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_石光荣最后什么军衔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子第一73代直系传人。1998年以《47楼207》杀出江湖，持续写作当下中国罕见的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痛快文字。韩毓海对他有这样的评语：马列风骨，毛鲁精神，北大文章，中国气派。
　　
　　参加抗战
　　
　　抗战时期，山东是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残酷的地区。村上经常过队伍，很多青年跟着走了。有的跟着国军，有的跟着伪军，有的跟着土匪，父亲不知是觉悟高还是运气好，跟上了八路军。可是八路军也很封建，一听他姓孔，不敢要他。因为山东老家一直信奉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孔子后代不论富人穷人，都是尽量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当兵的。近代以来传统社会解体，人民生活日窘，渐渐地孔姓之人也难守此训，做官经商者日多，但当兵还是一条大忌，往往要下大决心，或者改姓，或者更名的。
　　我父亲坚持要“参加革命”，并亮出了自己的硬件――私塾出身，相当于初中文化。八路一听，被雷住了，因为他们指导员才小学毕业。于是从不敢要，到几支队伍抢着要，最后费县县大队用一颗美国花瓣手雷收买了我父亲，给他们当了文书。我问父亲那颗手雷呢?炸死鬼子了吗?父亲说太漂亮了，全县就那么一颗，是刘少奇送的，舍不得扔，后来让一个女八路给偷去了。我想也许不是偷去的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
　　父亲讲过很多他们打鬼子反扫荡的故事，但我觉得都没有电影上演的好看――儿子永远觉得媒体比爸爸强。特别是父亲居然没有跟鬼子拼过刺刀，真没劲。多年以后方知，父亲讲的，才是真实的战争。比如半夜突然被鬼子包围了，抄起枪和手榴弹，嗷嗷叫着一边乱打一边就往外冲，等天亮一看，有光着脚的，有光着腚的，有嘴里叼着鬼子耳朵的，有手里拿蓿鬼子肠子的。我小时候觉得，爸爸这伙八路军，这仗怎么打得这么丑陋?这么恶心?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跟电影上的李向阳、赵勇刚他们比，简直是一群土鳖。可父亲老是爱讲这些，还说什么拼刺刀是拼不过鬼子的，如果没子弹了，就抓一把土往他们脸上扬，然后扑上去就咬。我心想这都是什么损招啊?电影上的八路都是一个人挑翻七八个鬼子，怎么到我爸他们这儿，改成流氓打群架了?
　　今天再想父亲所讲的场面，乃深深体会到那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每一秒钟，我的父亲都可能没有了。把那个场面千百倍放大，每一秒钟，我们中华民族都可能没有了。
　　
　　解放战争“仗打得就轻松多了”
　　
　　讲到解放战争，仗打得就轻松多了。父亲最叫苦的就是走路，一黑夜要走一百多里山路，走着吃，走着睡，走着撒尿。涟水战役华野失利，父亲他们被一路从苏北追到鲁南，国军离共军的尾巴只有5分钟的路程。有的战士跑到路边拉泡屎，就被俘虏了。父亲不爱看《南征北战》，说：“妈拉个巴子，一点不真实!”在我们看来，那已经是最真实的战争片了，里面共军死了很多，国军很威风，而且是解放军真枪实弹演的，里面的影星仲星火还差点被打死。父亲叨叨说：“我的这个气管炎，就是南征北战，让国民党撵出来的，他怎么不给演?陈老总说了，不会跑路能打胜仗吗?他光演打胜仗，我遭的这个罪为什么不演演?”但是讲到孟良崮全歼74师，父亲总是眉飞色舞：“奶奶的，这下可报了仇了，让你撵!三万多王八犊子，连张灵甫，带摊煎饼的，一个没跑了，全他妈收拾了!”
