方形，原来深埋在地表之下约1米深处，大雨冲毁断崖之后暴露出地面，原来四周都用石板加以了镶砌。我们四处搜寻，在土坑附近发现了数块完整的石板和散乱的人骨，以及其它一些陶器的残片。
　　根据这些现象，可以完全肯定，这是一座用石板砌建的古代墓葬。这个重要的考古线索，就这样从皮央村一个普通的农家、从一个装盛毛线的桌子下面浮出了水面。我们由此兴奋地判断出：这个发现将不会是孤立的，这一带一定存在着与之类似的其它古墓群。
　　这就是考古学。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是在交互作用之下，让人从中感受到发现的无穷乐趣与刺激。
　　 当他将墓中随葬的羊头一个个地从墓中发掘出来时，连他自已也不相信竟然在他从孩提时代就生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地底下面，会埋藏着如此众多的秘密。
　　1999年这个多雨的夏季，从那天开始，变成了我们丰收的季节。我们不再诅咒泥泞和寒冷，我们不再抱怨没有阳光的日子，正是因为阿里高原这个百年难遇的雨季，从札达盆地的千沟万壑中冲出了若干个可供观察的断面，露出了许多蛛丝马迹，给考古队员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个又一个曾经深藏不露的古代墓地被我们接二连三地发现，经过考古试掘获得了一批极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这些新发现的古代墓地包括皮央、东嘎遗址范围之内的格林塘、萨松塘、东嘎第五区等三处墓地，以及在东嘎乡境内发现的格布赛鲁墓地。这几处墓群规模较大，墓地大多在地表残存有明显的墓葬封土标志（石丘或石圆圈），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有的墓地还发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列石遗迹。在当年的考古工作中，我们的考古队员们共清理发掘了墓葬26座，殉马坑1座，总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
　　从发掘情况看，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石室墓、石丘墓、土洞墓等几种形制，但均未发现棺木的痕迹。其中石丘墓在地表用石块垒砌石丘作为标志，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型石丘墓的形状以方形、长方形、梯形石丘较为常见；中、小型的墓葬则多为不规则的圆形石丘。竖穴土坑墓及土洞墓仅在地表观察到略为凸起的沙丘，无明显的标志。葬式有单人屈肢葬、二次葬、火化骨灰葬等，骨架保存情况不完整。墓地中个别墓葬中大量随葬羊头，有的一墓可多达18个羊头，放置在墓室的四壁。
　　其中，形制较为复杂的为土洞式墓葬，这类墓葬共计发现两座，均位于皮央格林塘墓地。编号为GM5的这座墓葬墓室的平面为椭圆形或近方形，
　　带有斜坡墓道和2～3个龛室，墓底中部或北部向下挖约10厘米的浅坑以葬尸骨。
　　葬式为屈肢葬，尸骨下铺桦树皮、朱砂或仅铺朱砂。墓葬的随葬品比较丰富，有陶器、铜器、石制品、骨器等，还随葬有羊头骨及羊的肢体。
　　编号为GM6的单室土洞顶部部分已经塌陷，这座由墓道、墓室和龛室等部分组成。墓向45°。墓道位于墓室东侧，向上呈斜坡状伸出，高约0.52米。墓道西端与墓室相连，墓室低于墓道口约18厘米，平面近似方形，转角处为圆弧形，
　　东西长约2.40米、南北宽约2.30米，墓室北部挖一长1.60米、宽约1.13米、深约0.10米的浅坑，内葬尸骨，墓室南半部陈列随葬品，有陶罐、桦树皮、石镞、羊头骨和用石块压着的羊个体4只。墓室顶部呈穹窿顶，高约1.50米。三个龛室分别位于墓室东壁、南壁和西壁与北壁的转角处，均弧形顶。西壁与北壁转角处的龛室最小，面积0.60×0.50平方米，陈放有植物种子；南壁龛室最大，陈放有羊头骨6具，面积1.10×0.60平方米；东壁龛室面积0.90×0.50平方米，亦陈列羊头骨7具。人骨位于墓室北部的浅坑内，屈肢葬式，尸骨下铺有厚约3厘米的朱砂，腿部随葬青铜剑一柄。
　　从墓葬中出土器物有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铁器、木器与竹器的残片等遗物。陶器多见夹砂红、褐陶，其次为少量的泥质红陶；器形多见圜底器，次为小平底器，偶见三足器，耳、流比较发达；器表多施以粗、细绳纹、戳印纹、弦纹等，有的施以红色陶衣。在墓地地表还采集到绘有红彩的陶片。
　　恩吉拉和他的妻子索央作为民工，也自告奋勇地协助我们参加了发掘工作。当他将墓中随葬的羊头一个个地从墓中发掘出来时，连他自已也不相信竟然在他从孩提时代就生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地底下面，会埋藏着如此众多的秘密。
　　 象雄故土上的神秘之丘――西藏西部古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揭开“象雄文明”之谜的窗口。
　　随着发掘和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学术上的待解之谜。除了上述这些重要的考古遗迹和出土器物之外，墓地中还有不少的遗迹现象可能与当时人们的丧葬信仰、思想观念、宗教习俗相关，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
