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沙尘暴之“前世今生”] 北京沙尘暴

　　随着春季的来临，“沙尘暴”又成北京关注的焦点。2008年1月24日的新闻联播有这样一则新闻：北京近年来的沙尘暴实际上是尘暴，“沙尘暴”这个伴随北京人多年的词汇，也许将逐渐淡出人们生活，被“尘暴”替代。那么，北京的沙尘暴究竟呈怎样一种发展趋势呢?我们邀请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北京自古风沙多
　　
　　“沙尘暴”这个词语大家都不陌生。从20世纪70年代“风沙逼近北京城”的惶恐到2000年12次强沙尘暴袭击北京，“沙尘暴来了”已然成为北京人春季生活的一部分。要理解因此产生的困扰，我们可以先从北京沙尘的历史谈起。
　　历史上的北京曾多次出现过强沙尘暴肆虐的天气。最早的沙尘暴记录是在公元440年(北魏太平真君元年)，当时上谷郡(包括现在北京延庆)“黑风起，坏屋庐，杀人”，之后短短数十年，史书中也多次出现“黑风拔树杀人”的纪录。隋唐时期，这一地区没有出现有关沙尘暴的记载。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气候温湿，周围沙尘暴活动本来就少；二是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幽燕地区及曾作为北朝都城的山西大同地区都成了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偏远地区，或者两种因素都有，但从全国沙尘暴天气描述罕见的情况看，应是以气候环境较好为主。辽金时代，随着气候变得寒冷干旱和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加强，有关风沙的记载开始多起来，作为金中都的北京地区“风霜”、“雨土”的记载尤多。之后，蒙古军攻占金中都，建大都于北京，游牧民族刚开始进入中原，未改牧业民族旧习，许多耕地荒废，自重视农耕，周围重新变为耕地后，沙尘暴再次降临北京地区，从公元1323年到1331年的9年中有7年出现多次沙尘暴天气。此外，《元史》中记载，公元1367年出现的飞沙走石的沙尘暴天气，前后整整持续44天。
　　明代276年中，北京地区共有95个年份出现春夏之交的大风沙尘暴天气，集中出现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以后的205年中，最为频繁和严重的时期是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及天启至崇祯前期。除春夏之交外，严重一些的年份延续到夏季，秋冬季节也出现沙尘暴。明朝北京地区有过几次特大沙尘暴，毁坏建筑，死伤人众，损失�重。史书对万历四十六年三月的一次沙尘暴描述为：“忽闻空中有声如波涛汹涌之状，随即狂风骤起，黄尘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及将昏之时，见东方电流如火，赤色照地，……又雨土蒙蒙，如雾如霰，……入夜不止。”明朝的沙尘暴如此频繁和强烈，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追究原因，明末我国处在干旱寒冷的时期，也与明政权北迁以后，对北京附近的破坏性大开发有关。
　　到清兵入关，建都北京之后，统治中原的268年中，有关风灾的记载有23年，其中演绎成沙尘暴的大风集中在康熙朝(公元1662年-1723年)较多，如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五月初一，京师“忽天气晦黑，有大风从西山来，势极厉，飞沙拔木，震动天地。”以后，关于沙尘暴的报道虽不多，也有记录，如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四月初八的“有怪风自东南来，阴霾蔽天，尽晦，京师尤甚，室内皆燃灯。”从史料记载的沙尘暴来看，明清的沙尘暴来自多方向，沙源较近。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战乱不止，有关沙尘暴的已载不多，《中国救荒史》记录了河北省北部1935年的特大风灾，应当是，次涉及北京地区的沙尘暴。另外，据老人们回忆，日寇统治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北京地区不但风沙活动强烈，且郊区多沙丘，沙尘暴活动可见一斑。
　　
　　风儿浑浊的背后
　　
　　竺可桢曾对文史记载的物候现象进行分析，将我国近3 000年的气候变化划分为四个温湿时期和四个冷干时期。北京沙尘暴活跃的时期多数是干旱寒冷的时期，蒙古高原上的冷高压气团势力强大，频频南进，不仅造成了北京地区以晴朗干旱为主的天气，而且也一路扬尘飞沙，夹带大量沙尘而来；另一方面，北京地区处于干旱寒冷时期时，植被退化和有叶期变短，地表土层干燥疏松，失去凝固力和保护层，每当强烈的西北风袭来，地表沙土也被卷扬。
　　从古文献的记载我们发现，北京地区始出现沙尘暴记载的北魏时期可以对应东汉一南北朝寒冷期；金代的沙尘暴也可与竺可桢所列出的南宋的干寒相对应；尤其是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干寒的时期，被研究第四纪气候变化的学者称为小冰期。但也有不相吻和的地方。事实上，沙尘暴的兴衰除了受大的气候环境变化制约外，山与人对土地利用的方式，干预周围自然环境的方向和程度有关。历史上，比京沙尘暴的兴衰与人对周边地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破坏有渊源。
　　1985年我们在北京从事风沙调查，恰逢丰台大葆台汉墓发掘。墓道长40米，宽8米，深3.7米，有五棺三椁、黄肠题凑。仅黄肠题凑就耗用柏木16 000根，合123立方米，墓外积实了大量木炭，历代统治阶级奢侈之风、对周围植被的破坏可见一斑。
