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５则】 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中国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拉巴平措发表在《中国藏学》2001年第三期上的文章，是作者在北京2001年藏学研讨会上所作的开幕辞。文章对中国15年来的藏学研究作了整体介绍。第一，研究机构相续建立，专业队伍形成规模。西藏民主改革以后，藏学依托历史、语言、民族等相关科研单位，开展研究，初步奠定基础。80年代以后，由于党和国家对藏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研究机构，已达50多所，其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队伍具有一定规模，研究范围较宽，涉及学科较多，专业队伍强，是我国藏学研究的坚实根基。出现了一批专业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为藏学研究培养了人才，壮大了队伍。第二，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1949年到1998年，全国共出版藏文图书3200多种，其中有1000种是近4年出的。而同期论文24000篇，其中接近一半是后10年发表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工程浩大的《中华大藏经》的对勘和各种古籍的出版、研究。此外，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对民族民间遗产的大规模的普查、搜集、整理、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藏的考古、藏医药都已成为国际藏学界关注的热门学科。第三，学术交流更趋活跃，推动科研不断深入。除了各种国际学术交流以外，网络信息技术也进入藏学研究领域，加快了信息勾通，拓宽了藏学研究的表现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广宽的空间。第四，科研领域不断拓展，学科框架基本形成。藏学在原来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领域里，逐渐向深度广度发展，同时，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应用性的新兴学科也应运而生，快速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体系，成为藏学领域里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文章最后对藏学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具体做法。
　　
　　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李清凌发表在《中国藏学》2001年第三期上的文章指出，藏传佛教是指在中国藏民族地区形成，在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中普遍传播和信奉的具有明显民族性、区域性特点的宗教文化。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和滋育下形成和发展起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伸延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从藏传佛教形成的渠道看，在前宏期，佛教是从天竺和唐朝两路同时传来；而后宏期，无论是上路宏传，还是下路宏传，都不可能离开内地佛教影响，否则，藏传佛教就不是今日的面貌。因为从文化性质来说，印度佛教传入，是不同文化的引进，要经过一个与当地固有文化长时间碰撞，吸收、改造、消化的过程，而汉地佛教传入藏区，则是佛教传入汉地后，经过磨合、消化和扬弃后，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向边远地区伸延和推广，前者是异质文化的吸纳，后者是同质文化的交融。第二，从藏传佛教发展的环境看，固然不能排除印度等国和地区及民族的文化输入，也不能排除那些地方高僧大德的个人作用，但这种影响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的强大作用比较，其能量是无法比拟的。在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中，没有一个地区和民族能给它提供像中国内地那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藏传佛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及历代中央政府的呵护支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第三，从藏传佛教教义内容看，从密宗中的道教内容，密宗经典翻译中的儒家文化影响都可看出，密宗不论传入中国前，还是传入中国后，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与部分，源与流的关系。两种文化内在、密切的关联，也是藏蒙等信仰藏传佛教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联系的见证与结果。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詹真荣与熊乐兰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四期上的文章认为，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地区带来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优势主要表现在，天赋资源富集和有后发优势。后者主要表现为1、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前苏联开发落后地区的丰富经验，绕过许多艰难的探索阶段，并避免发达国家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2、可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已形成的先进的技术成果，从而在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上实现某种跨越，即缩短工业化进程，进入信息化时代；3、可利用发达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区向外转移某种产业的机会，乘机发展能够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的适当技术产业；4、可以利用几十个边境口岸的优势，立足国内通道，开拓国际市场；5、实行“三高一跨越”技术发展路线，即高起点、高技术、高水平，跨越式的加速未来支柱产业。
