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渊源_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辛亥革命的开创性贡献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日本法政大学讨论这场革命的渊源，别有意味。　　古典汉字词“革命”的本义是革除前朝天命。近代以来，“革命”有了多重引申义，但我们今日讨论辛亥革命的价值与历史定位，仍然不能抛开“革命”的本义。
　　并非所有国家的主流文化都肯认以暴力更替旧政权的革命，例如日本，虽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不少理念，却拒绝革命，因为日本天皇制“万世一系”，不容革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天皇制框架内实现的近代变革。又如西欧中世纪各国，革命（revolution）指叛乱，长期做贬义词使用，十六世纪以后才逐渐变为中性词，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后方成为有限度的褒义词。而在中国文化系统，“革命”很早就被赋予正面价值，如《易传》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改朝换代、变革前朝弊政的合理性、合法性。但当一个王朝稳定下来以后也讳言革命，如汉景帝便在朝廷上制止儒道两家讨论“革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革命大行其道的时代。革命家言革命的不胜枚举，即以曾经批评革命的梁任公，辛亥后也肯认革命，他一九二一年撰《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文，对史上之革命做了颇具历史主义眼光的评议，梁先生说：
　　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我们稍加引申，“周朝的革命”，是指结束氏族—部落制，进入宗法封建制的革命。而“汉朝的革命”，是指秦汉结束宗法封建的贵族政治，确立宗法君主专制之下的官僚政治。而秦以后两千年间发生的多次“革命”（从陈胜、项羽、刘邦到朱元璋、李自成），导致改朝换代、政策调整，却未能改变宗法社会、专制帝制的基本面。辛亥革命则不然，它的明确目标是结束专制皇权，建立民主共和，从而导致国体、政体变更，社会形态兴革。辛亥革命虽然存在种种缺憾，然其在“革故”与“鼎新”两方面，都做出了首创性贡献，吾土吾民至今受其赐。
　　辛亥革命足可垂之青史的，从破坏一面言之，是推翻延续两千余年、近古以降已成社会进步严重障碍的专制帝制，使中国社会及人民得一解放；从建设一面言之，则是创建宪政共和，而辛亥首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拟订《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便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部颁行的共和宪政文件，并成为民国约法的初范。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鄂州约法》的修撰者宋教仁、汤化龙以及参与研讨者张知本、居正、张国溶、黄中恺等人，皆为日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此一蕴藏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节点，值得我们深加探讨。
　　清末留日热潮与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
　　古代曾有日本“留唐热”，导致汉字文化在日本的纵深流播，成为日本向中国借鉴学术文化的重要环节。千余年后，明治维新使日本“豹变龙腾，化为霸国”（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载《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223页），中国朝野决计效法东瀛，遂大举派遣留学生赴日，形成规模空前的“留日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向日本派出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这不仅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创造了一国向另一国派遣留学生的新纪录。留日学生编纂的书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洞庭波》、《浙江潮》等成为清末影响巨大的革命读物。
　　从清政府而言，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派遣留学生的主要意图是学习技艺层面的科目，军事、法政都严加控制，但实际运作下来，这两类的留日学生甚多，一来是私费留学愈益增加，其所选科目政府无法控制，二来中国士人熟悉社会、人文学科，留学较易。
　　清末留日学习法政的特别多，从国内需求而言，原因有二：一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树立了仿效西洋宪政的范例，中国官方和知识界趋之若鹜；二者清末立宪呼声日高，立宪派渐趋活跃，向域外访求样板，成为一时风尚，革命派也十分注意宪政建投。这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清末赴日研习法政者甚众，而进入设在东京的法政大学就读者最为集中。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兆铭、汤化龙、张知本、居正、沈钧儒等为其代表，而他们在法政大学接受的西方法政知识，在清末民初宪政建设中发挥了效用。
　　日本明治时期学习西洋法学，略有三系：（一）一七八二年司法省之下设立“明法寮”，以教授法国法为主。（二）一八七四年开成学校设立法律课程，以教授英国法为主。（三）一八九三年帝国大学下辖之法科大学增设德国法科。
　　法政大学的前身为一八八○年（明治十三年）创立的东京法学社，一八八一年设东京法学校，一八八六年成立东京佛学校，一八八九年东京法学校与东京佛学校合并为和佛法律学校。一九○三年和佛法律学校更名法政大学。早在东京法学校与东京佛学校时期，即聘法国法律大博士波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讲授民法契约篇。波索纳德任教东京法学校，所授之法学体系有两大特色：一为自然法原则，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二为人道主义，尊重公民的人权。这种自然法，强调民主原则下的国民主权和权力分工（三权分立），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基于日本国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制订的明治宪法主要采纳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实行权威主义的天皇主权论，波索纳德的自由主义法学未能进入日本政坛主流，被边缘化的波氏于九十年代黯然离日返法，但波索纳德传授的法国法却奠定了法政大学的法学基础，并成为日本法学的重要一支。
　　一九○四年，应中国留学生范源濂建议，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校长）梅谦次郎（一八六○——一九一○）与清朝驻日公使商定，法政大学兴办“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解中国渴求近代法政人才的“燃眉之急”。每期学制一年或一年半，前后共五期（班）。这种短期教育当然不可能培养精通法学的专家，却可以较迅速地训练粗知法学的应用型人才。由于进入法政速成科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学问根柢深厚者，经此短期近代法学训练，亦涌现一批法学干才。