　　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的沙尘暴记载就与洋河上游(今山西省大同市)的土地开发活动有关。辽金以后，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开发活动更是活跃，元大都的兴建和开发漕运，需要大量木材、石料，对周围采取了掠夺式的串坡集采、沿河道运输，使西山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陡坡和岩石裸露的山地已失去自我恢复昔日森林景观的能力。北京西山大规模采伐森林和运木的规模从元《运筏图》中可以大概了解。燕山是北京的屏障，宋辽战争频繁，大片森林毁于战火，营造木船数以千计，修道填路、安营扎寨也大量砍伐森林；“滚木”当时还直接作为杀伤敌人的武器。皇家贵族在近郊打猎，也常纵火围猎。
　　明初，统治者不得不发布禁伐令，军都山及盘山地区森林有了较好的保护，但很快就因为战争的需要开始烧山和伐木。边墙(明代对长城的称谓)一带“每年大放军士，伐木二次”，“四山尽烧，防有伏者”，后来连帝王陵墓和寺院周围也不能幸免。周围山地的一次次开发，使周围山地逐步向荒山、荒地转化。在北京成为经济中心后，土地开发活动也愈演愈烈，到清代乾隆年间，北京平原已是“耕垦相望，地无余剩”，当时北京附近皆旱作，冬春干松裸露的土地成为沙尘暴沙尘的最佳补充源。
　　
　　喜忧参半的变化
　　
　　对北京沙尘暴的真正性质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群众并不了解扬沙、浮尘和沙尘暴的区别；对袭扰北京的尘暴源，有的说来自沙漠，有的说来自旱作农田，也有人说来自干盐湖。
　　对此，我们除了分析北京附近各气象台站风沙活动的记录、史书、方志的记载，也对现代风口、植被覆盖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调查。根据北京各气象台站风沙活动的记录分析，扬沙、沙尘暴、浮尘 天气相对多寡以及大风的频率关系，可以将北京的沙尘天气划分为扬沙型、扬沙一浮尘型、大风浮尘型、浮尘型和沙尘暴型五朴。在各气象台站中，只有位于上风向风口地区的延庆，沙尘暴超过风沙㈠数的一半，为沙尘暴型；人兴、于台、朝阳区以及北京观象台等站为扬沙型站；其余各站为大风浮尘型或浮尘型。
　　另外，我们取样分析了北京地表沙尘堆积物的元素和矿物成分，并与上风向做了对比，发现北京的风沙物质也有不同来源。
　　扬沙为就地起沙。永定河、潮白河和御栖河古沙土沉积和城市建设弃土为主要沙尘来源。例如永定河，汉代前称“清河”，因在北京平原呈辫状水系，《水经注》 (北魏)中记作“襟水”；辽代泥沙量渐增，称“浑河”，后曾称“(小)黄河”，明称“无定河”。直到清代修筑了河堤，才钦定了“永定河”的名称。河床不断淤高，决口改道不断，在大兴平原留下五条沙带，成为北京的主要扬沙沙源。
　　沙尘暴及浮尘物质则主要来自上风向沙生暴多发区，内蒙古高原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农枚交错带早作农耕地和退化草原是沙尘物质的最主要提供者。受到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制约，上风向沙尘进入北京也有3个主要通道，俗称“风口”――它们是关沟、潮白河和永定河河谷。
　　近年北京出现的沙尘天气多为扬沙和浮尘，少见的沙尘暴强度咀较弱。例如，2000年4月6日出现的当年最强沙尘天气，最大风速14米／秒，最低能见度500米，属一般性弱沙尘暴。2006年4月16日所下雨土更是典型的浮尘下降。这可能与一般公众的感受和媒体的报道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重视植树造林，随着北京植被覆盖度的增加，威胁北京的风沙(主要指扬沙)日趋减少。例如大兴区古代遗留的几条沙带，都已变为林地或土地林网化，大大减少了北京就地起沙。而在北京周围，特别是处在北京上风向的燕山地区，结合三北防护林工程进行了燕山区绿化建设，虽不能彻底解决上风向风沙侵入的问题，但对减少沙尘暴袭扰北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近50年，无论大风消长，北京沙尘暴一直在减少。
　　但北京沙尘暴，尤其是一般风沙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近期扬沙仍占整个风沙天气的74％，并且相对比例有所增加(更长一点时段算扬沙占70％)。从这一点看，目前，北京的风沙仍以“就地起沙”为主，分析起来，建设速度快、弃土裸露多是原因之一，可以对建筑弃土采取用化学固沙剂喷涂的临时固沙措施加以解决。随着北京自身生态环境变得愈来愈好，尘暴和浮尘将成为今后威胁北京的风沙活动的主要形式，根治这类沙尘要从治理河北坝上和内蒙中部的土地沙漠化着手。
　　北京另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是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整个环境的干旱化不容忽视，这与大量的植树造林是矛盾的。在北京这样的半湿润环境地区，造林是否要有限度，是不是林越多越好?还有造什么林最适合，传统的浅根系杨林是否适合现代地下水埋藏深度较大的环境?这些问题提出来，还有待解决。
　　
　　结束语
　　
　　北京的沙尘暴问题由来已久，历史上沙尘暴肆虐时期出现在周围土地垦殖开发高潮时期，是人类经济开发与环境不协调的产物。纵观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开发适度，注重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做到人与自然相和谐，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一恶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