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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风波”新析(上)]新边城浪子在线观看

发布时间:2019-02-10 03:56:47 影响了:

  作者简介:双石,本名周军。著有《开国第一战一一抗美援朝全景纪实》、《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一一记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魂作楚天雄一一刘少卿将军传》,近8年来组织考察队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完成《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的复原》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及战斗考证》主题考察报告,填补了红军长征研究史中的空白。
  
  从“打通国际”说起
  
  评说“甘南风波”,就要从“打通国际”说起――这是“风波乍起”的由头之一。
  “打通国际”,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
  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他们自身的力量太弱了,他们面临的对手太强了,他们经历的失败太多了,他们付出的牺牲太大了!一句话,他们太困难了,他们太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祖国”的实际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帮助了!
  实际上,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尝试在沿海地区策划武装起义,寻求建立“打通国际”的红色港湾,盼望着那些悬挂着镰刀铁锤国旗的航船鸣笛靠岸,在送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谊”的同时,也把满载而来的武器分发给急待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群众
  在力量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这些尝试的结果可想而知。
  海路不成,就寻找陆路――与苏联、蒙古接壤的陆路通道。
  这种设想第一次见诸党内正式文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的1935年6月16日。当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由此可见,“西进”的设想,是党中央首先提出来的,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抽象而言,不放在相应环境和特定条件下来衡量来比照,是不存在“错误”或“正确”之分的――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军不也一样浩浩荡荡地“西进”了么?
  然而从来就没有在“真空”中发生的战争!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党中央虽然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实际上仍然是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远景”来设想的,更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刚经过大失败大逃亡的党内军内“打通国际”的普遍呼声与急迫心情的一种安抚性回应!因为几个月后的12月1日,毛泽东就在与张闻天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了对“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真正态度: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已!既或要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的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贷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然而这并不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共识。张国焘忽“左”忽右,北辙而南辕
  对于朱毛周张的这个电报,时任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是这样回复的:
  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这就不是战略远景,而是马上就要付诸实施的近期目标了。然而,此间的张国焘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其实并无定见,这句话也只是他犹疑不定头绪纷繁的复杂思维之一缕。因为9天后的6月26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嘟嘟嚷嚷道出的关于战略方向的意见,就已经与这句话“北辙而南辕”了――史载,在那天的会上,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的陈述也可资佐证: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国焘此前的“远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都谈不上“成熟的方案”,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个人私欲未得满足后的一种赌气!――如果还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心态就是:寻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而这种心态与志在“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要在风口浪尖上去为团队的生存发展壮大寻找机会的毛泽东等人的思维层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思维层次的差异后来演变而成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激化到了有可能在红军内部诱发冲突的可能,从而直接导致了党中央被迫率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也直接导致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尔后大举南下。尔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达撞南墙之后又不得不西进康北,张国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曾被他斥之为“右倾逃跑”的“北上”路线……
  而既或是在这些“激烈的争论”时期,张国焘“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一定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时有发作”。比如1935年8月初芦花、沙窝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分途北上之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又再度萌发过“西进青、新”之念。为此,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也曾多次去电反对和劝阻:“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不宜分兵出西宁”,“……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于是,张国焘在一番左忸右怩之后,还是选择了“南下”。结果如何呢?当事人之一的徐向前的亲历感言就力透纸背,足以一锤定音: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道出的。
  再次北上,有着复杂心结的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南下”失败之后,大伤元气的红四方面军被迫西进康北,舔伤裹创。此间,张国焘在不得不考虑“北上”的同时,又再次打起了“西进青、新”的主意,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这个时候,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北上”的议论和呼声,也越来越大。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康北,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期间,徐向前就在致朱张电中明确提出:“与二、六军会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而在红二、六军团进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6月中旬,他更是带着部分部队率先启动了北上的行程……
  前来会合后的红二、六军团首长“谋求党内团结”的表态,也使张国焘很难再作他想。张国焘是不得不怀揣着别别扭扭的复杂心结,踏上了北上行程的。而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怀揣复杂心结的应该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复杂心结”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闹僵了,分手了,分手后还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狗屁不是,这边还另立了一个中央!现在哩,还真让人家说着了:“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这回要是两边儿一照面儿,就是人家不给咱白眼儿瞧,咱是羞也不羞,臊也不臊?”羞愧,自惭,不服气,不认输,“你们也别太得意,是骡子是马,咱走着瞧……”如此这般的情绪搅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适的能够重新证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机会,其进发的动力也是很强劲的”……然而这种心结与宗派情绪一旦掺和起来,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负面效用之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怕”的心态也勿需讳言和回避:怕被上“路线纲”,怕被党内斗争“清算”!想当初,我们从通南巴千里转战,欢天喜地来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来的好些中央大员却一拉下脸子就指责我们“军阀”、“土匪”、“逃跑主义”。现在哩?我们落了难,走了“背”字儿,要再遇上他们,被损了骂了可能还算是轻的,要是再“开展党内斗争”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自保,恐怕是当时红四方面军许多人都在掂量的事情。正是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为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乃至会师之后的“故态复萌”,提供了生长的环境和条件。
  