　　山东战场的几个战役之外，父亲主要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中，父亲一个人押运二百副担架过黄河，没损失一个伤员，立了三等功。我小时候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跟董存瑞比差多了。多年后我有一个机会，护送十二副担架去医院；刚过马路就丢了两副，到医院一数，还剩7副担架5个伤员。想想父亲当时上有敌机下有敌兵，民工都是乌合之众，而且伤员都脾气暴躁，神智不清，圆满完成任务确实不易。父亲说很多伤员疼痛难忍，就打护士，护士因为没有麻药，就流着眼泪任伤员打。这时候父亲大喝一声：“妈拉个巴子!你是国民党啊?国民党才打人啊!”这句话往往比麻药还管用，可见“国民党”一词当时已经臭到了什么地步。
　　父亲还抓过一批俘虏，我跟很多人讲过。有个电影里演过类似的情节，不知道编剧是不是辗转听到了我说的故事。一天夜里父亲他们排睡在坟地里，天蒙蒙亮时对面的哥们过来借火抽烟，火柴一亮，彼此发现是敌人，父亲他们手疾眼快，先端起了枪，结果俘虏了一个连的国军。父亲的立功表上有一项四等功，我估计可能是这件事。
　　后来的渡江战役就没什么可讲的了。父亲说国民党真不禁打，他妈的成群结队主动来投降，你想立功都没机会了。另外把我们的猪肉白面都吃了，那时的规矩是，反革命吃猪肉，新革命吃豆腐，老革命吃白菜。王八犊子们一传十、十传百，都投降过来吃猪肉，他妈的反革命反成祖宗了!我们这些老革命，端着白菜窝头在旁边看着，于生气没办法。还有林彪的四野、刘伯承的二野，也都渡了江，都赶来会大餐，其实凑什么热闹，陈老总一个人就够了。
　　父亲不懂全局的形势(其实读读毛选就明白的)，也似乎不知道三野的很多战事都是粟裕大将指挥的，他就对陈老总一个人“愚忠”，可见当时陈毅的个人魅力也是我们研究军史时不该忽略的。渡江后父亲不在先头部队。就一路跟着“捡洋落”。父亲领着一群山东哥们儿，胳肢窝里都夹块木板，上写某菜县人民政府，等部队把那个县一占领，某位哥们儿就去挂牌办公了。所谓山东干部遍天下，就是这么来的。
　　父亲到了苏州，就止步了。他讲到苏州，一个是大米真难吃，一个是大姑娘真难看。第一条我和我妈都赞同，因为粮店里卖的南方大米，东北人都不爱吃，宁肯吃粗粮，也觉得比那“籼米”香。第二条我不大相信，人们都说苏杭出美女，俺爹咋说不好看呢?母亲说父亲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他心里就知道那些“山东大妮子”。后来我想人在战争年代的审美观可能具有独特性，比如林彪就认为锦州出美女，此乃亘古未有之论。人家毛主席明明说了：“锦西那个地方出苹果。”他林彪非说出美女，就因为锦州是林彪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场。俺爹说苏州大姑娘难看，到底是在苏州遭受了什么挫折，影响了他对苏州妇女的观瞻，还是正话反说，本意是苏州大姑娘真好看呢?他在苏沪一带停留了好几年，但是具体做什么工作却语焉不详，只说过康生到苏州，他参与过警卫布置，每条胡同一挺机枪。我到苏州住在观前街时，晚上出去在胡同里溜达，想象着当年父亲也在这些石板上走过吧。
　　1953年，父亲被调到东北，准备赴朝参战。但还没过鸭绿江，停战协议就签字了。父亲吹牛说美国鬼子要是再不签字认输，等我过了江，哼，三八线就划到妈拉巴子美国了。父亲以为三八线就是用“三八大盖”步枪划出来的一条分界线而已。他很爱看抗美援朝的电影，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曾参加，看着过过瘾。
　　
　　军队外的军人
　　
　　然后是大裁军，父亲转业到鹤岗(他们山东人念“豪岗”)，后到哈尔滨，当了个小厂长。他50年代的历史我 很不清楚，看他履历表上没犯过任何错误，但官却越当越小，这一点不像陈老总，倒是像贺老总。到我出生时，他只在豆腐厂当了个车间主任，虽然说相当于分厂长，但职权是很有限的，也就能决定把豆腐渣卖给哪家养猪的，所卖的钱还不能私吞，而是全体工人一起喝酒用了。