　　墓地中属于祭祀性遗迹的有单独的动物殉葬坑，殉葬马、牛等动物，其中的一座殉马坑（编号为K1）位于墓地东侧，为竖穴土坑，面积较小，长约1.6米、宽约0.6米、深约0.2米。穴内葬一动物，骨架较大，可能为马骨，骨骼不全，仅余椎骨、部分腿骨和肋骨等，不见头骨，骨骼集中于坑西端。骨骼下有红烧土，不见其它随葬器物。这种杀牲殉祭的习俗，在游牧民族的丧葬礼仪中极为流行，但在西藏高原这一特定的地域，却不能不联系到古老的象雄本教礼仪中杀牲祭祀习俗来加以考虑。
　　有的墓葬有在死者身下和随葬动物身下铺放一层红色朱砂的现象。联系古文献记载分析，这应当与某些特定的原始巫术有关，很可能反映出西藏土著宗教――本教的某些埋葬习俗。
　　给我们留下悬念最多的，还是在皮央格林塘墓地同时调查发现的一处列石遗迹。这处遗迹位于格林塘墓地的北部，用经过筛选、大小大体一致的砾石在基漕内摆放而成，每一砾石带均由两排小石头并排组成，宽约0.12至0.2米，整个遗迹全长6.7米，宽4.3米，形状极似“迷宫”图案，排头起于列石的中部，向外层层回旋折绕而成，这种形状的列石遗迹在西藏高原尚属首次发现，对于它的真实含义尚不得而知。不过，从它位于墓地地势最为高阔的格林塘北部这一点推测，有可能系一处与墓地祭祀有关的遗迹。
　　通过对这批古墓葬出土的陶器工艺及其基本面貌的认识，为我们划分西藏高原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初步建立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年代体系，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我们初步的观察，此次阿里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为主，陶泥不纯，多含有石英碎末；陶色以红色、红褐色居多，有的器表颜色不匀，器表装饰比较简单、单一，以竖向滚印绳纹为主，也有磨光后刻划、戳印纹饰的；器型也较单一，以敞口单耳圜底罐为特色，变化不大。就制法而言，多数器物内壁有绳纹痕迹，且有凹凸不平的手指印，口沿、颈部有手指抹痕，说明陶器从制作到修整都采用手制（器腹采用模制），还没有出现轮制。总而言之，这批陶器独具特色，与过去西藏东部的昌都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香贝墓葬以及拉萨河谷的曲贡遗址等出土的陶器无论从器型还是从制法上都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格，而与近年来在札达县发现卡尔普墓地出土陶器最为接近，暗示着西藏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值得将来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
　　此外，墓葬中出土的一柄青铜剑其形式与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剑相似，类似的青铜剑近年来在四川盐源发掘清理出土的大石墓中也有发现，其间的文化联系发人深思。古代游牧民族的流动能力与活动范围，很可能超出今天我们的想象。
　　从墓葬中，我们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带回到内地委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进行了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范围为距今2725――2170年，或2370±80年。这个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秦汉时期，在西藏则相当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按照汉、藏文献的记载，在吐蕃王国兴起之前，西藏西部为古老的象雄王国（即两《唐书》所载之“女国”）的地域，直到松赞干布时期，象雄为吐蕃所灭，其地并入吐蕃。吐蕃王国灭亡之后，在象雄故地才又建立起古格、普兰等小王国。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明显要早于古格王国时期，在地望上又正处在象雄故国的中心区域――象泉河流域，联系到从杜齐以来直到近年来在阿里高原发现的卡尔普等墓葬的情况综合考虑，这种考古学遗存很有可能反映着相当于古史记载中的“象雄时期”或者更早一些的古代文化。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就为探索长期以来仅存在于文献记载中的古老的“象雄文明”，再次提供了一批科学可靠的考古学证据。
　　象雄故土上的神秘之丘――西藏西部古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揭开“象雄文明”之谜的窗口，也预示着“象雄考古”广阔的前景，它标志着在探索古老的象雄文明的前进道路上，中国考古学者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