  张国焘不来会合,毛泽东也准备单独“打通国际”
  
  几乎就在红二、红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的同时,党中央也在作“打通国际”的谋划。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基本战略设想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接通国际”,而相关的预案也一直在酝酿探讨之中。
  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之时,毛泽东与彭德怀也在讨论“打通国际”的路线――
  德怀同志: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现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丁、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戊、如能在东岸解决马鸿逵一部又能抢到船只时,或东岸虽不能而依据已得材料,我军有在西岸战胜马部之把握时,则均应难备西渡。
  己、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同时告诉左聂徐程四同志,亦望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毛泽东
  
  从该电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红二、红四方面军是否能北上尚无把握的时候,就准备以红一方面军的力量,独立承担“接通苏联”的任务。而在“接通苏联”的路线选择上,毛泽东比较倾向于“宁夏路线”,而对“西进甘凉肃”这片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估计,也比较乐观。
  这个估计与后来西路军的转战历程相映照,不能不说有“过于乐观”之嫌。
  一个多月后的1936年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至甘南地区,三军大会师之前景在望,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间的秘密谈判亦在进行之中。于是,中共中央“接通苏联”设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选的路线,就是宁夏――据说“夺取宁夏”是出自于张学良的建议。
  “宁夏战役”最初版本是这样的――
  朱张任同志:
  ㈠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㈡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 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击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2 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3 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洛、育、恩、博、稼、怀、凯、泽
  这是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其中“打通苏联”行动是拟与东北军联合进行的,分作三个步聚:第一步,以在河州(今临复市)以“西渡佯动”配合东北军取得甘肃西 部――可以简要概括为“替东北军盘下河西走廊”;第二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这里的“甘北”是指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原、固原地区,准备攻宁;第三步,乘结冰期(12月)渡过黄河,夺取宁夏。
  再简而概而言之,红军主力在实现会师图谋宁夏之前,得先为他人作一回嫁衣――红四方面军以西进佯动,帮助东北军取得甘肃西部,“接通苏联”。
  “分攻宁、青”
  ――西进甘西的最初设计来自毛泽东
  可能是张学良有张学良的难处――至少人家还没有与蒋介石公开翻脸,哪些便宜能占,哪些便宜不能占不好占,他肯定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番盘算,10天后,中共中央手中的“宁夏战役”蓝图,就大变了一个模样:东北军的参股没有了,战役第一步那个“为他人作嫁衣”,变成了“为自己作嫁衣”,而且不是佯动是真动――在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直接渡河西进,夺取青海和甘肃西部。
  8月22日,毛泽东拿出“打通国际”第一个“升级版本”与彭德怀蹉商――
  2 黄河结冰期究有三个月还是二个月。
  3 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迭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用少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4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箝制毛、王、何敌,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乎事实否。
  次日,在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的征询电中,这个意思就被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
  (一)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
  ㈦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到皮筏否。
  ㈦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
  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张国焘打电话就“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方案向其征询意见时,他的回复是:“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肃西部!”
  应该说,“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方案,是很对张国焘的心思和胃口的,也很对红四方面军诸多领导成员的心思和胃口的。而就是在基层干部战士中,如果能解除“再翻雪山再过草地”的顾虑和担忧――比如建立比较巩固的甘南根据地为补给后方,也是能够产生积极呼应的。
  这又是为何呢?(未完待续)
  
  (摘编自《西路军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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