　　从我小时候的角度来看，父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喝酒、聊天、骂领导、打儿子。他对待邻居同事都超级友善，别的孩子欺负我，他总是先揍我一顿，再去给人家道歉。外面遇到的任何人，他都能拉到我家来喝酒，不管家里有没有菜。他所骂的领导也到我家来喝酒，但他还是照骂，动不动就说：“老子是抗日干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你们他妈的坐享其成，走后门，不要脸，都是修正主义王八蛋!”其实他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他骂人家的所谓走后门，不过是送孩子参个军或者一斤肉票买二斤肉之类。他就这样慢慢得罪了很多“当权派”，文革时被人家批斗了多次。所以他70年代以后，经常骂文革，他认为的“文革”，只是66、67、68这三年。他把很多看不惯的事，都归罪到文革头上。比如我一顶撞他，他就说文革教坏了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一点不孝顺!我心想那你顶撞我爷爷，是谁教坏的呀?他还不喜欢简化字，说文革把字都简化了，他还得重新适应，写出来一点都没文化。但他写自己的名字时，从来不写那个“宪”的繁体；写我的名字时，也不写那个“庆”的繁体。他不知道简化字古已有之，民国时期就曾经公布过，新中国颁布简化字表也是文革以前的事情。他还看不惯青年男女手拉手“压马路”，说妈拉巴子文革把你们都解放成流氓了，大白天就手拉手，这不是国民党吗?其实哈尔滨风俗欧化，男女交际相对开放，文革前后基本没什么变化的。
　　文革后期，各城市都组织了工人民兵，相当于武警，人家就把他调去当了个分部的副总指挥，实际意图是省得昕他骂人。他干得挺得意，弄了支卡宾枪放在家里，还偷了几粒子弹。说当年有支“三八大盖”就不错了，第一次看见卡宾枪还是陈老总的警卫员身上背的。过春节的时候，趁着满城鞭炮震天，他让我冲天打了一枪，笑着说：“看你那个熊样，当兵不行啊，当个司令还行。”
　　他管民兵期间，是有点实权的，抓捕过不少著名流氓大盗。那些人没有一个恨他，更没有人在我身上报复。因为抓到之后，他总是去亲自审讯，把人家臭骂一顿，讲一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和你妈生你多么不易的大道理，最后问人家，你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陈老总吗?人家肯定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他就让人家写检讨书，按了手印，然后就放了。其中有几个还真的改邪归正了，父母拎着鸡到我家感谢。父亲说这不算走后门，把鸡收下吃了。
　　文革过后，工人民兵解散，他回到豆腐厂，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副主任他不愿意当，工人他当不了(因为不会做豆腐)，岁数也大了，就当了打更的。人家更夫都是天一黑关门睡觉，他却认真得很，兜里装根麻绳，夜里起来巡逻多次。他很会抓小偷，虽然上了年纪，身体又很胖，却能三下两下把一个小伙子捆得结结实实。他曾经酒后把我一只胳膊绑在桌子腿上，我用另一只手怎么解也解不开。他几次要教我这种绑人的功夫，但我出于逆反心理，没学。
　　父亲抓到小偷，还是喜欢给人家训话，然而这已经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小偷了，不管黑猫白猫，偷到荤腥就是好猫，谁还听他那套叨叨令?他最生气的，是有一次那小偷居然还反过来训他：“我说大叔，你让谁给忽悠啦?你还真把这工厂当成你自个的啦?你还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年头啊?我把话放到这儿，用不着我偷，这工厂出不了十年，肯定有个大号的贼，整个浪地、一根毛都不剩地，把它偷喽。你爱信不信!说句实惠的，大叔，趁着现在都虾蟆哈吃眼的，你也赶紧往家划拉点，将来人家一动手啊，你想吃屁都赶不上热乎的啦。”父亲听了大怒，给了那小偷俩嘴巴。我没在现场，但我估计那小偷看俺爹的神情，大概跟鲁迅《药》里夏瑜看红眼睛阿义差不多吧。
　　或许是打小偷的报应，父亲最心爱的东西被偷走了。90年代初，他兜里揣着他的转业证，他的军功章，还有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和一枚渡江战役纪念章，去老干部局上访，结果在公交车上，连同钱包一起都丢了。他写信告诉了我，我感觉到他的心在流血。我不能怪他粗心大意，我愿意用在北大刚得的一千元头等奖学金，买回那些金色的档案，双手呈放到父亲的面前。但父亲也知道这只是幻想，他之所以告诉我，是他知道，这世上只有我懂得他的心有多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