　　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面临的挑战主要是，1、来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西部大开发必须面临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市场，这种现实增加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全球化的难度；2、来自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核心产业是知识产业，21世纪将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知识型社会，于是高科技竞争，创新人才的竞争，对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至关重要。西部社会在合理利用和吸引人才资源的环境条件还不理想，这将是西部大开发面临的问题焦点；3、来自生态环境的挑战。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和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这个地区生育率又较高，要防止人口膨胀和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4、来自落后思想观念的挑战。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使西部地区的人们在接纳新观念、新技术、新信息方面，总比发达地区慢。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先富起来观念、积累财富的价值观念、人才观念和科技意识。
　　
　　传统藏族部落交换与买卖
　　星全成发表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三期上题为《民主改革前藏族部落交换与买卖述略》的文章。论述了藏族部落交换与买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并就藏族部落交换与买卖关系进行了剖析。藏族部落社会一直到西藏民主改革前，交换都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它长期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制约，加之商业贸易不发达，传统观念中鄙视商人，此外还有环境因素。经济交换不仅在各地普遍存在，而且在交换的时间、地点、方式上还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交换的时间，全年都可以进行，但作为集中交换，一般都在群众集会，如宗教法会期间，此外就是秋季粮食成熟，畜产品陆续上市时。在交换活动中，都遵循自愿、公平、便捷的原则。交换者的身份关系复杂，既有领主、头人，也有部落属民，还有宗教职业者，交换过程中很少出现欺诈现象。
　　在藏族部落中，买卖虽然不如交换那样涉及范围广，参与人员多，但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方式，在部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藏族对待商人普遍有一种鄙视情绪，主要原因有：1、部落头人垄断辖区的商业贸易，实行强买强卖。2、受盈利性特征影响。交换是互惠互得，买卖则是为了更多的利润。3、商人自身的因素。除了当地头人垄断商业活动外，还有一些商人穿梭于各地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贿赂头人，抬高物价，坑蒙拐骗，在社会影响极坏。商业贸易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头人干预并垄断商业；商品大都是藏区无法生产的东西；交易主要在农区，牧区的商业经济相对滞后；农区人的商品观念较浓厚一些，牧区则较为淡薄；从贸易方式上看，农区既有集市贸易，又有分散买卖，而牧区流动买卖不多，固定的集市贸易规模也小，而且是季节性的。
　　文章最后还介绍了民主改革前部分地区的商品比价。
　　
　　《藏文白话报》在藏发现及新闻史学价值
　　周德仓发表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三期上的文章，以实物考证的形式，对在藏首次发现的《藏文白话报》（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号）作了分析，证明此报不仅收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而且也在西藏发行，对西藏的社会政治发生直接的作用。文章说，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新闻史专家白润生先生研究，西藏最早的报纸当属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创刊的《西藏白话报》，西藏博物馆现存清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印刷的篇幅7页的残报。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藏文白话报》在北京创办，这是有关西藏的第二种报刊。《藏文白话报》由中华民国政府专门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职能部门――蒙藏事务局创办，其秘书科设办报处，全权负责《藏文白话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报幅面为23.7CMX16.5CM，开本大于32K，订口在上，上下翻动，石印。虽命名为“报”，但订成册，类似今日杂志。内容以汉藏两种文字对照排列，汉文在前，藏文在后。分设图书、法令、论说、要闻、文牍、小说、遗补等七个栏目，后附广告，栏目名称为汉文横书，下印藏文，红色印刷。正文皆墨色印刷。封面为彩色印刷，正中上方交叉五色旗，旗面红、黄、蓝、白、黑五色，以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封面文字自左至右三行，每行上下汉藏文相匹，最上面为报纸名称《藏文白话报》，中间为出版时间和期号，下为当局准许刊行标志：中华民国邮政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最下端有“本期奉送”。封面四周镶蓝色方框。《藏文白话报》具有很高的新闻史学价值，考察该报存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特点：1、其内容基本具备了现代报刊应具备的论说、新闻、副刊与广告四大要素，当属近代报纸无疑；2、宣传意味浓厚，政治色彩鲜明。其发刊词中指出“蒙回藏之于汉满，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优秀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近代以来的落后，“实由数千年墨守君主专制之政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报纸更像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据《新中国报》报道，报纸邮寄至四川西部，转发喇嘛庙和当地头人。喇嘛阅读后，报纸被视为神奇世宝，供奉殿中。地方官员还逐级向蒙藏事务局呈报，要求中央添赏数份以备观览，并获得批准。3、藏汉双语印刷，利于藏汉读者阅读，大大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当然这份报纸无可掩饰地保留了中国近代报纸向现代报纸过渡的痕迹，虽为报，具备了报的四大要素，但真正新闻报道几近于无，在装订上依然采用册页式，还没有转化为单张新闻纸。无作者名称，不署主编名亦无作者名，无版权页，无定价，不具备商品特征而未进入市场，反映了它作为新闻体的自体缺陷，但同时也客观地记录了藏族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存在，具有新闻史研究的特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